很快地打通了相應的關節，劉鴻生特攜鍋爐專家金芝軒帶領十幾名工友同行，在宜興日夜奮戰，很快地建起十幾座新窯，試燒結果十分成功，窯主們自是喜出望外，甘願實踐約言，並在劉鴻生的提請下，招收一大批柴民為燒窯工，柴民們收入固定而且高了，也較打柴少了些辛苦，原本的恐懼也自然消失了，而且出於感激，也鼓吹燒用開平煤，一下子贏得了大數量、大批量的用戶，銷路大開，而且聲望日隆，信譽日增。劉鴻生又迅即采取了幾大措施，不但在上海增設煤號，而且在長江整個下遊各城鎮設分號，建碼頭，並延伸至長江三角洲的廣大農村，改農村幾千年燒柴為燒煤，建立了廣泛的銷售網。幾年前，開平煤在上海銷量甚微，別的城鎮更是空白，如今不但在上海的數量劇增，沿江各城鄉，銷售總量也極為可觀。由以往的默默無聞，一舉而躍居煤炭銷售首位，使同業無法望其項背。
投準一次世界大戰的良機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劉鴻生當即察覺到這是一個很好的時機，首先是英籍職員必然大批回國，其次是英國在華的輪船也必大批回國，更重要的是列強們忙於戰爭，無暇東顧，國內民族工業必因此而大發展，用煤量自然也會大增。
針對這三點，他搶先行動，一是向總公司提出要求，請得長江下遊外商的銷煤權，英籍職員果然很快地撤了，這一大宗銷售權又歸了劉鴻生。
二是英船撤離前，就預先與有關船商訂了運輸合同，英輪一撤，公司大量煤炭堆積在秦皇島，急得司脫諾團團轉。劉鴻生相機提出自運，並乘此壓了煤價，而運費雖迅速上漲，船主也隻能按原合同收，如此兩下裏一煞，劉鴻生就大賺了。在秦皇島交貨，每噸煤價約白銀六兩，每噸運費約為白銀三兩多不到四兩，這樣運到上海的每噸成本在九兩到十兩之間，而銷價卻在十四兩左右，這一周折，每噸憑空為劉鴻生生出了四至五兩純利，僅此一項，三年下來，就是一百萬兩銀子。（是銀子！）三是大力加強原煤號的銷售能力，高傭金雇傭能手，廣開銷路，委托英商殼件洋行購下浦東董家渡沿江地皮，與人合建了董家渡堆棧，被時人稱做北棧，後一直習慣地沿稱。另外是極力擴大銷售能力。民族工業用煤量增長甚快，劉鴻生雖說掙了很多錢，可均已投入了擴建，再增建煤號已無經濟能力。眼見市場需求大增，而公司又急於大量產煤無法銷售，劉鴻生豈能放過這一良機？他首先“獻策”，以救公司之急。原來1912年原灤州煤礦因懼於辛亥革命後的形勢，將礦權交給了開平，自此改稱開灤礦務總公司，年產煤激增至一千餘萬噸。大戰爆發，運輸失據，而北方的幾個售煤處又不得力，總公司唯寄希望於上海的劉鴻生，深為大量積壓而頭疼。
劉鴻生“獻”的“策”是：他可以治妥上海一家信譽好、資金厚、銷售能力強的大煤號為總公司銷煤，隻是總公司得做出些優惠保證而每年訂一次合同，注明煤價，一年內銷價上漲，出礦價不漲；銷價下跌，出礦價下跌；如果與同業競爭不利，出礦價再削。總公司急於銷售又覺得這是一條可行的銷路，就接受了下來。得到許諾，劉鴻生又轉回頭來與上海另一家大煤號義泰興協商，說如果該號肯於接受他的七、三分帳（義泰興得七，他得三）的原則，他就以這種優惠條件代義泰興與開灤礦務總公司一年簽一次合同。義泰興的總經理杜家坤覺得這種旱澇保收穩賺不賠的買賣實在做得，也早想銷售開平煤，便欣然同意了。這樣一來，開灤礦務總公司不再愁積壓，也得了利，義泰興也穩賺幾年好錢，可真正得實惠的還是劉鴻生，他兩麵得好不說，還一文投資不花，一力不費，隻一年代簽一次台同，借財生財，分得三分紅利！
這幾年間，他鼓足了風帆，一刻不停地拚全力在商海中疾駛，而精力之旺盛，頭腦之清醒，洞察之高超準確又少有其匹，他直接經營的煤炭銷售量最多的一年高達二百五十萬噸，約占開灤礦務總公司年產量的四分之一，收益年年在幾十萬元，最高時達一百萬元。十年經營，到一九一九年一戰結束，他隻有三十歲時，就變成了名震上海灘的“煤炭大王”。
滾煤成球戴上了煤炭界的王冠，劉鴻生並不滿足，他仍在鼓足風帆疾駛，不斷擴大煤炭經營。一九一七年，他得知直隸（今河北省）臨榆的柳江煤礦招股，就投了十二萬元，得任董事與常務董事，並在開采與經營方麵提供了不少真知灼見的方案。劉鴻生雖隻讀一年多的大學，學識卻很豐富，而且靈敏非常，幹什麼，全力鑽什麼，講究科學，重視知識，除虛心向富有學識的人請教外，還千方百計購買有關書籍，實在沒有英文本的，也買其他外文本再設法請人幫助翻譯，由於性靈，基礎好，而又用心專一，很快便可精通。比如對煤炭，幾年的功夫，隨便挑出一塊煤，就能準確地指出它的名稱、產地與成分。因此，他不僅是“大王”，而且是專家。對煤炭是如此，在他所經營的其他企業上，也是如此。
成了專家，再加上不斷地觀察，不斷地動腦筋，自會開辟出新的財路。比如，當劉鴻生看到裏弄間攤滿了新製的煤球時，又當即觸動了他的靈機。煤球是上海廣大居民唯一的生活燃料，消耗量大，時間持久。劉鴻生當機立斷，於一九二六年二月，約集了幾家同行共辦了一個煤球廠，采用機器製作與烘幹，而且原料是使用的價格低廉的白煤粉屑。一上市，當即深受歡迎，銷路大暢。因為白煤雖次，但作為家用燃料，還是完全可以的，而自買煤一家一戶手工製作，費工費時不勝其煩不說，場地也往往成問題，這現成的煤球又省事又省心，至於幾個錢的差價，人們並不多慮，因而一時間買煤粉的幾乎絕跡，劉鴻生幾乎壟斷上海家用煤的供應市場，那一家一戶忽略了的幾個錢的差價，紛紛在劉鴻生帳房裏積上成山。
如今，在上海賣煤球已是司空見慣，卻不知這是劉鴻生於七十年前的首創。首創而無專利權，深謀遠慮的劉鴻生深知總會有一天出現新的競爭對手，就預做了準備，待幾年後，新的競爭者效法而起，盡管新黑煤球在質量上強過舊白煤球，可白煤球已撈足了大錢，而一九二九年劉鴻生新建的第二煤球廠所產的煤球，不但質量好，而且改進了外形，更便於用戶使用，在市場上仍是穩拔頭籌！
一九二九年初，一向重視各方消息的劉鴻生得知位於徐州地境的賈汪煤礦，由於連年內戰，交通阻塞，更主要的是管理不善，已負債累累，料準其必將破產。同時又想起年前曾聽地質學家丁文彙無意中說的一句話：
“老弟經營的開灤煤固好，可還有個賈汪礦，我是認真考察過的，無論儲量還是煤質，都是足以與開灤礦相抗衡的，如果說開灤的是無煙煤之寶，賈汪的就是煙煤之珍！”
年前的一次無意的閑談，年後的一則有意的聽聞，便使劉鴻生下了決心。由於此時他已投資興辦了許多企業，占用了他的大部分資金，所以多方籌集，恰值賈汪拋售時，籌足了八十萬元，便將煤礦接到了手。
盡管劉鴻生投資的企業不斷增加或擴展，但使他發家的開灤煤的營銷一直沒有放手，也一直保持與開灤的合同關係，因而如果經營開灤之外的煤，開灤肯定會以影響其銷量相詰責甚至改變合同的。經營他投資且為常務董事的柳江煤，因是無煙尚可混過，可賈汪的是煙煤，那就無所遁詞了。劉鴻生有劉鴻生的辦法，在一九三０年五月二日將賈汪礦更名為“華東煤礦公司”，一切主事人名單中，根本沒有劉鴻生的名字，卻均由劉鴻生牢牢掌握。
一機技成新大王投機倒把，前些年被極左者批得一塌糊塗，令人大有談虎色變之勢，其實，平心而論，這實是經商的要訣，不投機怎得收益？不倒把怎得溝通？不投機倒把便無利潤可言。關鍵是手段是否正當。劉鴻生正是個投準良機的專家。
一九一九年夏天，蘇北發了大水，大批難民湧入上海、蘇州等地的街頭，社會各界紛紛發起救災活動。此時年已三十一歲做了寧波同鄉會會長的劉鴻生自不例外，並慷慨解囊自捐了五萬元。
眼看著日夜流落、擁擠、愁苦於街頭的大批難民，劉鴻生心裏很不是滋味，老弱因為可憐，一些年輕力壯的人也陷入了災難中，空有力氣，換不得飯吃，豈不可憾？“年輕力壯”，對！正可為廉價勞動力的來源！恰在此刻，又得到一位同鄉的提示，劉鴻生便訂下了個大計劃，並立即著手實施。
辦火柴廠！
一則，火柴生產工藝簡單，手工操作量大，足以安置大批難民；二則，火柴為家家必需，而價低、量大，上漲些微，人不為意，可大宗些微就成巨大，效益定為可觀；三則，他早有在蘇州辦一火柴廠的宿願，今日適逢其機；四則，目前市場銷售的本國火柴多為極不安全的黃磷火柴，幾家生產安全火柴的又規模甚小，倘能生產出像樣的安全火柴，不愁銷路。
說幹就幹，僅幾個月的時間，在未影響其他經營活動的同時，劉鴻生讀書之外，還抽空到日本考察，熟悉了有關火柴生產與銷售的一切，不惜重金聘用了中外專家，購足了進口設備，於水災的轉年，即一九二０年春即以十二萬元的總投資興辦起了鴻生火柴廠。此時辦廠是最好的機會，因為大批難民實是重大社會負擔，單靠救濟，杯水車薪，解決不了根本，辦起實業來安置才是正途，是一種為災民提供生產自救的辦法，即當時流行的所謂“實業救國”。有了救國救災之名，深得人心，買地皮，辦注冊，請貸款，直至稅收都得優惠，而災民又是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動力。由於劉鴻生善於經營，又投準了這一良機，不僅開工迅速，獲利豐厚，而且聲譽日隆。過去雖說聲譽也挺不錯，但到底頂了個“買辦”之名，辛亥革命前還好，特別是“五四”以後反對列強、抵製洋貨的口號日響，便有些不妙了。如今有了救國實業家的稱號，自是甚得人望的。客觀地說，劉鴻生是愛國的，對災民是同情的，絕無趁火打劫之意，但也不排除乘機取利之念，實是名利雙收。僅經幾年的辛苦經營，就又獲得了“火柴大王”的稱號。
投準一機，下仨大蛋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民族工商業得機迅速發展，上海尤為顯著。而戰後，相對於內地及沿海其他城市而言，上海的局勢是偏穩的，因而許多外地企業不斷向上海滲透，其中包括開灤礦務總公司。該公司鑒於一戰之初的困窘與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下遊市場的日益看好，便也加緊對上海的滲透，決心不再隻依靠一個劉鴻生，在以考爾德為經理的上海辦事處的基礎上成立了開灤煤礦上海礦務局。由於國內局勢的動亂與變化，外地入滬商業日增，到了1926年夏更有抬頭之勢。劉鴻生早已察覺並關注著這一動向，銳敏地預料到上海的一些有關商辦廠的固定資產必然走俏，特別是地皮，更特別的是沿江沿海的地皮，勢必是越炒地皮越少，越炒地價越高。
基於這一判斷，劉鴻生眼睛盯緊了沿海，心裏盤算起了地皮，終於給他選準了兩塊，一塊在浦東，他買下來建了他的新碼頭；一塊在浦西，買下後卻不使用。浦西這塊叫日暉港，在當時較浦東周家渡那一塊要冷清得多，而價格卻很昂貴，用了白銀三十五萬兩，而且是托了財政要人才於一九二六年尾購置到手的。因係“重金”，原主將地上的一應浮產其中包括一個叫做日暉的織呢廠的全套廠房與設備，也一並轉給了劉鴻生。對此，一些人感到困惑，可沒困惑得多久，便豁然了。僅過了幾個月，地價便飛漲了起來，到了一九二八年四月，開灤礦務局出於擴大銷售的原因，急需一沿海碼頭，而沿海地皮幾乎罄盡，現成碼頭誰還轉賣？即使有，價格也高得嚇人，隻好轉而“求助”於老相識劉鴻生，劉鴻生“慷慨”相助，將浦西這塊地皮轉賣給了開灤礦務局。“便宜”作價為九十萬兩銀子，並附加兩個條件：延長十年合同、浮產仍歸劉鴻生所有。這樣，劉鴻生“投”準了這一次地皮之“機”。“養”了僅隻一年又四個月，就為他下了三個大“蛋”：一，淨賺白銀五十五萬兩，是原購價的一倍半有餘；二，開灤在上海建立公司後，實有自家經營起碼不再依靠劉鴻生之意，一九二四年劉鴻生重訂合組售品處合同時，隻訂了個五年，劉鴻生卻以浦西一地皮換取了延長合同期十年的承諾，保住了經營開灤煤的財源；三，用原日暉織呢廠的廠房材料與機械設備在浦東周家渡興建並開辦了一個“章華毛紡織廠”（初時曾一度取名裕華）。五十五萬兩白銀、十年合同、一個廠，三個“蛋”都不小。
兩踐誓言，弦外有音劉鴻生二十歲前曾兩次受辱遭輕，兩次他都立下了必報的誓言，後來也果然實踐了。因此有人認為劉鴻生的這兩次舉動純是出於耿耿於懷，為出一口氣。實際上，從劉鴻生的日記、為人，特別是從處理這兩件事的結果分析，絕不盡然，而是另有深意，這也是劉鴻生的善察與精明處。
這兩件事，一件是為上海聖約翰大學建立社交館；一件是收購蘇州燮昌火柴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