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勝利後，由於國民黨反動派對回族人民的統治更加殘暴，回族人民的反抗鬥爭也就更為頻繁，反抗鬥爭的形式多種多樣，參加的人數急劇增多，掀起反抗鬥爭的地區更為廣泛。冀中回民聯合會發出了全區回民緊急動員起來、參軍支前的號召。魯南回民協會發布了告回胞會員書，提出了反對內戰、支援解放軍打敗國民黨、爭取回民解放等10項要求。渤海回民協會也發出堅決消滅匪特，積極參加回民武裝，發揚回民的英勇頑強精神，和蔣介石拚到底的莊嚴號召。這些號召得到了飽嚐國民黨反動派民族壓迫之苦的回族人民的積極響應，在廣大回族人民中掀起了參軍支前、武裝反抗國畏黨反動派的高潮。河北孟村有127名優秀回族青年集體參加了回民自衛隊，山東沂北馬站區北部100多戶回民的村寨就有22名青年參軍，信陽六營村一次就有70餘名青年參軍。冀中、東北等地的回族青年也踴躍參軍。許多回族地區均成立了自衛軍和民兵，在配合解放軍大部隊作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各地回族人民還自動組織起來，為人民解放軍修橋、鋪路，組織擔架隊、運輸隊，不辭勞苦，冒著槍林彈雨，運送彈藥物資，搶救傷員，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做出了很大貢獻。
四、台灣“二·二八”起義中的高山等民族
1945年隨著抗日戰爭的勝利，台灣各族人民擺脫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但不幸的是台灣各族人民又陷入國民黨的法西斯統治和美帝國主義的控製之下，國民黨反動派對台灣各族人民特別是對高山族人民實行了殘酷的統治，在政治上設立反動的“高山族施政研究會”，將高山族居住地區劃為“山地特殊行政區域”，建立警察局，派遣特務對高山族進行封鎖隔離的分割統治。在經濟上以設立各種公司為名，掠奪高山族地區的糧食、土特產品和強伐森林，還搶掠民財，抓捕高山族青年充當炮灰。國民黨反動派的殘暴統治激起了高山族人民的不斷反抗，最突出的是參加了台灣“二·二八”起義鬥爭。
1947年2月27日國民黨武裝緝私員在台北市毆打女商販，並開槍打死圍觀群眾，台北市民到憲兵隊和市警察署請願，要求懲辦凶手而無結果，28日台北市舉行罷市、抗議遊行，國民黨軍隊又開槍打死示威群眾3人，憤怒的群眾立即奪取電台，呼籲全省人民支援台北人民的正義鬥爭，號召得到全省各族人民的響應，於是發展成為“二·二八”大規模的起義鬥爭，至8月底，起義人民控製了台灣的大部分地區，各民族起義群眾組織了自己的武裝和建立了臨時自治政府。
“二·二八”起義爆發後，受壓迫最深的台北、台中、嘉義、高雄、花蓮、台東等地的高山族人民立即拿起武器投入戰鬥。高雄的高山族人民將過去日本軍藏在山中的軍械子彈起出，送給起義隊伍；台東的高山族青年參加了接收政府機關的戰鬥；嘉義的高山族人民在占領市區戰鬥十分緊急的關頭，毅然承擔起到台中請求增援的重任。台北高山族人民與漢族人民一道，殲滅了能高區、新高區的國民黨反動軍隊，還派出武裝隊伍增援台中。在台中起義部隊退入埔裏時，高山族人民仍踴躍參加了中部地區最後一次激烈戰鬥。埔裏、屏東附近的霧頭山、大武山地區的高山族人民也組織起武裝，開進城區，英勇助戰。
台灣“二·二八”起義是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一部分，高山族人民參加了各地的戰鬥，做了重大的貢獻。“二·二八”起義雖然因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酷壓迫而失敗了，但它反映了台灣高山族和漢族人民反抗壓迫，爭取自由，熱愛祖國，永遠不可征服的英雄氣概。
五、南方各民族人民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鬥爭
湘、桂、粵、雲、貴、川等省是幾十個少數民族居住的地區，隨著國民黨統治勢力的深入，對各少數民族人民的壓迫和剝削也不斷加重，以致達到了使各少數民族人民無法忍受的地步，因此南方各少數民族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和民族的解放，不斷地進行了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鬥爭。
最早起來進行反抗的是滇西各族人民反對國民黨設治局的鬥爭。民國初年雲南軍政府為了加強對滇西各民族的統治，開始在滇西民族地區建立殖邊公署或設治局，委派行政委員或設治局長進行統治。先是，1912年在怒江地區建立了3個殖邊公署，1916年改為行政公署，1928年又改為貢山、福貢、碧江3個設治局，同時又建滬水設治局，整個怒江地區就處於國民黨設治局的統治之下。在德宏地區於1913年設立行政區，1932年建立潞西、瑞麗、隴川、盈江、蓮山、梁河6個設治局進行統治。所派行政委員和設治局長，都是些貪官汙吏，任意派夫、派款、派糧，苛捐雜稅名目多達數十種，各族人民實難忍受這種殘酷剝削，因此不斷起來進行反抗。1918年福貢設治局打獸村的傈僳族群眾因不堪行政公署的苛派勒索，在頭人瓦第的領導下聚眾數百人起義，包圍了上帕（福貢）行政公署，殺死了團政和5名官員。同年福貢達普洛村也爆發了反抗行政公署的鬥爭。
1923年貢山第二、四區爆發了阿肯生等領導的反抗行政委員的鬥爭。
1935年福貢傈僳族人民起來殺死了設治局長史國英夫婦等人，燒毀了檔案，占領了設治局衙門。l929年蓮山各族人民因對蓮山設治局征收煙稅不滿而起來殺死了設治局長。
1938—1939年間，盈江設治局長李竹溪逼群眾交大煙，引起傣、景頗等民族群眾的反抗，殺死了設治局長李竹溪。1938年梁河傣族群眾起來燒毀了設治局，將設治局長趕走，1941年再次燒毀了沒治局，趕走了設治局長。
繼滇西各民族反對設治局統治鬥爭後，雲南各民族人民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鬥爭連續不斷。1936年7月，賓川華蓋鄉各民族農民因交不起清丈執照費，遭鄉公所拘押吊打，激起了各民族群眾的憤怒，起來襲擊了鄉公所，殺死清丈人員和鄉長，並展開抗租鬥爭，殺死了前來收租的地主。
1938年12月，金沙江東岸把朝灣爆發了規模較大的武裝起義鬥爭，打死了附近的鄉、保長，起義群眾豎起黃旗，組織“黃軍”，提出了“打富安民，殺富濟貧”的口號，起義武裝發展到1000餘人，曾一度占領石鼓，後被國民黨軍隊鎮壓。1938年，宣威的彝、苗各民族聯合起來舉行了反抗國民黨拉夫的鬥爭。滬西舍得村的彝族群眾也進行了反對國民黨壓迫的鬥爭。
1944年6月，大理下雞邑村白族群眾起來打死搶劫民財的國民黨軍二三十人。
1947年雲南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組織起各種群眾革命團體，發動各族群眾進行反對國民黨統治的鬥爭，黨領導的農民互助會、禁煙會、兄弟會、工抗會、農抗會、青年聯誼會等組織普遍建立起來。根據雲南各族人民的要求，中國共產黨又提出了“反三征”的口號，在中國共產黨的組織領導下雲南各地反對國民黨政府的征兵、征糧、征稅的三抗鬥爭蓬勃地開展起來。喬後鹽場的各民族工人在“工抗會”的領導下，舉行了兩次罷工鬥爭，取得了增加工資的勝利，顯示了群眾鬥爭的威力。
在四川，1940年普雄彝族人民爆發了以果基、阿侯、俄利3個家支為主的反對國民黨壓迫的鬥爭。從1945年到1947年，涼山彝族人民進行了3次反對國民黨軍隊進剿的鬥爭，1945年4月國民黨軍隊圍剿普雄、越西，彝族人民奮起自衛，組織起人民群眾聯盟，提出了“趕走國民黨”的口號，殲滅國民黨兵1000餘人。1946年4月，國民黨又派遣1萬餘軍隊第二次進剿普雄，遭到彝族人民的迎頭痛擊，國民黨又增派大量援軍，對反抗群眾進行殘酷報複，大批彝族人民慘遭殺害，激起了彝族人民對國民黨更加的仇恨，因而爆發了10萬人的大起義，使國民黨軍隊陷入困境。
1947年春天，國民黨又派7個團的軍隊第三次進剿普雄，彝族人民組織了5000人的武裝迎擊國民黨軍隊，取得了很多的勝利，國民黨最後采取分化收買的政策將起義鎮壓下去。
1942年6月，茂縣的羌族爆發了震驚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茂北事變”，起義群眾提出了“打倒貪官汙吏”的響亮口號，起義軍還規定了嚴明的紀律，因而不斷得到羌、漢各族人民的擁護和支持，起義軍曾殲滅了國民黨保安司令部的1個中隊，打死國民黨官員20餘人，起義軍還圍攻國民黨專署駐地一茂縣城，震動了國民黨在川西北的統治，最後國民黨派了大量援軍才將起義鎮壓下去。
1947年，在茂縣龍坪、三齊等鄉又爆發了武裝起義，即“龍坪事件”，這次武裝起義最初是由於國民黨地方政府和部分羌族上層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後來發展成為羌族人民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武裝起義，1000多人的起義武裝打死了國民黨軍數十人，專員也竄逃而去，但這次起義終因羌族統治階級的背叛而失敗，不過它仍然打擊了國民黨在羌族地區的反動統治。
在貴州，由於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橫征暴斂，大肆搜刮，激起了貴州各族人民的憤恨，從而掀起了此伏彼起的抗兵、抗糧、抗款的鬥爭。
1939年晃縣涼傘等鄉侗族爆發了武裝“抗役”的鬥爭，武裝人員1000餘人進攻縣自衛團，截擊義壯常備隊，圍攻鄉公所，武裝鬥爭波及到三穗、玉屏、青溪等地。同年7月劍河縣侗族又爆發了抗款抗兵的“南明事件”，起因是國民黨縣長、保警長等人強征稅款、兵款，毒死無辜群眾而引起的，爆動群眾殺死了縣長、保警隊長等人。
1942年，晃縣、三穗、鎮遠、鬆桃等縣的侗、苗、漢等族人民又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抗兵、抗糧、抗款”鬥爭，施秉、台拱、黃平等地各民族群眾亦紛紛響應，發展成為“黔東事變”，參加者達2萬餘人，攻打縣城，張貼布告，散發檄文，揭露國民黨政府是“惡劣政府”，反抗聲勢震撼了湘黔邊境，國民黨反動政府派出了2個旅、1個憲兵團、2個保安團才將起義鎮壓下去。1943年2月，水龍、牛場、都江等地的水族人民不堪國民黨的各種勒索在石奉璋等人的領導下進行反抗，他們提出了“不納糧、不當兵、不交款”的鬥爭口號，組織起5000餘人，襲擊三合縣國民黨政府。1943年，貞豐地區布依族、苗族聯合其它民族舉行了反對征兵、征糧、征款的武裝起義，起義者提出了“官逼民反”等口號，起義武裝發展到幾千人，攻克貞豐縣城，殺死了一些惡霸地主，趕走了國民黨縣長。1944年春，都勻、外套的水族和其它民族在陳玉芳的發動下舉行了反對征兵、征糧的武裝起義，提出了“反貪官，反壓迫”的鬥爭口號，起義隊伍曾發展到萬餘人，起義最後在國民黨的重兵圍剿下失敗了。貴州各族人民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鬥爭皆因各種原因而失敗了，但是這些鬥爭打擊了國民黨反動派在貴州的統治，表現出了貴州各民族人民英勇反抗的鬥爭精神。
居住在鄂西的土家族人民因不堪國民黨政府的橫征暴斂，鹹豐縣巴西溪的群眾於1937年11月就憤怒地殺死3個稅收人員，十幾天內，聚集土家、漢族貧苦農民2000餘人，襲擊區公所，進攻縣城。1941年又因強拉夫差，被強征的60多人起來殺死押送的保安隊副，衝進保長辦公處，撲殺保長和保丁。1943年湖南省永順、大庸、桑植、龍山等縣上家族、苗族、漢族貧苦農民共同起義，在永順縣石堤西土家族彭春等領導下，提出“抗糧、抗征、抗日”主張，曾一度攻打永順縣城。1945年春，永順、龍山、桑植三縣土家、苗、漢等民族人民又組成“神兵大刀隊”，頭裹紅布、身佩神符，聚集1萬餘人，摧毀7個鄉公所，攻到了永順城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