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族統治階級的腐朽與八旗生計的惡化
乾隆中葉，清朝疆域遼闊，四海晏安；國力強盛，“康乾盛世”臻於頂點。然而盛極而衰，在一片歌舞升平中，社會的階級矛盾也醞釀成熟。滿族地主階級侈靡逾度，崇尚浮華，在難以滿足的貪欲驅使下對滿漢人民加緊了剝削壓迫，政治上也走向腐化墮落。高宗為政標榜“寬緩”，實際上卻往往成為寬宥貪官汙吏的口實。越來越多的下層旗人在滿、漢地主的盤剝兼並下墮入貧困的泥淖而無以自拔。“八旗生計”的惡化大大激化了旗人內部的階級矛盾。
一、統治階級的衰朽
滿族在入關初期，還保持著比較淳樸的風氣，當時兵連禍結，經濟蕭條，統治者在生活上一般還不敢恣意奢侈，縱情遊嬉。聖祖比較儉約，宮中費用不及明朝的十分之一，並諄淳告誡滿族王公和八旗官員保持勤儉樸實的傳統。世宗本人也不事奢華，嚐命從人將宮中食餘之物日日檢貯，數年間積累數十石之多，並以此事廣為宣諭，意在表率臣僚，形成清明的政治風氣。但是，滿族貴族、官僚在全國範圍內是一個經濟、政治地位最優越的社會階層。當統治秩序穩定下來、封建經濟繁榮興旺的背景下，滿族貴族官僚追求浮華、貪圖享受的風氣難以竭止的速度彌漫。康熙年間，八旗王公貴族婚嫁多用錦繡金珠，死喪燒毀珍寶車馬，“嫁一女可破中人數十家之產，送一死而可罄主人數十年之用。暴殘天物，莫可計算”。當時掌握權力的滿族顯要大多斂財納賄，以為奢靡揮霍之資。權臣索額圖家資富贍，史稱“通國莫及”。另一權臣明珠貪髒在法，“貨賄山積”。滿族貴族世襲高爵厚祿，養尊處優，日以遊樂為嘻，平居積習，亦相效尤。居家器用，衣服飲撰，無不備極紛華，爭誇靡麗。這種現象，到乾隆時有加無已。
高宗炫耀盛世，生活侈靡，對於女樂、珍寶、宴筵、尋遊、無所不好。六次南巡，到處遊山玩水，所到之處，官紳競獻珍奇土產。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高宗70歲生辰，各地官僚將掊克聚斂的民脂民膏競相入貢祝壽。皇帝家族婚喪壽禮，常年不斷，豪侈場麵，司空見慣。高宗女兒下嫁和珅兒子豐紳殷德時，妝奩所費數百萬兩，待公主於歸，又賜帑銀30萬。高宗還大興土木，廣建宮苑，耗費不貲。皇帝即如此奢華，滿族的貴族官僚爭相效尤。諸藩邸皆畜聲伎，恢園囿，簡親王德沛用銀數萬兩建造別墅，亭榭軒然，在諸王邸中為最優。高宗內侄福康安，奢汰無比，家中“輿夫皆著毳毭之衣，姬妾買花日費數萬錢”。滿族貴族官僚，日趨享樂，沉溺於浮華，大量花費來自下屬的苞苴賄賂。和珅是曆史上有名的“貪相”，任大學士20年，貪汙贓款不下億萬兩。伍拉納任閩督，惟以貪酷用事，曾倒懸縣令以索賄，與另一貪官浦霖貪索贓款積至三四萬兩之多。當時，為官者上行下效，貪風日熾，所以史家稱：“非其時人性獨貪也，蓋有在內隱為驅迫，使不得不貪者也”。
滿族統治者貪賄成性，官場上形成朋比徇私、容隱欺蒙的腐敗風氣。官員“以模棱為曉事，以軟弱為良圖，以鑽營為取進之階，以苟且為服官之計”，大官僚唯知貪戀祿位，墨守陳規，不以國事為重，下屬則極盡阿諛逢迎之能事，或者緘默以取容。清朝百務廢弛、財政虧缺、吏治敗壞、案牘山積。滿族統治集團的腐化沒落，日益削弱了統治能力，使清朝統治走向下坡。
二、八旗生計的惡化
與滿族統治階級奢靡無度的生活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下層旗人經濟生活狀況白益惡化。這個問題，在康熙年間初露端倪。乾隆年間，已成為八旗內部帶有普遍性的社會問題。
北京是八旗駐紮的最大重點，也是“八旗生計”最嚴重的地區。數十百萬旗人久居京城內外，兵額有限，人口加增，又不事生產，生活每況愈下。沈起元在《擬時務策》中說：“甲不能遍及，而徒使之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不兵、不民，而環聚於京師數百裏之內，於是其生日蹙”。
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裕親王允祿奏報說：八旗中無法維持生計的鰥寡孤獨多達6000餘名。無人贍養的旗人子弟淪為乞丐，甚至寡妻冒稱民婦並自賣為奴等觸目驚心的事件也接踵而至。
關內駐防旗人的經濟生活大體與京旗相同。東北地區的旗人在清初均領有旗地，以後陸續開墾荒地，經濟上一度比較寬裕。但是，伴隨大批漢民的湧入，旗人土地大多被漢族地主和農民典買，生計也每況愈下，1741年（乾隆六年）寧古塔將軍鄂彌達奏報，吉林烏拉3000名滿洲兵丁中，富戶僅21戶（272口），中戶848戶（8829口），貧戶1185戶（8935口），赤貧戶678戶（2894口）。這個典型材料表明，當地滿族人中，基本可以溫飽的中戶還不足三分之一，絕大多數是貧戶和赤貧戶。
八旗生計的惡化，絕不局限於北京或吉林烏拉一二地，已經迅速蔓延為全國各地旗人中普遍存在的嚴重社會問題。正身旗人生計日絀，使八旗兵丁的戰鬥力不斷削弱渙散，直接損害了清朝統治者的利益。為了緩解八旗生計問題的衝擊，清朝統治者陸續采取了賞賜銀兩、增加兵額、京旗移墾、漢軍出旗、動用公款回贖民典或“奴典”旗地等一些措施。盡管這些措施使旗丁的困難一時有所和緩，但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乾隆年間，除定例婚喪賞銀和不定期的“恩賞”外，將回贖旗地的旗租發還，每年加賞八旗兵丁一月錢糧。但賞銀落入旗兵之手後，或者抵補私債，或者妄行靡費。不過數月，罄盡無餘，依舊貧乏如故。漢軍出旗後，將餘出兵額，主要由滿洲人丁充補，同時增加兵額，但增加的兵額趕不上人口的增長。京旗移墾本身不失為一項積極的措施，同樣收效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