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曲目的創作
現、當代題材曲目的創作和改編
鼓曲唱曲類曲藝，以其說說唱唱、靈活多樣的演出形式，一直為勞動人民所喜愛。“五四”運動之後，曲藝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出現了具有進步意義的新曲目。三十年代，以魯迅為代表的左翼作家，曾經提倡用說書、唱本形式表現革命的新內容，當時雖也創作出一些新唱本，可惜未能與藝人的演唱活動結合起來，從而未能廣泛流傳。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工農勞動人民當家做主，人民喜愛的文化藝術受到重視，鼓曲唱曲如同枯木逢春，呈現出勃勃生機。廣大曲藝藝人與新文藝工作者相結合，為活躍根據地、解放區的文化生活，鼓舞人們爭取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鬥爭的勝利做出貢獻。他們積極編寫新書新詞，經常深入到前線和敵後說書，鼓舞鬥誌，瓦解敵人。晉察冀的王尊三、陝北的韓起祥，就是他們中間的優秀代表，其他還有冀魯豫的沈冠英、冀中的王魁五、蘇北的葛懷瑾等以及膠東的一些民間藝人，他們不愧為新曲藝運動的先驅者。
王尊三是一位著名的西河大鼓演員。一九三八年，他編演了一篇新鼓詞，名叫《保衛大武漢》，演得有聲有色。後來他深入敵後、深入群眾，繼續創作和演唱了大量新鼓詞，比較有影響的如《晉察冀小姑娘》、《親骨肉》等。新中國建立以後，他雖擔任中國曲藝研究會主席等領導職務，但仍然擠時間創作了近百篇新曲藝作品。其中如《解放平壤》等都曾被廣泛傳唱。
韓起祥是一位傑出的盲藝人、曲藝音樂革新能手，同時也是一位熱情洋溢、不斷有新作品問世的曲藝作家。
韓起祥原本是一位全靠說書維持生活的貧苦藝人，在中國共產黨的培養教育下，階級覺悟迅速提高，不到一年工夫，就創作了《劉巧團圓》、《張玉蘭參加選舉會》、《王丕勤走南路》等二十幾篇作品，熱情地歌頌革命根據地的新人新事，批判了舊社會、舊思想和舊習慣。他的演唱受到人們的熱烈讚賞，引起了文藝界的注意。一九四七年，胡宗南軍進攻延安的時候，他繼續用說書作武器，向群眾宣傳，向傷病員宣傳，相繼編演了《西北時事傳》、《宜川大勝利》等書目。新中國成立後，韓起祥對於毛澤東主席所說的“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這句話的重要意義有著深刻的理解，認為要教育農民、反映農民，非深入農村不可。他征得了有關領導部門的同意，毅然到延安郊區的楊老莊落戶，一方麵體驗生活、鍛煉自己；一方麵進行創作，說唱新書。他先後編寫了《翻身記》、《喜臨門》、《特大喜訊傳下來》等新書詞，稱得上是一位寶刀不老、奮鬥不息的老曲藝作家。
新中國建立後的頭十七年中，黨和人民政府為改革和發展曲藝藝術做了大量工作。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重新發表，並先後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推陳出新”等重要方針，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頒布了《關於戲曲改革工作的指示》以及周恩來、陳雲等中央領導人對曲藝工作的關心、支持和提出的一係列指導性意見，對廣大曲藝工作者是巨大的鼓舞和鞭策。在這一時期，南北曲壇上演的現代題材鼓曲唱曲曲目，不管從數量和質量上，其變化和提高的程度都是驚人的。首先是作品的思想內容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表現新時代、新人物、新風尚，成為鼓詞唱詞、鼓曲作家努力實踐的方向，即使是表現曆史故事和民間傳說的作品，也被賦予新意；其次，在藝術上也有新的創造和突破，最明顯的是，許多作品都舍棄了舊唱詞中那些陳舊的、一般化的、缺乏表現力的語言，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經過提煉的群眾語言，既符合演唱的需要，又提高了作品的文學性。同時，注意借鑒、吸收姊妹藝術的一些新手法，在表現形式上進行了大膽的探索，創造了新的表現形式和藝術手段，為演員和音樂設計、伴奏人員提供了再創造的可能性。反過來，演員和音樂設計、伴奏人員的創造性勞動，也鼓舞了作家們的創作熱情，促進了鼓詞唱詞創作的創新和繁榮。
在南方，出現了很多蘇州彈詞優秀曲目：中篇的如《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上海人民評彈團集體創作、左弦整理）、《王孝和》（上海人民評彈團集體創作，唐耿良、左弦執筆）、《海上英雄》（柯藍、蔣月泉、周雲瑞創作，柯藍執筆），短篇的如《劉胡蘭就義》（陳靈犀改編）、《探女》（朱寅全創作）、《一爐鋼》（邱肖鵬、徐檬丹等創作），開篇如《飲馬烏江河》（夏史、一塵改編）、《蝶戀花·答李淑一）（毛澤東詩詞，趙開生編曲並演唱）等。其他曲種如上海說唱《熱心人》（黃永生創作並演唱）、四川清音《江竹筠》（重慶市曲藝團集體創作，張尚元等執筆，鄧碧霞演唱）、《布穀鳥兒咕咕叫》（黃伯亨創作，李月秋演唱）、四川揚琴《黎明前的戰鬥》（竹亦青創作）等。
在北方，現代題材的優秀鼓曲唱曲曲目就更多了。短篇的以新作為多，如鼓詞《考神婆》（賈懷玉、申法全等創作，趙樹理修改，關學曾用北京琴書演唱）、《王銀生帶路取北峰》（苗培時、曹子戈根據電影《智取華山》改編，蔡金波用西河大鼓演唱）、《月夜罱泥船》（王鴻創作，花蓮寶用梅花大鼓演唱），曲詞《歌唱英雄黃繼光》（鍾成修、王有康創作，馬增芬、駱玉笙先後用西河大鼓、京韻大鼓演唱），唱詞《漁夫恨》（王明希創作）、《趕慢車》（張棣華創作）、《三棵白楊》（王徹創作）、《扒牆頭》（趙連甲創作）等。
有些詞作者專為某曲種甚至某演員寫作品，這種長期的合作，有利於好曲目的出現，如：單弦《雙窩車》、《一盆飯》（杜澎創作，馬增蕙演唱）、京韻大鼓《黨的女兒徐學惠》（許多創作，良小樓演唱）、《珠峰紅旗》（朱學穎、駱玉笙創作，駱玉笙演唱）、《光榮的航行》（陳壽蓀、朱學穎創作，駱玉笙演唱）、河南墜子《送梳子》（路丁、謝意原作，王雲峰、郭文秋、莫詡修改，郭文秋演唱）、《鬧場院》（路丁創作、郭文秋演唱）等。
中長篇書目則以改編的居多，但能保留下來作為經常上演的較少。在聽眾中影響較大的如中篇西河鼓書《石不爛趕車》（趙樹理根據田間的長詩《趕車傳》改編，馬增蕙演唱）、《白毛女》（王尊三、李國春都改編成唱本，後者作為自己的保留書目常在河北農村演唱）、長篇西河鼓書《新兒女英雄傳》（王尊山改編，河北和北京的西河鼓書藝人曾經演唱過）等。其他如《林海雪原》、《野火春風鬥古城》等長篇小說，不少鼓書藝人曾經局部地將其改編演唱過。
促進創作的繁榮，隻靠號召是不夠的，還必須有一些相應的措施，如辦刊物、搞會演等等。在這一段時間裏，《曲藝》雜誌和其他地方曲藝演唱刊物，發表了很多鼓詞、唱詞作品，為演員提供了演唱材料。另外，還在一九五八年、一九六○年，先後舉辦過全國曲藝會演和優秀節目彙報演出，各省、市也不斷舉辦地方性的會演和書會等中小型演出活動，有評比、有獎勵，對於作者和演員的創作和演出的積極性，起到鼓舞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