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生育的提出與反複
這裏著重地闡明在中國實行計劃生育的根據、原則和任務，概括地論述新中國計劃生育事業的發展曆程，初步地總結計劃生育工作取得的成就和基本經驗。
▓概述
中國的計劃生育事業，自五十年代中期開始倡導，已經有三十多年的曆史，走過了曲折發展的路程。新中國成立以後，由於長期戰亂後補償性生育和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的原因，出現了自一九五三年開始的第一次人口增長高峰。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根據人口發展形勢和群眾要求，采取了提倡節製生育和計劃生育的政策，初步開展了宣傳和推廣節製生育的活動。但是，在一九五八年發動的“大躍進”運動中，片麵地強調“人多好”的觀點，加之，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國民經濟嚴重困難期間出現的人口 “低穀”，致使計劃生育工作難以推行。一九六二年，國民經濟開始好轉，人口急劇回升。因此，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指示，重新提倡計劃生育，並在城市初見成效。但是，一九六六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嚴重地幹擾了計劃生育工作進程，人口膨脹，致使一九六二年開始的第二次生育高峰持續十多年之久，造成嚴重後果。七十年代以來，中央鑒於人口問題的緊迫性，下大力狠抓計劃生育工作，將人口增長指標納入國民經濟計劃，製定了“晚、稀、少”的計劃生育政策，在全國城鄉廣泛地開展了計劃生育工作。特別是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計劃生育工作被列為戰略任務和基本國策，製定了“限製人口的數量，提高人口的素質”的人口政策，提倡一對夫婦隻生育一個孩子，加強了對計劃生育工作的組織領導和科學管理，使計劃生育事業發展到一個新階段。經過各級領導、各有關部門、群眾團體、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者以及廣大幹部和群眾的共同艱苦努力，七十年代以後，降低了婦女生育水平，減慢了人口增長速度，使計劃生育工作逐步地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
中國的計劃生育，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指導下，根據本國國情作出的決策。它以人口生產要與物質生產相適應的理論為依據。中國的基本國情之一是人口多，底子薄。中國在曆史上就是人口最多的國家。新中國建立後，由於對控製人口增長的必要性認識不足，後來又有“左”傾錯誤的幹擾，五、六十年代人口年平均增長率高達20‰以上，致使人口基數越來越大，到一九八九年，中國大陸人口總數已超過11億人。而中國的經濟文化還比較落後，人口的文化素質和身體素質都比較低。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在四十年當中雖然取得了巨大成就，國家的經濟實力有了很大增長，但仍然與基數很大的人口增長不相適應。一九八八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已排在世界第八位。但是，因為人口增長過快，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仍居世界後列。中國在960萬平方公裏的廣袤國土上，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但人均資源量卻比較少，而且隨著人口增加還在不斷減少。特別是人口多與耕地少的矛盾日益尖銳，人均耕地麵積已由一九四九年的2.71畝降到一九八八年的1.32畝，隻相當於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人口與經濟比例關係的失調，已經多方麵影響了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的進步、人民生活的改善和生態環境的平衡。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長期進程中，必須一方麵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另一方麵認真實行計劃生育，控製人口數量的增長，提高人口的素質，合理地調整人口結構和人口分布，使人口發展逐步地與經濟和社會發展相適應，同資源利用和環境保護相協調。
中國的計劃生育是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的。它是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的一項重要內容，也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此，中國的計劃生育具有自己的明顯特征。
第一，實行計劃生育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規律和人口規律，要求人類自身生產必須同物質資料生產有計劃地協調發展。計劃生育的基本點就在於改變人類在生育問題上的完全無政府狀態，使人口增長逐步地納入有計劃發展的軌道。中國的社會製度和科學技術條件為開展計劃生育提供了可能性。
第二，在生育問題上國家利益和家庭利益從根本上說是一致的。國家推行計劃生育的最終目的在於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高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保障中華民族的繁榮昌盛。實行計劃生育，既符合國家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人民群眾的長遠利益和現實利益。
第三，計劃生育是在國家統一領導下，動員和組織全社會的力量進行的，它包括國家人口計劃和家庭生育計劃兩方麵。國家人口計劃是家庭生育計劃的前提和依據，家庭生育計劃是國家人口計劃的基礎和保證。
計劃生育是一項最廣泛的社會公共事業，涉及家家戶戶的切身利益。因此，計劃生育工作的基本原則必須是國家指導和群眾自願相結合。國家指導就是由國家製定計劃生育的法規、方針、政策，製定長期人口發展規劃和年度人口計劃，開展廣泛深入的宣傳教育，提供計劃生育谘詢、避孕藥具和節育技術服務，推動全社會關心和支持計劃生育工作。群眾自願就是群眾根據政府製定的法規、方針、政策和計劃，結合自己的實際情況，合理地安排結婚、生育，選擇避孕節育方法，自覺地履行憲法規定的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由於實行了正確的工作原則，中國的計劃生育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和社會各界的理解和支持。
計劃生育是關係到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全局的重要問題。一九八七年十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進一步確定了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確定了經濟建設大體分三步走的戰略部署：第一步，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一九八○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到本世紀末，使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1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個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然後，在這個基礎上繼續前進。這三步當中，每一步既有總的國力要求，又有人均水平的要求，體現了人口與經濟密不可分的關係。計劃生育的根本任務就是為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目標服務，緊緊圍繞三步走的戰略部署開展自己的工作，努力實現預期的人口控製目標。
計劃生育工作到本世紀末的任務是嚴格控製人口增長，進一步提高人口素質，促進第二步經濟發展戰略目標的實現。本世紀最後的十多年，正值大量人口進入結婚生育期，是控製人口增長的關鍵階段，計劃生育的任務十分艱巨。因此，必須動員全社會的力量共同努力，堅持不懈地做好計劃生育工作，努力實現本世紀末控製人口增長的目標。
▓計劃生育的提出與反複
（一九五三——一九六一年）
一、節製生育和計劃生育的提出
新中國建立之初，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麵臨的緊迫任務是鞏固剛剛誕生的人民政權，迅速恢複遭到戰爭破壞的國民經濟，使社會秩序得到安定，人民群眾得以休養生息，為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創造條件。當時，戰亂初平，廣大人民群眾政治上、經濟上獲得解放，有了繁衍後代的較好的條件。而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忙於各項緊迫任務，還來不及研究和製定明確的人口和生育的方針政策。有關部門出於保護婦女健康、關心群眾生活的考慮，同時受傳統生育觀念和蘇聯獎勵多子女的“母親英雄”的影響，當時製定的一些社會經濟政策和衛生醫療政策實際上是限製節育，鼓勵多生的。
節製生育是在什麼情況下被提出來的呢？
一是國家經濟社會發展要求控製人口過快增長。一九五三年，中國在完成恢複國民經濟的任務後，進入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時期（簡稱“一五”時期）。隨著經濟的恢複和發展，國內環境由長期戰亂轉入和平安定，人民生活有了明顯改善，醫療衛生防疫工作和婦幼保健事業得到開展，危害人民生命的急性傳染病受到一定的控製，因而人口增長速度加快。一方麵出生率繼續保持高水平；另一方麵死亡率顯著下降，由一九四九年的20‰降至一九五三年的14‰。人口自然增長率由一九四九年的16‰增至一九五三年的23‰，進入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人口增長高峰期。一九五三年進行的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弄清了人口底數，包括台灣、港澳、國外華僑和留學生在內的全中國人口總數突破了6億大關，達到60193萬人，其中大陸人口達58060萬人。人口基數之大，增長速度之快，引起了中國共產黨、政府和社會有識之士對人口問題的關注。人口增長速度過快，加重了社會負擔，不利於經濟發展。實踐告訴人們，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要求控製人口的過快增長。
二是人民群眾對節育的迫切要求。隨著經濟建設規模的逐步擴大，人民群眾特別是婦女走向社會投身於社會勞動的人數日益增多。生育子女過多過密，影響了工作、學習、生活和對子女的教養。他們強烈要求擺脫家庭羈絆和多子女的拖累，實行避孕節育，但又苦於缺乏避孕節育知識和藥具，而往往自行采取一些不科學的、對健康有害的辦法。不少人向有關部門寫信，要求給予幫助和指導。
一九五三年八月，政務院副總理鄧小平指示衛生部改變限製節育的態度和做法，幫助群眾節育，並且批準了衛生部修訂的避孕及人工流產辦法。但是，由於認識未統一，該辦法遲遲沒有下達執行。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全國婦女聯合會副主席鄧穎超寫信給鄧小平，反映幹部和群眾要求節育的意見，信中說：“目前我國人口出生數相當高，首先在機關中的多子女母親和已婚幹部的自願節製生育實行避孕者中，推行有指導的避孕，是可行而又必須的。”鄧小平在信上作了批示：“我認為避孕是完全必要的和有益的，……應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根據批示精神，衛生部於同年七月和十一月先後下達了《關於修改避孕及人工流產暫行辦法》和《關於改進避孕及人工流產問題的通報》兩個文件。
一九五四年九月，邵力子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的發言中提出，應該提倡避孕，並給予實際指導和物品供應。同年十二月，他還發表了《關於傳播避孕常識問題》的文章。邵力子是新中國建立以來最早提倡避孕節育的政治活動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