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曆代城坊·宮殿·苑囿（續）
明代的北京城
（一）明北京城郭和城門
猶如金中都是在遼南京城的基礎上擴建而成的一樣，明北京城是在元大都城的基礎上改建而成的。明北京城分內城和外城兩部分，內城周長四十五裏，外城東西南三麵計二十八裏。內城即今北京內城：東至東直門、朝陽門一線，西至西直門、阜成門一線，南至宣武門、正陽門、崇文門一線，北至德勝門、安定門一線。外城區在北京內城以南，即自內城南垣宣武門、正陽門、崇文門一線南至右安門、永定門、左安門一線，東至廣渠門（又稱大通橋門、沙窩門）、東便門一線，西至廣安門、西便門一線。孫承澤《天府廣記》雲：“明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庚午，徐中山達取元都。丁醜，命指揮華雲龍經理故元都，新築城垣，南北取徑直，東西長一千八百九十丈，高三丈五尺五寸。至永樂十八年（1420年），遣營繕司郎中蔡信為工部右侍郎，重修，益加宏壯。……正統二年（1437年），命內臣阮安重修。安，交趾人，一名阿留，刻有營建記。至正統四年（1439年）四月工成。正陽門正樓一，月城中左右樓各一，崇文、宣武、朝陽、阜成、東直、西直、安定、德勝八門各正樓一，月城樓一。各門外立碑樓，城四隅立角樓，又深其壕，四涯悉甃以磚石。九門舊有木橋悉撤之，易以石，兩橋之間各有水閘。……十年（1445年），又以城垣內麵用土恐易頹毀，乃命成國公朱勇甓之，與外麵等。”據其所述，明北京內城城郭工程先後計有4次：首在洪武元年（1368年），次在明成祖遷都北京前一年的永樂十八年（1420年），又次則先後在明英宗正統二年（1437年）和十年（1445年）。
元順帝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二月，朱元璋遣大將徐達、常遇春率軍25萬北伐。次年（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應天（今江蘇南京）即皇帝位，國號明，建元洪武，是為明太祖。同年七月，元順帝和蒙古貴族棄大都而退走開平；八月，明軍攻占大都，隨即改元大都路為北平府，元大都城即為北平府治所，稱北平城。明初，以應天為南京，開封為北京，並定都南京。徐達占領北平後，為防止蒙古軍卷土重來，從軍事角度對城市進行改建。徐達因故元大都城北部比較空曠，且自積水潭有一條渠水東流，橫貫全城，戰時不便於運兵，故將故元大都城北垣南移五裏至今北京德勝門，安定門一線，構築新北城垣。《明太祖實錄》載：“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丁醜，大將軍徐達命指揮華雲龍經理故元都，新築城垣，南北取徑直，東西長一千八百九十丈。”原自積水潭東去的渠水，便成為新築北城垣的城壕。《寰宇通誌》又載：“洪武初，改大都路為北平府，縮其城之北五裏，廢東、西之北光熙、肅清二門，其九門俱仍舊。”當時隻填塞光熙、肅清二門，其正北的原健德門、安貞門並未廢，是以知新北城垣築起之後舊元大都北城垣並未立即拆除，而成為明北平城的外羅城。英宗正統時曾加以修繕以備敵。明朝在新築的北城垣上，正對其北的舊元大都健德、安貞門，仍辟二門。舊元大都周圍六十裏，明初將北城垣南縮五裏之後周圍四十裏。據《洪武北平圖經誌書》記載：明朝還“創包磚甓，……其東南西三麵各高三丈有餘，上闊二丈；北麵高四丈有奇，闊五丈。濠池各深闊不等，深至一丈有奇，闊至十八丈有奇。”前已言之，元大都外城垣城基寬24米，頂寬8米，高約16米。明初北京城垣“東西南三麵各高三丈有餘，上闊二丈”，與之相比並無明顯變化，可見其即元大都城垣舊物。北城垣因係明軍新建，故高、寬比舊城垣都有增加，高度多一丈有餘，頂寬多出三丈。此外，將四城城垣外壁皆以磚包砌。這座新築的北城垣在經過積水潭之北時，因受高梁河入積水潭水道的影響，略偏西南而成一斜角，並在清代沿襲不改。
明朝改建北平北城垣時，戰事還沒有結束，故工程進行得十分匆忙。拆除這麵城垣時發現，夯土中有大量被拆毀的磚瓦、梁木等物；甚至還有沒來得及拆除的房屋，被挑去屋頂，填入夯土，整座被埋在牆體之中。如在今北京雍和宮以北發現的元代居住遺址，其北房和東西廂房即在北城垣城基之下，出土瓷器、鐵器、玉帶飾等物。在今北京西直門內西北的樺皮廠、後英房，後桃園胡同附近的明北城垣西端斜角城基下，亦發現多座元代居住遺址。樺皮廠胡同北口稍東的北城垣城基下，發現元代福壽興元觀遺址，其夾杆石和大殿前的“聖旨白話碑”仍完好立於原處。在後英房胡同西北的城基下發現元代居住遺址，出土大量珍貴瓷器、漆器、琉璃器，部分牆壁和地麵鋪磚仍保存完好。在後桃園胡同附近的城基下，亦發現元代居住遺址，出土各種瓷器、石硯、石龜趺、石杵、石臼、滑石高足盤等物。在今北京舊鼓樓大街以西的西絛胡同以北的城基下，從元代居住遺址中發現大量龍泉窯、磁州窯、鈞窯瓷器，以及鏃、釜、鐺等鐵器。硯、筆山等石製品和漆器。從這些遺址狀況分析，當時居民離開此地非常倉促，以至許多生活用品和珍貴瓷器、裝飾品都沒有來得及帶走。同時，明軍築城也很匆忙，凡在城基定線之內的住宅大多沒來得及徹底平毀。元大都城垣均深掘城基至生土層，而明北平北城垣卻是平地而起，未掘基槽。但是，明北平北城垣雖事工倉促，其在保證城垣牢固方麵仍采取了一定措施。在牆體2米以下夯土層中發現大量按東西方向分上下層排放的木料。在今北京德勝門、安定門左右側和東北隅的城牆夯土中，除橫、順放置為方格形的木料外，還在上下方格之間加置立柱，亦成方格形。這些有意放入的有次序排列的木料，其作用與今日建築構件的鋼筋相同，且形狀更加近似，其技術比元大都城垣夯土中的永定柱和紝木又進一步。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卒。駐守北平的燕王朱棣（太祖第四子）發動“靖難之役”，廢其侄建文帝，奪取帝位，改元永樂，是為明成祖。永樂元年（1403年）正月，明成祖以北平係其承運興王之地，詔升北平為北京，並以北平府為順天府。明成祖在即帝位之初就有意遷都北京，為此，陸續有營造北京城池宮殿之舉。永樂四年（1406年）閏七月壬戌，“詔以明年五月建北京宮殿，分遣大臣采木於四川、湖廣、江西、浙江、山西”。永樂七年（1409年）三月，明成祖至北京，“五月己卯，營山陵於昌平，封其山曰天壽山（今北京昌平縣十三陵）”，其將遷都北京的意圖已十分明顯。此後，明成祖不但經常巡幸北京，而且疏鑿會通河，便通對北京的漕運。永樂十年（1412年）三月，“升順天府為正三品，官製視應天府。升知府張貫為府尹、同知嚴節為府丞、通判王勉為治中。其大興、宛平二縣，俱升正六品”。把北平地方官的級別都提升同於京師官的級別。永樂十四年（1416年）詔作北京西宮；十月複至北京，“十一月壬寅，詔文武群臣集議營建北京”從此，大規模展開營建北京工程。明成祖營建北京，將北京東西兩麵城垣加高、加厚，使與北城垣相齊。參加督建北京城池宮殿的有行在（當時，以南京為京師，北京稱行在）後軍都督薛祿、清吏司郎中蔡信、太監阮安等人。《明史·阮安傳》雲：“阮安有巧思，奉成祖命營北京城池、宮殿及百官府廨，日量意營，悉中規劃，工部奉行而已。”明代，宦官權重，史傳難免有溢美不實之辭，但阮安親身參加永樂、正統二次修建北京工程，且負董督之責，其功亦不可沒。明北京皇宮即在今北京故宮位置，為有足夠空間建築皇城，永樂十七年（1419年）十一月又“拓北京南城，計二千七百餘丈”。至此，北京內城周圍遂成四十五裏。明北京城的南、北城垣長度相近，北城垣既為一千八百餘丈，則拓南城垣所修建的二千七百餘丈中當包括東、西城垣隨之向南伸展的部分。今北京建國門觀象台是元大都城的東南隅，其下城基已發現元大都東城垣與明代向南延伸部分的結合部。觀象台南側登城馬道的北端的基礎，敷有元代晚期碑石和明代早期城磚，證明此處即展築南城垣的始點。在基石下有一過渡咬合段，明城垣深入元代基礎約20米左右。由於北京城南垣橫斷古高梁河河道，所以自今崇文門至宣武門一段有幾處城基建在流沙層上。為防止城垣坍塌，明人在深達5米的流沙層中橫豎排列15層原木，構成長、寬6米—8米，高3米左右的方木台，作為城垣基礎，這在當時是先進的建築技術。在當時，董督 增修北京城垣工役的即蔡信。明朝在新築的北京南城垣上，正對著其北的故元大都順承、麗正、文明三門，仍辟三座城門，其名不改。建築北京南城垣的工程直至第二年（1420年）底仍沒有徹底完工。公元1420年12月14日，即明永樂十八年十一月初十，波斯王沙哈魯的使者蓋耶速丁到達北京。其《沙哈魯遣使中國記》述雲：“他們起了個早，天還沒有亮時抵達北京城。北京是一座雄偉的城市。……在城池周圍由於實際上仍在興建，有用幾十萬根各長五十腕尺的竹竿搭成的架子。因為天尚早，城門還沒打開，使臣被允許從正在興建的城樓入城，並在皇城門前停留。”既然蓋耶速丁一行入城即麵對皇城門，其所入的城樓自應是南城門上的城樓。
永樂十八年（1420年）九月丁亥，明成祖“詔自明年（1421年）改京師為南京，北京為京師”。十一月戊辰，複“以遷都北京詔告天下”。十二月癸亥，“北京郊廟宮殿成”。但是永樂十九年（1421年）遷都之當年，“四月庚子，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全部被大火燒盡。因此，雖然北京城池還沒有完備，也隻好停止下來。明楊士奇《紀略》雲：“太宗（成祖）皇帝，肇建北京，既立郊廟宮殿，將及城池，會有事未遐及也。”北京城池經過這次營建，史稱“益加宏壯”，其實這隻是相對於故元大都城郭而言。當時的北京城池實際上仍很簡陋，城垣外側敷砌元代小磚，凸凹不平，內側仍為土牆；雖然各門皆有甕城，但諸門城樓低矮。明成祖營建北京與元世祖營建大都一樣，其施工順序都是先營皇城、大內而後及城郭。明成祖永樂十九年（1421年）以後，以財力不繼，同時也是出於對天意示儆垂戒的懼禍心理，在奉天等三大殿焚毀後，不再有經營北京城池之舉。
明仁宗、宣宗之世，一度欲還都南京，並詔以南京為京師，稱北京為行在。宣德十年（1435年）明宣宗卒。其子朱祁鎮即位，改元正統，是為明英宗。明英宗遵循成祖之製，於正統六年（1441年）詔命“定都北京，文武諸司不稱行在”。明英宗即位之初便注意經營北京城池宮殿，正統元年（1436年）十月命太監阮安督掌其事，並於次年（1437年）調用在京會操士卒一萬人動工。《明英宗實錄》載：“正統元年（1436年）十月辛卯，命太監阮安、都督同知沈清、少保工部尚書吳中，率軍夫數萬人，修築京師九門城樓。初，京師因元舊，永樂中雖略加修葺，然月城（即甕城）樓鋪之製多未備，至是始命修之。”次年（1437年）正月動工，“丙午，遣少保兼工部尚書吳中、右侍郎邵旻祭告平則、西直等門及城壕之神，以城樓、城壕圮壞，欲改作修治也。庚申，以修葺京師城樓，命旗軍助工者月增米一鬥、軍匠增三鬥，民匠月給米五鬥餘、丁匠給五鬥，俱月給鹽一斤”。這次北京城池工程是永樂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也可以說是明成祖營建北京的延續，至正統四年（1439年）始告工成。據《明英宗實錄》記載：“正統四年（1439年）四月丙午，修造京師門樓、城壕、橋閘完。正陽門正樓一，月城中左、右樓各一。崇文、宣武、朝陽、阜成、東直、西直、安定、德勝八門，各正樓一，月城樓一。各門外立牌樓。城四隅立角樓。又深其壕，兩涯甃以磚石。九門舊有木橋，今悉撤之，易以石。兩橋之間各有水閘，濠水自城西北隅（今積水潭附近）環城而東，曆九橋九閘，從城東南隅（今東便門附近）流出大通橋而去。正統二年（1437年）正月興工，至是始畢”。經過這次修建以後，北京城池氣象非凡，雄偉壯麗。楊士奇《紀略》讚雲：“崇台直宇，巍巍宏壯。環城之池，既浚既築，堤堅水深，澄潔如鏡，煥然一新。”即為寫實，並非誇張。其後，明朝又以北京城外壁雖敷砌元代小磚，但內壁尚為土牆，故又動工興修。《明英宗正統實錄》載：“正統十年（1445年）六月戊辰，京師城垣其外舊固以磚石，內惟土築，遇雨輒頹毀，至是命太監阮安、成國公朱勇……侍郎王佑督工修甓之。”這次工程其實並不隻是敷砌城垣內壁，城垣外壁也又加砌一層大城磚。前已言之，明成祖營建北京時曾用元代小磚敷砌內城垣外壁。在拆除北京城垣時發現，北京城垣內、外壁包磚結構有所不同。城垣外壁包磚分裏、外兩層，裏層是分兩次砌築的元代小磚，厚處達1.4米，薄處達1.1米；其外，自上至下敷砌明大城磚。城垣內壁則隻有一層明代大城磚，平均厚1米左 右。值得注意的是，內外壁表皮的明大城磚層，無論砌築方法還是用料都相同，當屬同時砌築。因此，可以判斷裏層小磚是永樂時所砌，內外壁表皮之明大城磚正是明英宗正統十年（1445年）時所增修。北京內城城垣經過這次修築以後，曆明清400餘年再沒有大規模的興修。
明北京外城城郭築於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包括今北京宣武區、崇文區大部。明成祖以後，明朝與蒙古的關係日趨緊張。正統十四年（1449年）土木堡之變（因正統十四年為己巳，故又稱己巳之變），明英宗親征蒙古失敗，被蒙古瓦剌部俘於懷來縣土木堡。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俺答部複兵臨北京城下，肆意飽掠之後從容而退，史稱“庚戌（嘉靖二十九年為庚戌年）之變”。在北邊紛擾，邊警日急的形勢之下，明朝有識之士紛紛倡儀加築北京城外郭，環圍北京內城。早在明憲宗成化十年（1474年），定西侯蔣琬即以己巳之變為鑒，倡儀利用北京北部故元大都城垣，興修外郭。其雲：“太祖肇建南京，京城外複築土城以衛居民，誠萬世之業。今北京但有內城，己巳之變，敵騎長驅直薄城下，可以為鑒。今西北隅故址猶存，亟行勸募之令，濟以工罰，成功不難。”世宗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掌都察院事毛伯溫以邊關數有警，“請築京師外城。帝已報可，給事中劉養直言：廟工方興，物力難繼。乃命暫止”。庚戌之變以後，京師防務已成燃眉之急，幾經周折，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終於決定增築北京外城。兵部尚書聶豹會同掌錦衣衛都督陸炳、總督京營戎政平江伯陳圭進行規劃，畫圖進呈。計劃“自正陽門外東道口起，經天壇南牆外及李興、王金箔等園地至蔭水庵牆東止，約計九裏；轉北經神木廠、獐鹿房、小窯口等處斜接土城舊廣禧門（即元大都光熙門，今朝陽區廣熙門）基址，約計一十八裏；廣禧門起轉北而西至土城小西門舊址，約計一十九裏；自小西門起經三虎橋村東、馬家廟等處接土城舊基，包過彰義門，至西南直對新堡北牆止，約計一十五裏。自西南舊土城（指金中都故城垣）轉東，由新堡及黑窯廠經神祇壇南牆外，至正陽門外西馬道口，約計九裏。大約南一麵計一十八裏；東一麵計一十七裏；北一麵勢如椅屏（因利用的是元大都故北城牆），計一十八裏；西一麵計一十七裏，周圍共計七十餘裏。內有舊址堪因者約二十二裏，無舊址應新築者約四十八裏。……外城牆基應厚二丈，收頂一丈二尺，高一丈八尺，上用磚為腰，牆垛口五尺，共高二丈三尺。城外取土築城，因以為壕。……約用銀六十萬兩”。該計劃得到世宗同意，“得旨，俱允行”。但是實際施工中遇到困難，外城西南因是故河道且泉水豐富，“土脈流沙，稍難用工”，挖築城基十分艱難，“有深至五六尺、七八尺者”。朝臣議論紛紛，或主張且築且看，或主張“先作南麵，待財力都裕時再因地計度以成四麵之計”。世宗命宰臣嚴嵩會同平江伯陳圭商議 定奪。四月，嚴嵩議覆雲：“京城南麵民物繁阜，所宜衛護。今民夫既集，版築方興，必取善土堅築，務可持久。築竣一麵，總挈支經多寡，其餘三麵可以類推。前此度地畫圖，原為四周之製，所以南麵橫闊凡二十裏。今既止築一麵，第用十二三裏便當收結，庶不虛費財力。今擬將見築正南一麵城基，東折轉北，接城東南角（即今東便門處）；西折轉北，接城西南角，並力堅築，可以尅完。其東、西、北三麵，候再計度以聞。”該建議得到世宗應允，“報可”，於是增築北京城四周外廓的計劃就改成了隻修建包築南城外城牆，由此便形成北京城廓呈“凸”字形的平麵格局。增築外城工程始於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閏三月，竣工於同年十月。“嘉靖三十二年十月辛醜，新築京師外城成。上命正陽門外門名永定，崇文門外門名左安，宣武門外門名右安，大通橋門名廣渠，彰義街門名廣寧。”次年（1554年）四月，又“以京師城外垣，遣成國公朱希忠告太廟”，並嘉獎有關官員，內官監右少監郭揮弟侄一人為錦衣衛百戶，平江伯陳圭進為太子太傅。外城平麵呈“凵”形，實際總長二十八裏。外城比內城規製略為簡單，牆體用黃土和雜土分層夯築；內外壁均隻敷砌大磚，外壁磚層厚約1米，內壁磚層厚約0.7米。而且，外城垣高為二丈，比內城垣少一丈五尺；城基厚二丈，比內城垣少四丈二尺；頂寬一丈四尺，比內城垣少三丈六尺。明朝修築外城之所以首先從南麵動工，並在經費短絀情況下決定隻築南麵外城，這是因為嘉靖七年（1528年）修複的通州至北京的通惠河西端碼頭即在今北京東便門外大通橋，故北京城南部在元大都文明門、麗正門外諸市的基礎上蓬勃發展起來，成為北京最繁華的商業區，人口稠密，百貨山積，需要加以衛護。同時，明北京的山川壇和天壇也在城南，這恐怕也是明廷重視南麵外城的重要因素。
《明史·地理誌一》順天府條載：明北京內城有九門：“正南曰麗正，正統初改曰正陽，南之左（東）曰文明，後曰崇文；南之右（西）曰順承，後曰宣武；東之南曰齊化，後曰朝陽；東之北曰東直；西之南曰平則，後曰阜成；西之北曰和義，後曰西直；北之東曰安定；北之西曰德勝。”以上九門中，東西城垣上的東直、朝陽、西直、阜成四門起初是沿用故元大都城門，其後雖有改建，但位置仍舊。明北京內城南北城垣皆為新築，因此南北城門皆為新址，但其仍與故元大都城門南北相對。
前已述之，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明軍占領元大都後將北城垣南縮五裏。在新的北城垣建起之前，同年九月，徐達“改故元都安貞門為安定門、健德門為德勝門”。洪武中北京城北部故元大都城垣被放棄之後，“德勝”“安定”用來命名其以南新築北城垣上與舊門相對的二門，即今北京德勝門和安定門。永樂十七年（1419年）將北京南城垣向南擴展二裏以後，所辟三門也仍沿用故元大都城門舊稱。故明成祖之世，北京內城九門分別為：南曰麗正（正南門）、文明（南東門）、順承（南西門），東曰齊化（東南門）、東直（東北門），西曰平則（西南門）、西直（西北門），北曰安定（北東門）、德勝（北西門）。南麵三門位置雖已南移，但其名不改。東直門、西直門即故元大都崇仁門、和義門，位置未移，但改其名。明劉崧《燕城雜詩》雲：“東薊直通齊化外，南城更在順承西。”劉崧卒於洪武十五年（1382年），其所述即為元末明初北京城的情景。南城，指在故元大都城西南的舊金中都城。東薊，當指北京城東部而言。因此，疑“東直”或即“東薊”之訛音，以故元大都崇仁門地近“東薊”而改稱“東直”。和義門以其與東直門相對而改稱“西直”。還有一種可能，即明北京九門中隻有東、西麵的兩座城門是對稱設置的，但靠南麵的齊化門（今朝陽門）和平則門（今阜成門）之間有皇城相隔，隻有東直門和西直門之間是從皇城北牆外穿過，中間沒有障礙，可謂“通直暢達”，這或許即是其城門得名的原因。明英宗正統四年（1439年）北京內城九門城樓改建完畢，又改麗正曰正陽、順承曰宣武、文明曰崇文、齊化曰朝陽、平則曰阜成。從此，北京九門名稱即為正陽、崇文、宣武、安定、德勝、東直、西直、朝陽、阜成。清代沿襲，後世不改。
嘉靖三十二年（1543年）北京外城廓修建以後，計辟七門，其中南麵三門，東西各一門，在東北、西北與內城相接之轉角處又各辟一門。《明史·地理誌一》順天府條載：“正南曰永定，南之左（東）曰左安，南之右（西）曰右安；東曰廣渠，東之北曰東便；西曰廣寧，西之北曰西便。”其中永定門仍位於北京中軸線上，與內城正陽門南北相對，廣寧門則和廣渠門東西相對，東便門、西便門分別在內外城結合部之轉角處，麵北。今其址皆在，無需贅述。
（四）明北京坊巷和市
前已言之，故元大都有50坊。明洪武元年（1368年）徐達將北城垣南移，縮其城之北五裏，城區不到原來的三分之二。據《日下舊聞考》卷三十八《京城總紀》記載，當時隻有23坊，城東部屬大興縣，西部屬宛平縣：“五雲坊、保大坊、南薰坊、澄清坊、皇華坊、賢良坊、明時坊、仁壽坊、思誠坊、明照坊、蓬萊坊、湛露坊、昭回坊、靖恭坊、金台坊、靈椿坊、教忠（坊）、居賢坊、寅賓坊、崇教坊，以上二十坊屬大興縣。萬寶坊、時雍坊、阜財坊、金城坊、鹹宜坊、安富坊、鳴玉坊、太平坊、豐儲坊、發祥坊、日中坊、西城坊、（積慶坊），以上十三坊屬宛平縣。”這些坊名和區劃大多沿襲故元大都舊名、舊地。明成祖改建北京，將南城垣向外推展二裏，城區經調整後計有28坊。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築北京外城，其內劃分8坊。由此明北京內外城計有36坊，規模更加擴大。據明張爵《京師五城坊巷胡同集》記載：嘉靖時中城計有9坊，其中皇城東有：南薰坊（今北京台基廠一帶）、澄清坊（今北京王府井大街、金魚胡同一帶）、明照坊（今北京東四西大街南之報房胡同、大小鵓鴿胡同一帶）、保大坊（今北京五四大街南北之翠花胡同、大小取燈胡同一帶）、仁壽坊（今北京隆福寺、錢糧胡同一帶）。皇城西有：時雍坊（今北京正陽門內西側自西交民巷西至西單牛肉灣一帶）、小時雍坊（今北京電報大樓北至靈境胡同一帶）、安富坊（今北京西單甘石橋東北之醬坊胡同一帶）、積慶坊（今北京西四紅羅廠北至護國寺一帶）。東城計有5坊，沿北京東城垣由南往北排列，依次為：明時坊（今北京崇文門內以東之船板胡同、盔甲廠胡同一帶）、黃華坊（今北京朝陽門南小街東西之遂安伯胡同、芳嘉園胡同一帶）、思城坊（今北京朝陽門南小街北之禮士胡同北至月芽胡同一帶）、南居賢坊（今北京朝陽門北小街西側板橋胡同、北新倉胡同一帶）、北居賢坊（今北京東直門手帕胡同北至柏林寺一帶）。西城計有7坊，沿北京西城垣由南向北排列，依次為：阜財坊（今北京宣武門象來街至西單甘石橋西南一帶）、鹹宜坊（今北京西單甘石橋西北至西四羊肉胡同一帶）、鳴玉坊（今北京西四西北至新街口一帶）、日中坊（今北京新街口至西直門桃園胡同一帶）、金城坊（今北京阜成門大水車胡同至長途電話大樓一帶）、河漕西坊（今北京白塔寺至西直門大街南一帶）、朝天宮西坊（今北京阜城門宮門口至西直門北城角一帶）。北城計有7坊，包括今北京地安門至德勝門、安定門地區：教忠坊（今北京張自忠路北至土兒胡同一帶）、崇教坊（今北京交道口東大街至安定門 順城街一帶）、昭回靖恭坊（今北京地安門東大街北之炒豆胡同至壽比胡同一帶）、靈春坊（今北京鼓樓東之經廠胡同至安定門大街一帶）、金台坊（今北京鼓樓至安定門西大街一帶）、日忠坊（今北京後海南岸之官房胡同至德勝門大街一帶）、發祥坊（今北京護國寺至正覺胡同一帶）。明北京外城區屬南城，計有8坊，包括今北京宣武區、崇文區大部分地區：正東坊（今北京正陽門外打磨廠至天壇東一帶）、正西坊（今北京正陽門外廊房胡同至琉璃廠東一帶）、正南坊（今北京先農壇至珠市口西大街以北）、崇北坊（今北京崇文門外花市大街南北一帶）、崇南坊（今北京崇文門至左安門之間）、宣北坊（今北京琉璃廠至廣安門一帶）、宣南坊（今北京騾馬市大街至右安門一帶）、白紙坊（今北京廣安門至右安門之間）。明朝統治者在各坊按居民多少設置若幹鋪。每鋪立鋪頭，有火夫三五人，隸屬總甲，專掌地方捕盜等事。如南薰坊有8鋪，澄清坊有9鋪，日忠坊有22鋪等，每鋪負責若幹條胡同。
明北京內城街道基本沿襲故元大都格局，各坊均為開放式街道，排列有序。但是，與故元大都城一樣，由於皇城位於城市南部正中，東西交通非常不便，需要從城市南部或北部繞行。外城修建以後，自正陽門至永定門、宣武門至右安門、崇文門至左安門皆有南北直道。這些南北幹道之間穿插著東西向的橫街，所以外城東西方向交通比內城便利。外城西半部自今北京宣武區虎坊橋以西，原屬故金中都城的東部，因此街道布局大致經緯分明，排列規整。外城東半部因係在城郊自然發展起來的居民點，大多事先未經規劃，所以街道不夠規整，特別是正陽門外東部原有許多河道，居民往往夾河而居，待河枯成為陸地後，便形成一條條曲曲彎彎的斜街。
明代商品經濟非常發達，特別是自嘉靖、萬曆以後更是蓬勃發展。在北京經商的商人大多是來自全國各地。明王士性《廣誌繹》雲：“京師百姓鮮工商胥吏之業……一切工商胥吏肥潤職業，悉付外省客民。”由此可知外省人在明北京社會經濟中的地位。和故元大都一樣，明北京也是天下商貨彙聚之地。萬曆中，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到達北京，其《劄記》雲：“從水路進北京城或出北京城都要經過運河，運河是為運送貨物的船隻進入北京而建造的。他們說有上萬條船從事這種商業，它們全都來自江西、浙江、南京、湖廣和山東五省。”明北京的商業實際上是在全國商業經濟的培育下發展起來的。清查慎行《人海記》雲：“永樂初，北京四門、鍾鼓樓等處，各蓋鋪房、店房，召民居住，召商居貨，總謂之廊房。”在外城經濟發展起來以後，明又在外城建廊房，今北京正陽門外廊房胡同即其遺跡。萬曆時，宛平縣有廊房801間半，其中店房16間半，召商居貨。據明沈榜《宛署雜記》記載：萬曆十年（1582年）“宛平、大興二縣原編一百三十二行”。其中本多利厚如典當行、布行、雜糧行等計100行，本小利微如網邊行、雜菜行、豆腐行、裁縫行等計32行。其他還有眾多肩挑手提的賣餅、賣菜等商販。發展的商業經濟不但促成眾多商業鋪行的形成，而且也使北京內外城產生繁華的集市和專業市場。明北京內城的商業市場多屬日期、地點固定的集市。據《帝京景物略》記載：北京內城著名的商業區有大明門前之朝前市、東華門外燈市、城隍廟市、土地廟市。城隍廟市，列肆三裏，出售古今圖書、商周銅器、秦漢銅鏡、唐宋書畫和珠寶、象牙、美玉、綾錦，還有來自海外的各種商品。在這裏進行貿易的不但有來自全國南北的豪商巨賈，還有外國商人。黃景昉《城隍廟市》詩雲：“黃金百如意，但向燕市趨。燕市何所有？燕市何所無！大寮青琅玕，中使錦氍毹。嗬聲填道路，競過波斯胡。波斯坐上頭，呼使碧眼奴。木客來秦地，鮫人出海隅。”市上商品的價格都很昂貴，並非一般人所敢問津。詩人感歎雲：“終日空摩挲，為彼所揶揄。歸為自怨怒，自悔身為儒。”東華門外燈市，延亙二裏，“市之日，省直之商旅，夷蠻閩貊之珍異，三代八朝之骨董，五等四民之服用物，皆集。衢三行，市四列，所謂九市開場，貨隨隊分，人不得顧，車不能旋，闐城溢郭，旁流百廛也。市樓南北相向，朱扉，繡棟，素壁，綠綺疏，其設氍毹簾幙者，勳家、戚家、宦家、豪右家眷屬也。”這種繁華情景又有過於故元大都之鍾鼓樓市。《天府廣記》又稱：“玄武門外，每月逢四則開市，聽商貿易，謂之 ‘內市’。各種奇珍異寶和禦造銅、瓷、漆器均在內市交易。明代北京人口增長很快，嘉靖、萬曆時期已接近百萬。貴族、官吏、士人居內城，外城成為一般商人、手工業者的聚居之地。在商業經濟刺激下，北京外城最接近運河碼頭的崇文門、正陽門外地區很快發展為巨大的商業區。明代北京的商業中心由故元大都的鍾鼓樓一帶，轉移到外城。北京外城市場與內城的城隍廟市、燈市、內市不同，貿易的對象不是揮金如土的達官顯貴，而是一般百姓。當時在正陽門外橋上有窮漢市，是貧苦市民交易的晚市。由於同行業商人聚集在一起經商，所以外城形成大量專業市場，如豬市（今北京珠市口）、攬杆市、騾馬市、煤市、柴市、米市、蒜市，等等。明北京繁榮的外城區為清代北京社會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三）明北京壇廟、山陵
明代的北京已是成熟的封建社會都城，壇、廟之製非常完備。永樂十八年（1420年）十二月北京宮殿壇廟建成，當時已有太廟、奉先殿（內太廟）、社稷壇、祈穀壇（天壇）、山川壇、文廟（孔廟）、都城隍廟等壇廟。成祖以後，又增建朝日、夕月、先蠶、方澤（池壇）、高禖等壇。
前已言之，明北京太廟在皇城內、宮城之東，即今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社稷壇在宮城西，即今北京中山公園，皆永樂十八年（1420）仿南京之製而建。其初，明先帝神主同堂異室，嘉靖十四年（1535年）盡撤，改於太廟南之東西兩側各建廟。十五年（1536年）十二月新廟成，各廟名為都宮，前殿後寢，乃奉安諸先帝神主於新廟。嘉靖二十年（1541年）四月，太廟火災，壞成祖、仁宗二廟，乃命恢複同堂異室舊製，重建太廟。二十四年（1545年）七月太廟成，正殿九間，置有兩廡，其南為戟門。戟門東為神庫，南為神廚，再南則為廟門。廟門外東南為宰牲亭，正南為神宮監，其西為廟街門，通承天門內。正殿後為寢殿，奉安諸先帝神主，再後為祧廟，藏明帝祖宗神主。明北京社稷壇與故元大都、金中都社稷壇不同，社稷共為一壇。嘉靖九年（1530年）又建土穀壇於西苑豳風亭之西（今北京南海瀛台之北），東為帝社，西為帝稷，後改名帝社稷壇。明穆宗隆慶元年（1567年）廢。
明北京外城，東有天壇（又稱圜丘、祈穀壇），西有山川壇，皆永樂十八年（1420年）仿南京之製而建，其址即今北京天壇、先農壇處。天壇內的主建築為大祀殿，其初合祭天地於此，嘉靖九年（1530年）命分祀天地，於大祀殿之南建圜丘，於安定門外另建方澤壇（地壇）。圜丘圍垣兩重，各有4門，其外圍垣北門正對泰神殿，正殿藏上帝、明太祖神主，配殿藏從祀諸神神主。嘉靖十七年（1538年）改泰神殿為皇穹宇，並撤毀大祀殿。二十四年（1545年）於故大祀殿址（今北京天壇祈年殿）又建大享殿。北京安定門外方澤壇，壇麵俱用黃琉璃磚鋪砌。圍垣兩重，各辟四門；其外又有周垣，有壇門。山川壇周四六裏，正殿設七壇，兩廡設六壇，各祭太歲、風雲雷雨、五嶽、四鎮、四瀆、四海、鍾山之神、天壽山之神、京畿山川、夏冬季月將、春秋季月將、都城隍等神。嘉靖十年（1531年），別於山川壇內南部建太歲壇，正殿曰太歲殿，東廡為春秋月將二壇，西廡為夏冬月將二壇。嘉靖十一年（1532年）改山川壇曰天神地祇壇。十七年（1538年）又於山川壇外圍垣東南建天神、地祇二壇，穆宗隆慶元年（1567年）廢。太歲壇西南有先農壇，永樂中建，其內東南為具服殿，殿前為觀耕台，台南為藉田。每年春季，明帝在此舉行耕藉田之儀，以為勸農。
先蠶壇在北京安定門外，嘉靖九年（1530年）建。每年春季，明皇後在此舉行親蠶之儀，以勸桑事。先蠶壇內壇台東西北三麵遍植桑樹，還有蠶官令署、采桑台、織堂等建築。其後，因路途遙遠，遂改築先蠶壇於大內西苑，即金鼇玉橋西端偏南之蠶池。
朝日壇在北京朝陽門外，西向，即今北京日壇；夕月壇在北京阜成門外，東向，即今北京月壇，均建於嘉靖九年（1530年）。朝日壇以紅琉璃磚鋪砌壇麵，內圍垣辟四門，外圍垣隻辟西、北二門。每年春分，明帝在此祭大明之神。夕月壇以白琉璃磚鋪砌壇麵，內圍垣辟四門，外圍垣隻辟東、北二門。每年秋分，明帝在此祭夜明之神。
封建帝王為求子息，又築高禖壇。金明昌六年（1195年），章宗因無子曾築高禖壇於中都景風門（南東門）外東南。明代，世宗嘉靖中亦築高禖壇於皇城東、永安門北。其壇全係木製，祭前，壇前陳放弓矢、弓衣；祭畢，女官引導皇後、妃、嬪至壇前，跪取弓矢授皇後、妃、嬪，後、妃、嬪受而將其納入弓衣。
《明史·禮誌四》載，京師所祭者有九廟。真武廟，永樂十三年（1415年）建，以祭北極佑聖真君，武宗正德二年（1507年）改為靈明顯佑宮，在今北京地安門橋東。東嶽泰山廟，在朝陽門外，祭東嶽之神，一般稱東嶽廟，始自元代。都城隍廟，在今北京城方街。關帝廟，建於永樂年間，憲宗成化十三年（1477年）奉旨改建於宛平縣之東。太倉神廟，在太倉。司馬、馬祖、先牧神廟，永樂十三年（1415年）建於蓮花池。宋文丞相祠，永樂六年（1408年）建於順天府學之西，即今北京東城區府學胡同內。洪恩靈濟宮，在今北京西城區靈境胡同，建於永樂十五年（1417年），祭道教徐知證，徐知諤二真君。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年）廢。明成祖謀士姚廣孝原從祀太廟，嘉靖九年（1530年）移祀大興隆寺，後改祀崇國寺（今北京護國寺）。除此之外，明北京內城還有曆代帝王廟（今白塔寺東北京159中學），祭曆代帝王15人、名臣32人。嘉靖九年（1530年）興工，十一年（1532年）廟成，費時三年之久。廟內有景德崇聖殿，東西兩廡，後為祭器庫，前為景德門，其南則為廟門。文廟（孔廟）在今北京首都博物館，即故元大都孔廟舊址，其西為太學（今北京首都圖書館），即故元大都國子監舊址。旗纛廟在北京山川壇內，太歲壇之東，永樂時建，祭諸旗神。
明北京皇家山陵在今北京昌平縣十三陵。其地為山坳，前麵開闊，背依青山，樹木蔥綠，風景優美。《明史·成祖紀二》載：“永樂七年（1409年）五月己卯，營山陵於昌平，封其山曰天壽。”此即明北京營構山陵之始。除景泰帝以外，在此埋葬明成祖以下13位皇帝，即明成祖之長陵、仁宗之獻陵、宣宗之景陵、英宗之裕陵、憲宗之茂陵、孝宗之泰陵、武宗之康陵、世宗之永陵、穆宗之昭陵、神宗之定陵、光宗之慶陵、熹宗之德陵、思宗之思陵。明朝諸帝山陵規製不一，明成祖長陵規模最大，自仁宗以後規製漸減。但從世宗永陵開始追求奢華，明神宗定陵竟花費白銀800餘萬兩，這和當時商品經濟的發展及社會上下的侈靡之風有密切關係。1956年，考古學者發掘了明神宗定陵，其地麵建築有稜恩殿門、稜恩殿、明樓、寶城等；地下玄宮有墓道、金剛牆、石券門、前殿、中殿、後殿、左配殿、右配殿。今北京十三陵仍保存完好，成為一處著名遊覽區。
（二）明北京宮室和西苑、南海子
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四月封諸皇子為王。其第四子朱棣（即明成祖）為燕王，鎮守北平（今北京）。朱棣在北平的王府是利用的故元大都皇城舊殿，史有明載。《明太祖實錄》載：“洪武三年（1370年）七月辛卯，詔建諸王府。工部尚書張允言：諸王宮城宜各因其國擇地，請秦用陝西台治，晉用太原新城，燕用元舊內殿……。上可其奏，命以明年次第營之。”在此之前，洪武二年（1369年）十二月丁卯，明太祖因湖廣行省參政趙耀曾隨大將軍徐達克大都，熟悉北平風土民情，於是改授北平行省參政，“俾使護（燕）王府宮室……耀因進工部尚書張允所取北平宮室圖。上覽之，令依元皇城基，改造王府。耀受命，即日辭行”。但是，燕王府究竟利用的是元皇城何處舊殿，後世卻存在兩說。朱偰先生《明清兩代宮苑建置沿革圖考》以蕭洵《故宮遺錄》為依據，認為明初元大都大內宮殿已毀，因此燕王府當在元大內以西的苑囿中隆福宮（今北海公園以南中海西岸）亦即明北京皇宮西苑內。王劍英先生《燕王府即元故宮舊內考》，根據明太祖、太宗兩朝實錄，剖析辨駁，認為燕王府址即為元大都宮城大內。筆者綜考史籍記載，認為當以後說為是。因為根據《明太宗實錄》的記載，燕王府稱王城，開四門，東曰體仁，西曰導義，南曰端禮，北曰廣智，在王城外又有周廓，也開四門，這不符合隆福宮的製度，隻能是元大都皇城、宮城的格局。其二，朱棣即帝位後，初升北平為北京，後又遷都北京。《明太宗實錄》載：“永樂十四年（1416年）八月丁亥，作西宮。初，上至北京仍禦舊宮，及是將撤而新之，乃命工部作西宮，為視朝之所。”次年（1417年）四月西宮成。其製：“中為奉天殿，殿之側為左、右二殿。奉天殿之南為奉天門，左右為東、西角門。奉天門之南為午門，午門之南為承天門。奉天殿之北有後殿、涼殿、暖殿及仁壽、景福、仁和、萬春、永壽、長春等宮，凡為屋千六百三十餘楹。”從以上記載中可以得知，西宮是明成祖新建宮殿，舊宮即指過去的燕王府。那麼西宮又在何處呢？《明會典》“工部”條下有關西宮的文字與《實錄》相同，但其下注雲：“（西宮）今在西城，各殿門俱更別名。”“西城”顯然是“西苑”之誤。由此可以得知，位於元隆福宮舊址即明北京皇宮西苑的不是燕王府，而是朱棣即帝位10餘年後所建的西宮。從西宮的命名，可以證明將撤而新之的舊宮亦即燕王府當在其東，其地隻能是元大都宮城大內。其三，從“初，上至北京仍禦舊宮，及是將撤而新之”一語，可知明北京宮城是建在原燕王府舊基上的。近年經考古勘查證明， 今故宮（即明、清北京宮城）地下即是元大都宮城舊基。這就更進一步證明燕王府亦即將撤而新之的舊宮是利用的元大都宮城大內舊殿，而不是其以西苑囿內的故元隆福宮。
明北京宮殿始建於何時？據《明太宗實錄》記載：“永樂四年（1406年）閏七月壬戌，文武群臣、淇國公丘福等請建北京宮殿，以備巡幸。遂遣工部尚書宋禮詣四川，吏部右侍郎師逵詣湖廣，戶部左侍郎古樸詣江西，右副都禦史劉觀詣浙江，右僉都禦史仲成詣山西，督軍民采木。……命泰寧侯陳珪、北京刑部侍郎張思恭督軍民造磚瓦。……命工部征天下諸色匠作，在京諸衛及河南、山東、陝西、山西都司、中都留守司、直隸各衛選軍士，河南、山東、陝西、山西等布政司、直隸鳳陽、淮安、揚州、廬州、安慶、徐州、和州選民丁，期於明年五月俱赴北京。所役率半年更代，人月給米五鬥”。學者或以為明北京宮殿始建於此，其實不確。實際上，這個計劃並沒有真正施行。《明太宗實錄》中永樂五年（1407年）有關北京的記載僅見以下幾條：“五月丁卯，北京行部言：自西湖景（今頤和園）至流通（當為通流，閘名，在今通縣）凡七閘，河道淤塞。自昌平縣東南白浮村至西湖景東流水河口一百裏，宜增置十二閘，請以民丁二十萬，官給費用修置。（諭），命運糧軍士浚通，其置閘俟更議。戊寅，工部言：北京文明河（即通惠河）至通州五閘，每閘合設船二十艘，乞於龍江告用閘戶十一戶；水腳夫四百六十人，於湖廣、江西河點充。從之。六月戊子，修治北京祀典神祇壇宇及作祭器、樂器。八月甲辰，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言：北平並永平、山海、保定城垣及關寨口為霖雨所壞。京城及臨邊關隘宜即兼用兵民修理，餘俟農隙。從之。九月甲寅，修順天府西湖景堤三百七十九丈”。從以上記載中，完全不見征用天下民夫、工匠營建北京的跡象。永樂四年（1406年）明成祖決心營建北京，第二年卻沒有如期興動大役，其原因有二：其一，明成祖出於鞏固帝位的考慮，急於將首都遷到自己勢力最雄厚的北京，但剛登基不久，又恐疲耗民力，招致天下騷動，對他的統治更為不利。權衡利弊，顯然爭取民心更為重要，於是取消了征調天下民夫、工匠的計劃。其二，當時南北大運河的中段因受黃河侵害，並沒有通航，因此即使征調天下民夫、工匠到北京，也難以保證數百萬民工的糧食供應。更何況不能利用運河，大量的建築材料的運輸也勢必十分困難。但是，沒有征調天下民夫、工匠，卻也並不是說營建北京的工程就根本沒有進行。《明太宗實錄》又載：“永樂六年（1408年）六月庚辰，詔諭北京諸司文武群臣曰：北京軍民……比以營建北京，國之大計，有不得已也。……自今北京諸不急之務及諸買辦，悉行停止。……又敕泰寧侯陳珪及北京刑部：方今盛暑，軍民赴工者，宜 厚加撫恤。”可見當時工程仍在進行，隻不過從役的是北京當地的諸衛官軍和百姓，而且工程也隻限於整治，不是大興土木，營造宮殿。永樂七年（1409年）五月，明成祖又命“營山陵於昌平縣。時仁孝皇後（成祖後，徐達長女）未葬，上命禮部尚書趙羾以明地理者廖均卿等擇地，得吉於昌平縣東黃土山（今昌平縣十三陵）。車駕臨視，遂封其山為天壽山”。這也是營建北京的一項重要內容。另一方麵，遣諸大臣分赴四川、湖廣等地督民采木的工作一直都在進行永樂九年（1411年）南北大運河的咽喉——會通河重新疏鑿暢通。次年（1412年）十二月，“複命工部尚書宋禮采木四川”。永樂十四年（1416年）十一月壬寅，明成祖“複詔群臣議營建北京。先是，車駕至北京，工部奏請擇日興工。上以營建事重，恐民力不堪，乃命文武群臣複議之。於是公、侯、伯、五軍都督及在京都指揮等官上疏曰：臣等切惟北京河山鞏固，水甘土厚，民俗淳樸，物產豐富，誠天府之國、帝國之都也。……比年……河道疏通，漕運日廣，商賈輻輳，財貨豐盈，良材巨木已集京師（指南京），天下軍民樂於趨事……誠所當為而不可緩……。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太常寺等衙門尚書、都禦史等官複上疏曰：伏惟北京聖上龍興之地（指明成祖即帝位前為燕王，駐北京），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裏，山川形勝足以控四夷、製天下，誠帝王萬世之都也。……今漕運已通，儲備充溢，材用具備……伏乞早賜聖斷，敕所司擇日興工。從之”。至此，明成祖營建北京的計劃才最終確定下來。至於征調天下丁匠，實際上早在此前3個月就已進行。“永樂十四年（1416年）八月丁醜，詔天下軍民預北京營造者，分番赴工。所在有司，人給鈔五錠為道裏費。”永樂十五年（1417年）正月，平江伯陳瑄督率漕船“運木赴北京”。這些木材主要用於修建西宮，在北京宮殿建成以前，明成祖即在西宮視朝。明北京營建工程始於永樂十五年（1417年）六月，竣工於永樂十八年（1420年）十二月，曆時3年有餘。《明太宗實錄》載：“永樂十八年（1420年）十二月癸亥，初，營建北京，凡廟、社、郊祀壇場、宮殿、門闕規製悉如南京，而高敞壯麗過之。複於皇城東南建皇太孫宮，東安門外東南建十王邸（今北京王府井即得名於此），通為屋八千三百五十楹。自永樂十五年（1417年）六月興工，至是成。”參與督掌工程的官員和從役的工匠頭目都得到提升，清吏司郎中蔡信為工部右侍郎、營繕所副吳福慶等7人為所正、所丞楊青等6人為所副、木 瓦匠金珩等23人為營繕所丞，並賜督工文武官員和軍民夫匠鈔、胡椒、蘇木。至此，明北京宮城、皇城和宮殿等建築才告完備。同年，明廷宣布改京師為南京，北京為京師，以遷都詔告天下。永樂十九年（1421年）正式遷都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