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三大都市圈
中國區域經濟協作
由長江三角洲都市圈、珠江三角洲都市圈、京津唐都市圈的發展所引發的我國區域經濟協作正在實踐和理論兩個層麵同時展開，並且呈不斷深化之勢。我國目前對區域經濟協作的理論研究方麵，比較側重於不同區域經濟之間的比較。當然，這一方法比單個城市之間的比較顯得有深度和厚度，但是這種比較僅從區域經濟的角度出發，是有缺陷的。
缺陷在於缺乏戰略的高度，更沒有從經濟全球化的背景出發和謀劃。我國的區域經濟協作如果脫離了經濟全球化和國民經濟發展戰略的大背景，其意義是要大打折扣的，並且對區域經濟協作的推進將產生不利的影響。
在區域經濟協作過程中，如果缺乏清晰目標的引領，我國剛剛起步的區域經濟協作將從一開始就舉步維艱，困難重重。不但區域之間、而且區域內部各城市之間也進行相互抑製性的競爭，並且樂此不疲。其根本原因在於忽視區域經濟協作是服務於經濟全球化中的國民經濟發展戰略，而不是僅僅服務於區域經濟，更不是服務於區域中的某一城市。
那麼，經濟全球化視角下的我國區域經濟協作如何推進？以什麼目標來引領？一個越來越清晰的跡象為，在經濟全球化勢頭日益增強的環境下，在不斷加大的國內外市場競爭的壓力下，我國將改變自改革開放以來各地區的分散化發展傾向，在有效的市場基礎上對地區經濟資源進行重新整合，走集聚化、規模化、綜合性的發展道路，並加快營造若幹具強勁競爭力的區域性經濟高地，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
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對我國區域經濟協作的發展具有若幹層次性要求。
第一層次為區域內的合作。以目前發展比較成熟和先進的城市和地區為核心，在我國搭建若幹經濟社會文化綜合發展的區域性高地，使其不但具有拉動國內經濟發展的綜合能力，而且應能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不斷對外拓展，具有較強的綜合競爭力。
第二層次為區域間的協作。以若幹區域性都市圈為節點，建設和形成功能互補的國民經濟結構和布局。其意義在於都市圈和區域經濟協作的最終目的是提升國民經濟組織水平和競爭能力，是為更大範圍的經濟協作聯動、資源要素組合提供一個高效率的平台。區域經濟協作並不僅僅是區域性的，是在長三角都市圈、珠三角都市圈、京津唐都市圈中各自封閉地進行，而是首先進行這些區域的經濟社會整合，然後把這些區域作為一個整體，以功能建設為導向，再進行更具開放性的經濟協作整合。
區域經濟協作應是開放性的，而不能封閉性運作。所謂的開放性其含義在於產業結構的動態性調整和組合，區域經濟協作為更大範圍的經濟協作聯動、產業組合重構、資源要素優化配置提供平台。區域經濟協作的實質性意義是通過集聚和輻射進行要素資源的優化重組：集聚是內斂性的資源要素的優化重組；而輻射是開放性的資源要素的優化重組。區域經濟協作、或者是都市圈建設的意義不可能對資源要素的集聚和輻射僅僅在一個區域範圍內進行。區域經濟協作中，資源要素優化重組的集聚和輻射範圍是全國性的，甚至是全球性的。
第三層次，通過若幹優勢明顯的區域性經濟社會文化高地的組合，功能互補，從而構築國民經濟的有機體係。建設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向全球市場拓展的產業體係。
對前麵的分析作一個簡要總結：區域經濟協作聯動的意義不是區域性的，而是全國性和全球性的，服務於國家戰略。區域經濟協作聯動、都市圈建設是為最終在全球範圍內進行資源要素優化配置提供更大的操作平台、更大的吸引力和更強大的競爭能力。這一視角將對目前我國的區域經濟協作產生更深刻的思考及更合理的舉措。
中國三大都市圈功能定位
1、我國三大都市圈的基本情況及比較
――長江三角洲都市圈：長江三角洲是我國經濟實力最強勁的地區之一，目前被列入“長三角”都市圈的共有１6座城市，包括上海，江蘇的南京、蘇州、無錫、常州、鎮江、南通、揚州、泰州，浙江的杭州、寧波、湖州、嘉興、紹興、舟山和台州。長江三角洲都市圈的這１6座城市土地麵積約占全國的１％，人口占全國的５．８％，創造了國內生產總值的１８．7％，貢獻了全國財政收入的２２％和全國出口總額的２８．４％。無論在經濟總量還是發展速度上，長三角區域已成為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典範，被認為是未來世界經濟增長的“發動機”之一。
――珠江三角洲：珠三角是廣東省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區域，也是中國區域經濟中最具生機和活力的地區。珠三角毗鄰港澳，包括廣州、深圳兩個副省級城市，珠海、佛山、江門、東莞、中山五個地級市及若幹縣級市，共計14個市、縣（區），土地麵積4.15萬平方公裏，人口2365萬人。目前，珠三角地區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地方財政收入、外貿出口、實際利用外資分別占全國總量的9.2%、9.1%、34.6%和27.1%。
――京津唐都市圈：京津唐大都市圈以北京、天津“雙核”為主軸，以唐山、保定為兩翼，包括了北京、天津及河北的唐山、保定、廊坊等2個直轄市、3個地級市和5個縣級市，麵積近7萬平方公裏，總人口4500多萬人。
雖然我國的都市圈主要是經濟圈的概念，但在目前行政性區劃體製下，就功能定位來說，還要就目前各行政區劃整體的經濟社會狀況及發展趨勢來決定，並且都市圈經濟基本上占當地行政區劃經濟的極大比重。因此，我們不妨從這些都市圈的行政區劃範圍來討論其功能定位。
下麵以2002年的數據，對三大都市圈所屬的行政區的經濟基本狀況進行比較。
（1）經濟社會發展水平
從人均GDP水平看，長三角區域的江浙滬為最高，廣東次之，京津冀最低。江浙滬人均GDP為全國水平的2.13倍，廣東1.83倍，京津冀為1.52倍。
（2）開放度
在進出口總額方麵，廣東最高，占全國進出口總額的35.61％，江浙滬為1848億美元，占全國總量的29.78％，而京津冀僅為819億美元，占13.2％。外商直接投資方麵，江浙滬為175億美元，占全國實際吸收外資總量的33.25％，廣東113億美元，占21.48％，而京津冀僅為40億美元，占7.75％。
（3）創新能力
在各區域的專利申請方麵，江浙滬為50310件，占全國申請總量的24.47％，廣東占全國總量的16.7％，京津冀則占全國總量的11.96％。
根據以上對各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基本情況的分析，我們主要的判斷為：
（1）江浙滬無疑為全國經濟社會最為發達的地區，不但人均GDP全國第一，而且開放度、創新能力也是名列前茅，表明這一區域經濟實力強勁，基礎紮實，發展潛力雄厚。
（2）廣東的突出優勢是其開放度相當高，特別是其外向型特征明顯。廣東的進出口總額一省壓倒江浙滬二省一市，能力超強。同時，廣東的創新能力也不弱，就人口總量分析，專利申請廣東是2287人/件，而江浙滬是2713人/件，京津冀是3726人/件。表明廣東地區創新活躍，其市場體製、機製和政策環境是有助於創新活動的。
（3）京津冀的各項指標在三大都市圈中是最弱的，特別是這一區域的外向型和開放度方麵的指標，與其他兩個都市圈之間的差距十分大。2002年京津冀僅吸引外資40億美元，占全國總量的7.75％，而江浙滬為其的4.37倍，廣東為其2.82倍。這些指標可以表明京津冀區域內地區間的發展差距大，地區間協作聯係也是比較鬆懈的，京津冀並沒有明顯地體現出區域整體性運作、協作聯係的特征，北京和天津並沒有很好地發揮區域中心城市的作用。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的基本觀點是：在三大都市圈中，長三角所屬的江浙滬發展潛力最大，該區域不僅有上海這一龍頭城市，而且周邊地區的發展成熟度高，協作配套能力強。由於外資逐步向長三角區域集聚，與江浙滬的完備產業體係相結合，長三角、江浙滬將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支撐和動力。
廣東的發展主要是外資拉動的。而大量外資進入廣東、特別是進入珠三角地區的根本原因在於廣東是我國改革開放的先發地區，這是一種政策導引的產物，同時還在於廣東瀕臨港澳，地緣和人緣相近。但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全麵推進，外資進入更看重區域發展潛力和投資環境，加上廣東總的來說其產業基礎不夠深厚，因此，廣東吸引外資有相對趨緩的勢頭，外資大量向長三角集聚。但由於CEPA政策的推出和實施，使得廣東與香港將進一步緊密結合，從而可能迎來第二輪發展浪潮。特別是香港的服務業與珠三角加工製造業的結合、與創新衝動的結合，對廣東經濟社會的發展將倍增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