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心如和四川美豐銀行
康心如（一八九０—一九六九年），祖籍陝西成固，生於四川綿陽。名寶恕，號以行。一九一一年加入同盟會，不久，去日本留學。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在成都籌設中華民國聯合會四川分會，創辦《公論日報》。後往來於北京與上海之間，參與反袁世凱鬥爭。一九一九年開始經商，任四川美豐銀行協理。一九二六年任經理。依靠劉湘主持，得以迅速發展。抗戰期間，自任重慶臨時參議會會長。建國後，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財經委員會委員，全國工商聯執委等。並參加了民主建國會。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六日於北京病故。
縣太爺的二公子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
曆史的長河已經流到了十九世紀末葉，但仍然衝不掉蜀道的陡峭和崎嶇。然而，人們或為了謀生，或為了作官，盡管蜀道再險，也要去闖，去攀援。登劍閣，入劍門，人們絡繹不絕地走進了天府之國。
這天，秋末冬初，川蜀大地一片淒涼。一輛馬車載著康壽桐一家由陝入川。
康壽桐坐在車上，一邊吟詠著唐朝大詩人李白的《蜀道難》，一邊領略和觀賞著山川之險。
康壽桐祖祖輩輩都是清朝命官。他此次入川，是到彭山縣榮任縣太爺的。
康壽桐一家途經綿陽時，馬車上忽然響起嬰兒呱呱墮地的哭聲。女仆向康壽桐報喜，說道：
“老爺，又添了個公子！”
康壽桐樂得合不攏嘴，心想：
“既榮任縣令，又喜添貴子，真是稱心如意。此子就叫‘心如’吧！”
這個生在路上的縣太爺的二公子，就是未來的重慶金融巨頭康心如。
這一年，是公曆一八九０年做為縣知事的二公子的康心如，無憂無慮地在縣太爺之家長大。
父母的遺傳以及家學的深厚與淵博，使康心如自幼聰穎，且才學過人。他耳聞目睹父親在封建王朝做官的種種經曆，便也非常自然地從小就十分仇視封建製度以及封建思想體係，而對西學東進中的新思想、新知識懷有一種天然的熱情與興趣。
據載，康心如從十一二歲起就開始閱讀涉獵新報，並從中獲取新思想。一九０六年，他十六歲時考入了成都的客籍中學堂。此間，他開始不斷地接受其長兄康心孚的思想引導。
當時在日本早稻田大學苦讀的康心孚不僅是康心如的大哥，他還是康心如的思想的啟蒙者。早年，康心孚在父親積極推崇維新變法思想的影響下，也成了維新派首領康有為、梁啟超“康梁變法”的積極追隨者。“康梁變法”最終失敗，使康心孚對封建王朝徹底失望。他於是懷著另辟他路拯救中國、收拾河山的決心、理想和一腔熱血，毅然東渡日本，在櫻花盛開的早稻田，找到了中國的希望。
康心如在日本加入了孫中山先生一九０五年創立的以“驅逐韃虜、恢複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為綱領的中國同盟會，以新的民主思想同資主階級改良派進行尖銳的鬥爭。
康心孚為拯救祖國、拯救民眾的事業而英勇奮鬥的精神影響了康心如。此外，康心孚還在他們兄弟之間不斷往來的書信中，循循善誘地向康心如講述日本“明治維新”之後的變化以及腐敗的清政府必須推翻的道理。當時的康心如，對他遠在日本的大哥，簡直是懷有一種宗教般的虔誠、崇拜和信仰。他從康心孚的信中所讀到的、聽到的、看到的，全是他過去所不曾接觸過的。而大哥在信中所勾描出的那幅世界發展的景象，同康心如身處的這一塊陳舊、古老、封閉、落後、凝滯以至令人窒息的大地，簡直有天壤之別。於是，康心孚在信中所宣傳的主義和真理就更令康心如這個涉世不深的青年人著了迷。
此間，康心如不僅大量接受了新思想，還身體力行地在四川大量散發康心孚從日本郵寄來的《民報》、《革命軍》這一類在日本的革命者創辦的宣傳民主革命的進步書刊。康心如在具體的革命實踐中，感到了他的自身價值的實現。
康心如在革命書籍的熏陶和孫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響下，熱血沸騰，激情滿腔，並立誌投身革命。他覺得與其在學堂中繼續接受舊知識，還不如幹脆掙脫出來為革命做一些實際工作。
康心如是個行動性很強的的人。他說到做到，沒過多久，就毅然中途輟學，年僅十六歲便大膽地開設了“粹記書莊”。這可以看做康心如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自此，康心如徹底地從按部就班的舊學中掙脫了出來。
在長兄康心孚的支持和指導下，康心如的小書店除了經銷金石碑帖一類文化用品外，主要是推銷《民報》、《革命軍》、《黃帝魂》、《三十三年落花夢》這些宣傳民主革命思想的書刊以及可羅版畫冊等。
康心如經營的這家“粹記書莊”雖店麵不大，但來此購書的人卻絡繹不絕，一時間在成都竟小成氣候。十六歲的康心如也成為人們議論讚美的對象。
後來康心如回憶當年“粹記書莊”的經營，他覺得書店之所以生意好，是因為他出售的都是適銷對路的書籍。因當時的民眾對清王朝的統治已普遍失去了信心，但又無力改變，所以人們寄希望於從國外寄來的進步刊物，渴望從中尋找到救國救民的良方。在這種社會背景下，康心如經銷的進步書籍自然是滿足了大眾的需求，因之他的小小的獨此一家的“粹記書莊”才可能行銷一時，在書報市場中站穩腳跟，並因此而獲利不小。
此時的康心如對他個人未來的發展及前途的認識，盡管是模糊的、朦朧的，也不知道自己今後究竟會幹什麼，但他還是在書店的經營中，發現了自己對經商還是頗有興趣，而且是具有經濟頭腦、嗅覺和眼光的。同時他還堅信他自己是能幹好這一行的。但這些在當時不過是一時的興趣而已，因為無論在民眾的心目中，還是在大哥康心孚那些進步知識分子的心目中，唯此為大的還是政治的維新、民主的革命、民族的覺醒。這才是最最首要的。第一性的。所以康心如在十六歲的時候，並沒有選擇沿著“粹記書莊”的路走下去，而是以熱血男兒的姿態，全力投入了他最關注也最熱心的革命運動中。
東渡扶桑民不聊生，何以經商，於是沒過多久，康心如關掉了他的“粹記書莊”，離開四川，到他向往的革命思想中心上海去了。
康心如第一次離開生他養他的家鄉，第一次離開了他年邁的父親和親人們。
一九一一年春，由上海開往日本的輪船上，一個個頭不高、戴著近視眼鏡的青年在甲板上，穿過茫茫的藍色大海，向故國回首。
命運的船把這個青年從遙遠的川蜀大地，送往島國日本，並由那裏開始他探求人生的漫漫之旅。
這個站在甲板上被海風吹亂頭發的青年就是康心如。船舷上有翻飛的鷗鳥。水天一色中，輪船不時發出沉悶的鳴笛。祖國的大陸已看不見了，上海港也已看不見，而四川成都更是看不見了。
康心如此次東渡日本，正是在重複他長兄康心孚的經曆。他們同樣操著一口川腔從上海港起程，同樣站在甲板上望著遼闊的大海感慨萬千，他們同樣懷著濟世救國的宏偉抱負而到了日’本，也是同樣就讀於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專科。不同的是康山如比他的大哥晚幾年，不同的是，因康心如所走的是他所崇拜的大哥的同一條求學、革命、救國的道路，所以他的心情也就更為激動。他覺得，由此他的生活將開始揭開嶄新的一頁。
在康心如赴日本讀書之前，他已在上海停留了一段時間。對於一個內陸省份的知識青年來說，上海無論在哪方麵都使康心如大開眼界。大上海十裏洋場，燈紅酒綠，但康心如並沒有被這些迷惑。在長兄革命思想的影響下，他格外關注的是上海的政治經濟狀態以及民主文化思想。後來，在康心孚的介紹下，康心如在上海很快也加入了中國同盟會，並決心為宣傳孫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做一些實際的工作。
為了儲存和培養革命的後備力量，康心孚認為，心如還應首先到日本去深造，唯有在日本才可能更了解外麵的世界，對探尋救國之路才會有更深刻的認識。於是在大哥的幫助下，康心如遠涉重洋。他信任長兄的安排，甚至這種信任是帶有某種盲目性的。
在日本留學期間，康心如以一種深沉的民族責任感，潛心研究世界發達國家的政治經濟理論，特別是日本這個國家自“明治維新”之後的發展和變化。此間，日本國土上美麗的富士山和漫山遍野的爛漫的櫻花，沒有能吸引他。他倒是在對日本政治經濟的考察中，被“明治維新”後發展起來的三菱、三井那些大壟斷資本集團經營的宏偉成就所深深地震撼著。康心如對此驚羨不已，他認為這就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複興的開始。而這同樣也是使中國國富民強的出路。康心如對三菱、三井式的經營方式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十分向往這種經濟事業。強烈的震撼和撞擊隻能使康心如更加慨歎中國的無望，自然也使他更加決心改變中國的封建與落後。
此時的康心如還沒有意識到他對於人生的真正追求和渴望，也不會想到日後他正是以三菱、三井為模式，把他的美豐也經營成了一個巨大的美豐資本集團。
美豐銀行離不開康心如歸國後，康心如曾到北京暫住。
一九二一年，康心如的四川老鄉、重慶大鹽商鄧芝如來到北京，並住在康心如的家中。因鄧芝如的父親曾在四川當過候補道，和康心如的父親換過帖，有深交，所以兩家成為世交，多年來素有交往。與鄧芝如一道來京的，還有曾在重慶“天順祥票號”當過上街（營業主任）的陳達璋。他們此行的意圖，就是想通過京城的活動，為鄧芝如爭到中美合資的中華懋業銀行重慶分行經理的職位。
鄧芝如來到康家，顯得雄心勃勃，興奮異常。他大談唯有同洋人合作幹點什麼，生意上才會有更大的發展，並譏諷康心如一輩知識分子是書呆子，百無一用，不會活著。當時的鄧芝如對書生氣十足的康心如可以說是毫無戒心的。
鄧芝如專程跑到京城尋求洋人作生意夥伴，這在當時的民族工商界，是非常時髦的一種做法。其背景在於侵華的各帝國主義國家與中國政府簽訂的各種不平等條約，為外國人在中國發財提供了各種優越的條件，於是一時間“洋務運動”波瀾壯闊，連遙遠內陸的鄉紳商董鄧芝如這樣的人，也不願錯過與洋人結合的機會。
鄧芝如腰纏萬貫，他不信用金錢就活動不出一個合資銀行的經理來。他此行北京是抱著不成功便成仁的決心的。他一進京便找到了四川聚興誠銀行分行的經理張熙午，並托付在銀行業人頭熟、交往廣的張熙午為之上下通融，左右活動。
康心如在鄧芝如北京活動的過程中，開始對國內銀行業的狀態有了一定的了解，加之他對金融這一行當有興趣，便也積極為鄧芝如出主意、想辦法。
其間，為鄧芝如疏通活動的張熙午找到康心如，因張熙午也是四川老鄉，他們在北京也素有交往，所以張熙午有些事情願先同康心如商量。這天，張熙午告知康心如，他得知上海美豐銀行的總經理、美國人雷文（Frank．Jd．Raven）的代表麥利已抵達北京。而麥利此行的目的是來京籌募中方股款，並準備在直隸省（今河北省）開設美豐分行。張熙午認為這是個機會，何不乘機動員鄧芝如與麥利會麵，商討在重慶設立美豐分行之事。隻要鄧芝如有誠意，就不愁在重慶籌不到華股。這樣，一既能創辦一家新的合資銀行，鄧芝如又能順理成章地撈到經理一職，何樂而不為呢？於是張熙午希望康心如能從中積極動員鄧芝如以促成此事。
康心如在張照午的托付和督促下，開始為促成重慶建行一事而鼎力從中斡旋。
這其中固然有同鄉的情誼在，但也有康心如想在金融業謀到一個飯碗的小算盤。
康心如發現，隨著國內局勢的變化，大多數進步知識分子奮力追求的革命事業屢遭挫敗，“知識救國”的聲浪終於平息了下來，而代之以浪奔潮湧的“實業救國”。
即是說，革命者終於認識到了隻有經濟繁榮，才可能國富民強，才可能談到自由、平等與民主，也才可能真正實現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另外，帝國主義侵略所帶來的西方資本的投入以及西方先進機器、先進技術、先進的經營管理方式的引進，使中國新式企業不斷興起，金融業迅猛發展。北京、上海、天津等地不說，就連四川那樣的封閉內陸省份，金融業也日趨發達，並出現了中國銀行、浚川銀行和聚興誠、中和、富川等一類的新式銀行。由此，康心如料定，在未來的經濟發展中，金融業是大大有利可圖的，而他過去在日本留學時所仰慕的三井、三菱那些大財團的發展，也是同金融業的發達緊密相聯的。
在此基礎上，康心如對中國金融業的態勢也做了深入的調研與分析。他看到，國中純粹民營發展起來的銀行是很有局限的。單就這些銀行不可能像國營銀行那樣擁有合法的“發鈔權”這一點，就幾乎使他們完全喪失了其發展的可能性。就是在四川乃至全國都頗具信譽的聚興誠銀行，盡管采取各種辦法，千方百計地在北京活動，且打通了很多關節，要求政府準許他們發行鈔票，最後也終於失敗。於是這些銀行錢莊，隻能發行些“執照”在市場上流通，以彌補市場的籌碼不足。生意做得平平，不可能有大的進展。而與洋人合資的銀行就大不同了。這一類銀行雖無“發鈔權”，但因是直接向外國政府注冊，便無須同本國政府打交道。這樣便有權暢通無阻地在國內發行兌換券。如遇麻煩，還可以受到外國領事館保護。這一發展前景，已在當時中國開設的中美合資中華懋業銀行、中日合資彙業銀行以及中法合資實業銀行那裏得到了初步證明。應當說，這一類銀行的發展是倚仗著洋人的侵華特權而實現的，而擁有這樣的護身符，又是國中大大小小的商人實業家們所求之不得的。
這就是為什麼要極力促成四川美豐銀行建立的全部原因。康心如堅信，建行之後，單是“美豐券”的發行，就能夠一紙風行，一本萬利，這樣的賺錢發財機會是決不該錯過的。
於是康心如開始竭力勸說鄧芝如不要再在懋業銀行那裏費功夫，而是與上海美豐銀行的美國人雷文聯袂。他鄧芝如手中握有大量的金錢，又何愁找不到一個可以賺大利的並願意與之合作的美國財團呢？康心如拿出他宣傳革命思想時那三寸不爛之舌，掰開揉碎地對鄧芝如遊說美豐的好處，並為鄧描繪了一個他與雷文合作後的燦爛前景，並將他對國中所有金融業的局勢以及未來的發展前景講給鄧芝如，包括“美豐券”的大有可圖。最後，鄧芝如終於敵不過康心如的誘勸，同意與已在北京的雷文的代表麥利見麵。
在麥利與鄧芝如的數度商談之後，對於可否在重慶建立四川美豐分行一事終於有了些眉目。經多方聯係，未來建行時華股一方也已初步形成。事實上真正推動這場商談並使建行一事粗具規模的，不是麥利，不是鄧芝如，而是他們之間的撮合人康心如。康心如做為美方與中方的中間人，總能在雙方討價還價的談判中因勢利導，曉以利害，並引導雙方都能充分看到合作之後將為雙方帶來的巨大利益。
康心如之所以采取如此積極的態度，全力投入美豐銀行的籌謀與策劃中，是因為他已看清這確實是一個機會，一個他棄政從商的難得的好機會。而唯有美豐成功他才會成功，他同美豐綁在了一個戰車上，已別無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