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一章 中國共產克領導下的各民族革命運動
第三節 全國各民族反對分裂維護祖國統一的鬥爭
一、蒙古族反對分裂的鬥爭
宰亥革命前後，蒙古族人民受資產階級革命的影響，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參加反對清王朝的鬥爭，反映出蒙古族人民與其它民族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但是，少數蒙古族王公貴族和上層僧侶，不顧民族和國家的根本利益，在俄、日帝國主義的操縱下，利用國內動蕩的局勢，公然發動旨在分裂中國的“獨立”運動。
1911年（宣統三年）7月，活佛哲布尊丹巴和杭達多爾濟親王糾集四盟王公在庫倫密議外蒙“獨立”。會後，杭達多爾濟以“蒙古君主”哲布尊丹巴“欽命外交大臣”身份，率蒙古代表團赴俄，尋求俄國的保護，並要求俄國以武力支持外蒙古的“獨立”。在得到俄國的軍事援助後，蒙古分裂分子於十一月宣布脫離中國，實行“獨立”，驅逐清廷庫倫辦事大臣。十二月二十八日，哲布尊丹巴舉行“大蒙古帝國日光皇帝”登極儀式，組成大蒙古國庫倫政府。外蒙古的分裂活動在內蒙古引起連鎖反應。1912年（民國元年）1月，在沙俄的策動下，呼倫貝爾額魯特總管勝福組建軍隊，占領呼倫貝爾，宣布“獨立”，成立隸屬於庫倫政府的“自治政府”。卓索圖盟的少數王公，則在日本的策劃下掀起所謂“滿蒙獨立”的分裂活動。
蒙古族王公貴族和上層僧侶的分裂活動，根本上是違背中華民族統一體利益的，也是背離蒙古族廣大人民利益的，其最終目的是維護少數蒙古封建統治集團的利益以及帝國主義在蒙古的一切特殊權益。因此，必然遭到蒙古族各階層的堅決反對。
事實上，蒙古“獨立”運動一開始，就遭到蒙古族人民的堅決反對。在庫倫密謀分裂的會議上，宗教上層額爾德尼商卓特巴喇嘛巴德瑪多爾濟拒絕在給沙皇的乞援信上簽名，並將哲布尊丹巴集團陰謀叛國行為的消息透給庫倫辦事大臣三多，要求速籌善策，挽回危局。當所謂“俄蒙協約”簽訂後，內外蒙古土反對“獨立”的呼聲更加高漲。外蒙古土謝圖汗部王公致電民國政府，聲明該部不承認“俄蒙協約”。內蒙古哲裏木盟十旗王公在長春召開東蒙古王公會議，讚成五族共和，反對外蒙古“獨立”。歸綏則召開西蒙古王公會議，22部34旗王公一致決議聯合東蒙，擁護民國，反對哲布尊丹巴的分裂行徑。會後，烏蘭察布和伊克昭兩盟王公聯合通電，宣布“數百年來，漢、蒙久成一家”，“我蒙同係中華民族，自宜一體出力，維持民國”，強烈要求哲布尊丹巴取消“獨立”。在北京的蒙古王公組織蒙古王公聯合會，宣布“蒙古擁護各族一體的中華共和國，斷無獨立之理”。並以“蒙古王公聯合會”的名義，通告世界各國，決不承認沙俄炮製的“俄蒙協約”，庫倫政府“與外國協商訂約等事，無論何項事件，何項條約，自應一律無效”。
在蒙古族上層反對庫倫叛國集團的同時，蒙古族人民也自發地展開了反對分裂、維護統一的鬥爭。叛國集團多次派人到科爾沁煽動叛亂，當地牧民將煽動者綁送辦事長官處，以叛國罪處斬。錫尼喇嘛領導的伊克昭盟烏審旗“獨貴龍”運動，發動之初以反封建統治為宗旨，當哲布尊丹巴集團煽動內外蒙古“獨立”，錫尼喇嘛旗幟鮮明地給予反擊。在“獨貴龍”運動的壓力下，烏審旗的叛國者被定罪懲處，另一叛國者那仁格日勒則被“獨貴龍”群眾處決。
蒙古族人民和愛國王公的愛國行動，得到全國各族人民的支持。他們強烈反對“俄蒙協約”和哲布尊丹巴之流的叛國活動。孫中山致電參議院，要求否認“俄蒙協約”。北京市民舉行“反對俄國奸計大會”，譴責叛國者的罪行。全國輿論更是連篇累牘，揭露沙俄分裂中國的侵略罪行。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和華僑3000多人在東京集會，憤怒聲討沙俄及蒙古王公的叛國行徑。
在全國反對分裂、維護統一浪潮的巨大壓力之下，袁世凱政府采取了一係列措施，以促使哲布尊丹巴集團取消“獨立”，廢除“俄蒙協約”。經過艱難的鬥爭，1915年北洋政府與俄國簽訂《中俄蒙協約》，沙俄承認中國對外蒙古的“宗主權”，哲布尊丹巴取消“大皇帝”稱號，對外蒙實行“自治”，十月革命後，外蒙“自治”政權失去沙俄靠山，於是，其王公喇嘛於1919年（民國八年）上書北洋政府，呈請撤銷“自治”，宣布廢除一切所訂有關協約。呼倫貝爾的“自治政府”先於1915年改為“特別區域”，至1920年（民國九年）也致電呈請撤銷“特別區域”。至此，少數蒙古族上層發動的旨在分裂中國的所謂“獨立”運動以失敗告終。
二、藏族反對分裂的鬥爭
英國發動第二次侵藏戰爭後，即開始實施在藏族統治集團中尋找代理人的策略。在策反班禪九世失敗後，英國侵略者轉而拉攏西藏地方當局，竭力籠絡達賴集團，挑撥西藏地方與清朝中央政府的關係。由於英國的影響以及西藏農奴主維護自己利益的需要，西藏統治集團內部逐漸形成以達賴為首的親英勢力。這股勢力在英帝國主義的庇護和支持下，趁國內政局動蕩、政體更替之機，陰謀西藏“獨立”，從中國領土中分離出去。
1909年（宣統元年）六月，清朝中央政府加強對西藏的管理，令川軍2000人調駐西藏。英印當局公然幹涉中國內政，反對川軍入藏，並唆使西藏三大領主發動叛亂。川軍粉碎了叛軍的抵抗，於1910年（宣統二年）二月進入拉薩。達賴帶領親信逃亡印度，要求得到英國的保護。英國和俄國駐華公使遂聯合向清政府提出抗議，迫使清政府取消對達賴的處分。正是在帝國主義的支持和慫恿下，達賴集團在分裂主義的道路上愈走愈遠。
1912年（民國元年）初，西藏分裂集團無視民國政府“五族共和”的主張，乘政體更替之機，以達賴的名義發布了實際上是脫離祖國的“驅漢”命令，組織以達桑占東為總司令的“民軍”，圍攻駐藏川軍。1913年（民國二年）1月，達賴進入拉薩，宣稱“獨立”。英軍則借口“護商”，侵入拉薩，實際上是對達賴的分裂活動給予軍事上的支持。西藏局勢危急。
英國一手策劃達賴集團分裂中國的叛亂，遭到藏族愛國僧俗上層和廣大人民的抵製和反對。在叛亂初期，藏族人民和愛國人士明確表達了維護祖國統一、支持中央政府平叛的願望。西藏辦事長官陸興棋在報告中說：“西藏誠心向我者惟班禪與第穆布責繃之絡腮嶺等寺，班禪屢來密信，詳陳藏人情事”，“現矢誌不渝，暗中儲糧，為我大軍入藏接濟。又代籌我軍先進，據波密為入拉薩張本”。侵略分子貝爾承認，在藏族農民中，“時時聞其盼望中國複來”。故此貝爾不得不承認，西藏人民不欲其在政治上與祖國分離。對達賴所依靠的英帝國主義，他們更是仇視無比。當達賴投靠英國搞獨立時，西藏部分官員表示反對，認為西藏“獨立”，會“有外力侵入之虞”。藏族人民中則在醞釀反英暴動，“僧侶階級恐外國影響之危及其宗教與其本身，仇憾每達極點”，終於在貝爾進入拉薩煽動達賴擴大分裂時，爆發了圍攻貝爾的暴動。由於達賴派軍隊保護，貝爾脫險。事後，貝爾仍想滯留拉薩，“惟達賴不許，並謂藏人仇視已深，若不速行，不能複任保護之責，貝爾失望，遂出藏返印”。
達賴的分裂行為亦引起全國各民族人民的譴責。輿論紛紛譴責，直斥英帝國主義和西藏分裂分子。川東紳商學界電告四川軍政府：“西藏為四川藩籬，藏固而後川固，川固而後沿江各省固。近日藏警頻聞，若不及早挽救，勢釀巨患，轉違五大民族共同一家之宗旨”。川、滇、黔、陝四省協會通電，要求政府鼓動民氣，誓死力爭，務期博得最後勝利。中國留日學生通電：“民國創立之初，宣布五族共和……當時各友邦之承認民國，對於漢、滿、蒙、回、藏五族組織之民國宣言，以及漢、滿、蒙、回、藏五族人所據有之地域，純為吾領土之布告，未聞有何等異議”，因此政府“欲保全西藏，擁護國權，則對英交涉，不宜稍讓”，否則“反蹈外蒙以往之複轍”。川、鄂、雲、貴四省人士自發成立“藏事研究所”，電請蒙藏事務局，“急與英人嚴重交涉，勿稍退讓”。反對分裂，維護統一成為包括藏族在內的中國各民族的共同呼聲和要求。在這種形勢下，北洋政府在處理西藏問題上采取了較為強硬的外交政策，並對爭取達賴放棄分裂做了許多工作。袁世凱以大總統命令宣布：“現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為我中華民國領土，則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為我中華民國國民”。在英國操縱F召開的所謂中英藏西姆拉會議上，中方代表拒絕接受英方提出的任何旨在分裂西藏的協約，並正式聲明，凡英國與西藏地方當局簽訂的條約，中國政府概不承認，從而挫敗了英國的陰謀。同時，北洋政府在派軍入藏平叛的同時，對達賴采取了和平措施，恢複達賴封號，動員拉薩三大寺首領喇嘛親屬“函勸各喇嘛共勸達賴歸順”，並多次派人恢複同西藏的直接聯係。因此，達賴的態度有了重大的變化。1920年（民國九年），達賴致函甘督張廣建稱：“嗣後關於藏內一切事件，仍望始終維持，以饗傾向之念。”表達了與中央和好的願望。同年在送中央政府代表朱繡等人時，達賴說：“餘親英非出本心，因欽差逼迫過甚，不得已而為之。此次貴代表等來藏，餘甚感激，惟望大總統從速派全權代表，解決懸案，餘誓傾心向內，同謀五族幸福。”這樣，在藏族人民和其它各族人民的強烈反對以及中國中央政府的抵製下，英國分裂中國西藏的陰謀被暫時挫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