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與經濟發展
新中國成立以後，隨著半封建半殖民地生產關係的改造和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確立，社會生產力有了空前迅速的發展，原來存在於舊中國的那些由於生產關係而產生的人口經濟問題基本上得到了解決。但是，社會主義經濟迅速發展過程中的曲折和人口的迅猛增加也帶來了許多新的問題，產生了新的人口壓迫生產力的矛盾。為了緩解這個矛盾，中國在人口與經濟方麵采取了或正在探索符合國情的方針政策，促進矛盾的轉化。
▓舊中國的人口經濟問題
舊中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生產關係嚴重阻礙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也使人口與經濟之間的矛盾很難解決。就中華民國期間而言，那時主要的人口經濟問題是：
（一）廣大勞動人口缺少生產資料、勞動力不能與生產資料很好結合。
據各地不完全的調查，國民黨政府時期，地主占有50%以上的土地，地主和富農合計約占有70—80%的土地；而占農村人口90%的貧農、雇農、中農及其他人口，卻總共隻占有約20—30%的土地。分區域來看，華中、華南各省及新墾區（例如東北、西北諸省），地權更為集中。地權集中地區都有一些擁有數千畝至數萬畝甚至數十萬畝的大地主，而廣大貧苦農民則缺少土地維生。
城市經濟為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所操縱，它們壟斷了國家經濟命脈。一九三五年外資在中國電力生產中占58%，在棉紗和棉布生產中分別占29%和65%，在卷煙生產中占58%，在火柴生產中占11%；一九四二年中國煤礦生產中外資占90.4%，生鐵生產基本上為帝國主義資本所壟斷；抗日戰爭勝利後外資中的日本資本為國民黨政府所接收，基本上轉為官僚資本。新中國建立之前，官僚資本約占全國工業資本的46%，約占全國工礦交通運輸業固定資產的80%。國民黨政府資源委員會掌握了全國鋼鐵產量的90%，煤炭產量的33%，發電量的67%，水泥產量的45%，以及全部石油和有色金屬的生產。此外，還控製著全國的金融機構和鐵路、公路、郵電、航空運輸。
在三座大山的壓迫下，中國工農業的發展受到極大的阻礙。勞動人民的剩餘勞動雖是資本積累的源泉，但是，由於中外吸血鬼的揮霍、浪費和轉移，這些積累的資本難以成為生產發展的源泉，難以提供很多的就業機會。這樣，城鄉增加的適齡的勞動力就很難為經濟發展所吸收。農民破產流入城市；城市手工業者、小商人在競爭中失敗，需要尋求新的生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需要有所依附，取得生活資料。所有這些因素在三座大山阻礙經濟發展的條件下，不能不使失業問題日益突出。據不完全統計，一九四七年上海失業工人即達200萬人，許多大城市失業半失業工人占總數的25—30%。一九四九年全國失業人數達到400萬人。這種大量失業人口的存在是舊中國經濟停滯、崩潰的一個重要標誌，也是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定曆史條件下，人口壓迫生產力的一個重要標誌。
（二）生產停滯，剝削苛重，廣大勞動人民掙紮在饑餓線上。
從經濟方麵來看，舊中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後，除少數沿海城市的近代工業有一些發展外，總的說，社會經濟發展很緩慢，特別是農村基本上處於停滯狀態。例如，從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七年的十六年中，主要糧食作物的總產量和單位麵積產量很少增長，甚至下降。一九三一年全國糧食總產為2085.9億斤，一九四七年下降到1990.4億斤，即下降了4.6%；同期大豆由220.2億斤，下降到159.2億斤，下降了27.7%；隻是棉花有所增長，由7.48億斤增長到10.74億斤，即增長了43.4%，從單位麵積產量看，上述期間內，糧食每畝單產由199斤降為172.6斤，下降13.3%；大豆單產由145斤上升為150斤，隻上升3.4%；棉花單產未動，都是28斤。
從工業來看，根據12個主要城市的統計，在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七年間，工廠數隻由9679個增加到12899個，工人人數隻由46.2萬人增加到60.4萬人。這期間，國民黨統治區生產的煤、鐵、鋼、電力、水泥、堿、硫酸、鹽酸、酒精、汽油、棉紗、麵粉等12種工業品產量，就有5種是下降的。例如，鋼由3萬噸下降為1.6萬噸，水泥由45萬噸下降為29萬噸，棉紗由161.7萬包下降為154.3萬包。隻有煤由998.3萬噸增加到1815.8萬噸，電由5.3億度增加到36.3億度。
生產不振，而中外剝削者的壓榨十分殘酷，失地少地農民所受地租的苛重剝削是駭人聽聞的。近代中國地租有實物、貨幣及勞役三種形式，而以實物地租為主。實物地租的租率平均在50%左右，有些縣份高達70%—80%。處於特權地位的帝國主義資本經營的企業一般都有極高的超額利潤。如上海電力公司在一八九三年到一九三六年的四十三年中，帳麵盈利增加了1027倍；一九四三年帳麵盈利相當於其原始資本的1300倍以上。依靠政治特權發家的官僚資本企業巧取豪奪，盡管經營效率很低，也能得到超額利潤。例如，官僚資本經營的中興煤礦公司的剩餘價值率一九一四年為75.7%，一九三二年提高到193.8%。民族資本經營的企業雖然沒有前兩類企業所享有的特權，但是，通過對工人的剝削，也能得到很高的利潤。
舊中國的城鄉人民，由於受到重重剝削，不能不陷入赤貧境地。以國民黨統治時期的一九三三年為例，據經濟學家巫寶三等人的估算，該年全國生產所得僅達199.46億元。按當時全國人口數42949.4萬人平均，每人隻有46元。按照當年美彙市價僅合12美元，與當年美國人均所得313美元比較，隻相當於後者的3.8%。
舊中國人口再生產雖然還處於多生多死慢增長的階段，但是，由於城鄉經濟凋敝，人口壓迫生產力的矛盾不能不十分尖銳。隻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的勝利，才使舊中國“山窮水盡”的社會經濟出現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情景，才使舊中國人口與經濟的矛盾有了解決的可能。
▓新中國人口與經濟的發展
新中國成立後，社會製度的變革改變了人口與經濟發展的態勢及其相互之間的關係。隨著人民政權的建立，農村進行了徹底的土地改革，沒收了地主7億多畝土地分給了貧下中農，從根本上解決了廣大貧苦農民缺少土地的問題。在城市沒收了官僚資本，管製、征用和收購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財產使之成為全民的財產，為建立社會主義的國營企業提供了起步的物質基礎。對舊社會遺留下來的400多萬失業人員進行了合理的安置。這樣，在短短的幾年內就使舊中國由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生產關係而產生的人口經濟問題得到了解決。但是，提高落後的生產力使幾億人民走上富裕的道路則是一個極為艱巨、需要長期努力才能解決的難題。麵對這個難題，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了英勇頑強的鬥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一九八五年與一九五二年相比，國民收入增加7.2倍，平均每年增長6.6%；社會總產值增加13.4倍，平均年增長8.4%；工業總產值增加30.5倍，平均年增長11.0%；農業總產值增加3.5倍，平均年增長4.7%。主要工農業產品都有幾倍、幾十倍的增長。舊的生產關係被打碎後，原來被禁錮的生產力，空前迅猛地迸發了出來，這是社會主義製度優越性的具體表現。
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口的生產也有迅速的增長，特別是在新中國建立後的最初二十多年中。全國總人口一九四九年為54167萬人，一九八五年增加到104532萬人，平均每年增加近1400萬人；自然增長率平均達到18.4‰。其中，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三年平均每年增長20‰，一九七四年到一九八五年平均每年增長13‰。
分階段看，人口與經濟的發展都是有曲折的，各個時期情況的變化見表。
由上表可見，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經濟發展很快，人口增長也很快，出現了第一次人口出生高潮，但是經濟的迅速發展使人們對人口出生高潮未給予應有的重視。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三年“大躍進”所引起的經濟發展的大起大落和嚴重挫折使人口的出生率猛烈下降。接著而來的三年調整時期，經濟迅速恢複和發展，人口生產也出現了補償性的大幅度回升。“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時期，經濟受政治的衝擊降低了發展速度，而人口生產處於失控狀態，出現了繼補償性回升後的第二次生育高潮。直到第四個五年計劃後期，為控製這個高潮而加強了計劃生育工作，才使出生率迅速下降。第五個五年計劃時期，特別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經過撥亂反正、戰略調整，經濟得到迅速的恢複和發展，計劃生育工作也進一步走上正軌，“兩種生產”一起抓收到了顯著的效果。
人口與經濟的發展速度（以國民收入、農業總產值和糧食產量作為經濟發展的代表指標），按年比較繪成曲線圖，可以更明顯地看出它們起伏變化的特點。
由上圖可見，國民收入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了人口，農業總產值和糧食的增長速度也不同程度地超過了人口。但是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一九七八年以前），糧食的增長比人口快不了多少，有個別年份甚至低於人口的增長。
三十多年來，中國總人口增長了91%。因此，按人口平均的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大大低於其總量的增長，但與舊中國最高年產量比較，人均產量都有很大的增長，工業品都增長了許多倍。
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是為了提高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過去三十多年來，有些年份雖然經濟發展由於政策的失誤和其它原因，未能很好地實現上述目的；但是，總的說來，中國城鄉人民的消費水平還是有了很大的提高。從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八五年，全國居民消費水平平均每年提高3.5%，其中農民每年提高3.4%，非農業居民每年提高3.5%。分階段來看，增長速度不一。
與各個時期經濟發展速度有徐有疾相適應，城鄉人口消費水平的提高速度也有很大差異。例如，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六十年代的三年調整時期，特別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城鄉人口的消費水平都提高得較快。而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和十年動亂時期則提高得較慢，甚至下降。
從主要消費品的人均生活消費量和擁有量來看，大都有大幅度的提高，特別是高檔消費品的增長更明顯。
中國人民的消費結構也在逐漸發生變化，特別是一九七九年以來這個變化過程日益加快。全國大部分城鄉人民的生活正由溫飽型向小康型過渡。
▓人口與經濟之間的矛盾
中國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兩次生育高潮的先後出現，使這個人口最多的古老國家麵臨的人口壓力日益沉重。而這一時期國民經濟在高速發展中又一再遭受挫折，因此，人口與經濟的矛盾日益突出。
新中國出現的人口與經濟的矛盾與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所存在的那種人口壓迫生產力的矛盾雖有本質的不同，但它對於社會主義經濟的更快發展和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實現，也有不可忽視的製約作用。這個矛盾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一、人口的迅速增長限製了消費水平的提高
新中國建立以來，國民收入和其中消費基金的增長速度，總的說來都不低，與世界各國相比也還是比較高的。但是，由於很長時間內總人口的增長速度也很快，人均消費水平的增長速度受到了很大的製約。
中國人口基數大，新增人口多。三十多年來，平均每年新增長人口約達1400多萬，其中增長高峰時期如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三年的九年中，平均每年新增人口高達2079萬人，有七年都超過2000萬人。這些新增人口所需消費基金占新增消費基金總額的比重，在一九七四年以前一般都占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其餘額按原有總人口平均為數隻有幾元。下表中幾個階段年份的數字反映了這種情況。
新中國成立後農業主要產品雖都有很大增長，但是，在人口增長也很快的情況下，人均主要農產品的消費量增長不多，甚至在很長一段時期，例如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期間，糧食和食用植物油等人均消費量沒有什麼增長。
上述主要農產品的人均消費量盡管提高不多，而這卻是付出巨大努力才取得的。在耕地麵積有所減少的情況下，農產品的增長主要靠提高單產而來。以糧食為例，一九八三年與一九五二年比較，糧食總產量增長1.35倍，畝產提高1.57倍，而播種麵積卻減少8%，這就是說糧食的增產全部是由單產的提高而來。而單位麵積產量的提高，又是靠多投工、多投料（施肥、改土、灌溉、改良種子等）才取得的。這來之不易的單產的提高若與人口增長幅度相比，有些產品高於人口，有些則低於人口。前者如糧食單產提高157%，棉花提高229%，油菜籽提高133%；後者如花生隻提高40%，甘蔗提高22%，甜菜提高23.7%，芝麻還降低30%。以上還是按單產大大提高以後的一九八三年數字計算的。若以一九七八年與一九五二年比較，則糧食單產隻提高91%，棉花隻提高90%，與人口增長幅度差不多；油料則大大小於人口的增長幅度，花生隻增長4.7%，油菜籽增長43%，芝麻增長9.8%；甘蔗還下降1.2%，甜菜下降40%。可見依靠提高單產來提高日益增長的人口的消費水平是很不容易的，這裏集中地體現了總人口對土地所生產的消費資料的壓力。
二、勞力過剩而生產資料和積累不足
這是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現代化過程中普遍存在的矛盾，這種矛盾在中國尤為尖銳。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兩次人口出生高潮，為今後相當長的時期內勞動適齡人口的大量增長帶來了不可改變的後果。從一九五○年到一九八五年，全國社會勞動力增加了2.95億人，平均每年增長2.85%。由於第二次生育高潮的影響，一九八五年到一九九○年每年新增勞動適齡人口平均超過1400萬人。
勞力相對過剩情況在城鎮和鄉村表現的形式有所不同，實際上鄉村更為嚴重，隻是它以潛在的形式存在著。就農業勞力與耕地的關係看，在勞力不斷增長的同時，由於工業、交通、水利和房屋建設占地，耕地卻有所減少，以致每個農業勞力占有的播種麵積不斷縮小。一九五二年平均為12.8畝，一九八五年減少到7.1畝，比一九五二年減少了44.0%。而在這期間，農業機械總動力由25萬馬力增加到2.84億馬力，平均每年增加7.6%；機耕麵積由13.6萬公頃增加到3444.2萬公頃，機耕麵積占播種總麵積的比重由0.1%上升到24.0%；機電灌溉麵積由31.7萬公頃增加到2462.9萬公頃，機電灌溉麵積占灌溉麵積的比重由1.6%上升到55.9%。如將機械動力增加可節約的勞力與精耕細作要多投的勞力都置而不論，農村現有農業勞力按一九五二年每個勞力負擔的播種麵積計算，種植業上平均可騰出勞力接近一半。這是舉世無雙的龐大勞力資源。這些勞力向非農業領域的轉移及其合理的安排，對於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具有極大的重要性。
三十多年來，中國農業機械雖有很大增長，但是總的說來，農業的技術裝備水平還很低，農民自身的積累能力還很弱。據一九七八年25個省、市、自治區的統計，農村人民公社三級的農業固定資產共計隻達849億元，每個農業勞力平均固定資產裝備隻有310元，隻相當於全民所有製工業職工平均固定資產裝備的3%多一點。顯然，這種狀況在農業現代化過程中是必須予以逐步改變的。要改變這和狀況就遇到積累基金不足的問題。根據過去農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收益分配的資料，集體農業純收入分配中每年公積金隻有十幾億元到幾十億元。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八一年農村人民公社收益分配中公積金累計隻有980億元，按一九八一年農村人口平均隻有124元，按勞力平均每人也隻有304元。各個五年計劃期間每年人均公積金隻有6—10元。以這種公積金來為每年新增勞力就業提供生產資金並提高全體農業勞動者的技術裝備水平，確實是杯水車薪。從農業現代化的要求來看，這個矛盾非解決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