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滿族文化的繁榮
清初的滿族文化，帶有漁獵民族古樸、生動、豐富多采的內涵，在與漢民族長期交往中，又經曆了一個汲取漢文化的過程。隨著兩族文化上的差距逐步縮小，社會發展水平日愈接近，滿族文化獲得空前繁榮。在經史、詩詞、文學、書畫等漢族文化的傳統領域，滿族都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
1.文化教育。滿族肇興時代，“無論長幼，爭相奮勵，皆以行兵出獵為喜”，嫻於騎射，疏於文教。建國以後，滿族統治者為了加強對廣大漢族人民的統治，逐步沿用“漢法”，改革舊製，同時開始注意到本民族的文化教育。清太宗皇太極在位時，曾下令滿族王公子弟8歲以上、15歲以下，俱就學讀書，“使之習於學問，講明義理，忠君親上”。滿族統治者提倡就學讀書，旨在維護自己的特權地位，但是，同時對於提高本民族的文化水準，廓除落後的思想意識，也的確起到開風氣之先的作用。
清朝入關伊始，為八旗子弟接受教育提供了種種便利條件。規定滿洲官員，文官在京四品以上，在外三品以上；武官在京在外二品以上，各送1子入監。護軍統領、副都統、阿思哈尼哈番、侍郎、學士以上之子，俱為蔭生。其餘各官之子，俱為監生。1665年（康熙四年）規定，恩蔭子弟，先送國子監讀書，後授官職。先是，為了擴大旗人教育的範圍，1644年於滿洲八旗各覓空房一所，立為書院，教習八旗子弟，翌年，定牛錄各取官學生2名，以20名習漢書，餘俱習滿書，普通旗人子弟逐步有了受教育的機會。1656年（順治十三年）世祖諭內稱：“今見八旗人等，專尚讀書，有子弟幾人，俱令讀書，不肯習武，殊違我朝以武功定天下之意”。為此，規定：凡額外私自讀書子弟，不準選用考試。清朝統治者耽心八旗子弟重文偃武，銷磨披堅執銳、衝鋒陷陣的勇氣，所以采取限製措施。但這正好說明，重教育喜讀書開始在滿人內蔚然成風。
除八旗官學外，清朝統治者又逐步開設景山官學（內務府旗人子弟）、鹹安宮官學（內務府旗人幼童及官學生中的俊秀者）、宗室學（八旗左右翼各一），覺羅學（八旗各一），八旗義學。各地駐防八旗也紛紛興建學校。這樣，到雍正年間，基本健全了八旗子弟的教育製度，使不同階層不同旗屬的旗人子弟，普遍獲得了學習的機會。入學子弟，課讀經史，學習滿漢文，兼習騎射。除各類官辦學校外，私家教育也漸有起色。乾隆年間前因居士《日下新謳》詩雲：“學貼標門教滿洲，旗童秋爽竟來投，跏趺滿炕喧功課，‘阿厄嗚窩，念字頭。”形象生動地描述了北京城內私塾先生教授滿族幼童的情景。當時私塾先生訓蒙，往往標貼於門，大書一“學”字，以招學人，如果是滿洲師傅，則貼一滿文“學”字。學習滿文，須先從十二字頭念起，阿、厄、嗚、窩，便是字頭起首之音。私學與官學相結合，使滿族人享有比一般漢族人優越的受教育條件和較多的機會，滿族的文化素質普遍有所提高。
為了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滿族統治者所作的另一項努力就是組織人力翻譯漢文書籍。從努爾哈齊時起，曾命著名滿族文士達海等人翻譯《明會典》、《素書》、《三略》，作為施政用兵的參考。皇太極改設文館（書房）以後，為了“以曆代帝王得失為鑒”，組織專人在達海指導下大規模迻譯漢籍。達海生前參予翻譯的就有《通鑒》、《六韜》、《孟子》、《三國誌》（實即《三國演義》）、《大乘經》、《武經》，又節譯遼、金、宋、元四史。內容涵包經、史、軍事、宗教，說明滿族人所涉獵的漢族書籍已經相當廣泛。盡管《三國演義》尚未譯完，其中一些典故已為滿族各階層人所喜聞樂道。
清朝進關，設翻書房於太和殿西廊下，加快了汲取傳播漢族文化的步伐。阿什坦與和素父子，是這一時期滿族的翻譯大家。1645年（順治二年），譯《洪武寶訓》，以明開國君主朱元璋的訓諭作為清朝治國施政的重要依據。1650年（順治七年）世祖將滿文《三國演義》頒賜滿洲諸王以下，八旗甲喇章京（參領）以上，當作兵書閱覽。康熙時，漢族儒家學說精粹《四書》、《五經》的滿譯本均已出齊，作為滿族人行為規範的楷模。乾隆年間，用20年時間，完成了對佛學經典《大藏經》滿譯本的翻譯。此後，滿族人多已習用漢語文，不再借助滿文讀本，大規模的譯書工作始告完竣。漢文書籍被源源不斷地介紹到滿族人中來，對滿族人民在政治、經濟、軍事、法律、文化等諸多領域的活動產生了深遠影響。
滿族統治者組織翻譯漢籍的宗旨始終是為了統治利益的需要，因此，對於官方譯本以經史政書為主的現象，也就不足為奇了。但是，這些書籍大多“詞義深奧，難以誦習”，真正在滿族民間大量流行的譯本仍是《水滸傳》、《西廂記》、《三國演義》、《金瓶梅》等早已在漢人中膾炙人口的通俗讀物。康熙年間，“稗官小說盛行，滿人翻譯者眾”，在滿族民間湧現出一批出色的翻譯家，雖然他們沒有留下自己的名姓，卻為滿族文化的豐富發展作出了寶貴貢獻。
2.滿族思想意識。滿族從皇太極在位時開始闡揚漢族的儒家學說，但當時統治者把主要精力傾注在開疆拓土，奠定基業上，文化建設非常薄弱，況且全民族文化水平很低，傳統觀念甚至氏族部落時代的殘餘意識在社會中仍保持強烈影響。入關以後的數十年間，自幼生長漢地在儒家思想熏陶下的新一代滿族人迅速成長起來，思想意識煥然一新。聖祖自幼研讀儒家經典，熟習程朱理學，對宋儒朱熹尤為推重，認為他的學說：“皆明白精確，歸於大中至正”。在位時組織編寫《性理精義》、纂輯《朱子全書》，積極推舉儒家學說。1670年（康熙九年）頒行的《聖諭十六條》，主要內容為“敦孝弟以重人倫”、“尚節儉以惜財用”、“隆學校以端士習”、“講法律以儆愚頑”，實質上是以漢族傳統思想程朱理學作為包括滿族在內的全社會的統治思想，以鞏固封建王朝的根基。世宗即位以後，規定：每月初一和教場射箭之期，由佐領傳集所屬兵丁，講解《聖諭廣訓》，以後又將職守轉給佐領下的各族長，成為宗族活動的首要內容。在統治者大力灌輸和漢族的影響下，儒家的一套倫理觀念很快在滿族中風靡一時。思想意識的深刻變遷有益於汰除傳統意識中一部分陳舊落後的糟粕，並推動滿族封建化進程，作用是積極的。但以程朱理學為代表的封建社會後期的儒家學說的“三綱五常”成為滿族人行為準則以後，貞女節婦年年受到統治者的“旌表”。《八旗通誌·列女傳》卷二三九說：“每稽歲終婦女節烈，則旌門之典，莫盛於八旗，而從殉者尤多。”許多年青寡婦成為封建禮教可憐的犧牲品。
3.滿族語言文字。滿語又稱“國語”或者“清語”。清初滿族人無不國語純熟。入關後，與漢族人民雜居共處，在經濟、政治、文化、生活各方麵接受了大量的漢族影響，作為滿族交際工具的滿語自然失去它當初的重要性。
1671年（康熙十年）清政府因滿官已熟習漢語，撤銷了各部衙的啟心郎（滿語：通事），到康熙末年，北京城內閭巷間滿、漢人交往皆用漢語。乾隆時，京旗滿人“清語生疏，音韻錯謬”，大都忘卻本民族語言。關內各地駐防的八旗滿洲也已經通用漢語。本來清朝規定，滿洲官員必須通曉滿語文。後來，因不諳滿語而受到皇帝斥責的滿洲官員越來越多。東北雖然是滿族的故鄉，亦因旗民雜處，康熙末年盛京地方的滿人中有的已經疏於滿語。往後，這種變化波及更為邊遠的吉林、黑龍江。《吉林外記》卷三記載：“吉林本滿洲故裏，蒙古、漢軍錯屯而居，亦皆習為國語（滿語）。近數十年（乾隆末年），流民漸多，屯居者已漸習為漢語。”這實際上反映了滿、漢人民長期交往的需要，又是兩民族關係日益密切的結果。
在滿族逐漸使用漢語的同時，漢族人民也從滿語中汲取了不少富於表現力的生動語彙，這一點，在北京和東三省漢語方言中表現得較為明顯。清中葉以後，滿族中下層人民在日常談話中，兼用滿漢詞彙，稱“滿漢兼”，是滿、漢語言交彙中出現的一種有趣的語言現象。
滿文同樣走過了由盛而衰的變化。清朝前期，政府的重要公文均使用滿文，康雍年間逐漸雜用漢文。乾嘉以後，在軍機處、內務府等主要由滿員把持的重要機構中，漢文文件逐漸占據優勢。今天，保存在北京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中的滿文檔案尚有150萬份之多，它是研究清代政治、經濟、軍事、邊疆事務、中外關係以及滿族曆史文化的瑰寶。清代滿人還用滿文撰寫或翻譯關於政治、曆史、法律、民俗、宗教、文學、語文等方麵的大量著作。現今收入《世界滿文文獻目錄》的文獻就有1100餘種及滿文碑刻拓片646件，具有很高的收藏和研究價值。康熙年間，翰林院掌院學士滿洲旗人傅達禮等人，奉康熙帝意旨，集35年功力，完成《禦製清文鑒》，全書共280類，12000餘條，是清朝官修滿文辭書的第一部宏篇巨製，其中積蘊著滿族的許多傳統語彙、釋義及早期生活的豐富信息。以後滿文增加了大量新詞彙，語法結構日益嚴密，規範化程度明顯提高。乾隆年間纂成的《五體清文鑒》，共收辭18000餘條，不但是滿族辭語的集大成者，也是研究清代藏語、維語、蒙語等民族語言的曆史特點及其彼此關係的重要依據。
4.滿族小說詩辭。小說詩辭是漢族文人傳統創作領域，清代前期，滿族在這個領域中湧現出一大批優秀人才，他們運用嫻熟的漢文寫作技巧，完成了一批不朽之作。
在文學創作領域，最著名的作家是曹雪芹。曹雪芹，名霑，字夢阮，號雪芹，內務府正白旗旗鼓佐領下人。乾隆年間完成小說《紅樓夢》80回，內務府鑲黃旗旗鼓佐領下人高鶚續補後40回，成120回。小說以滿族貴族家庭生活的素材為基礎，貫穿賈寶玉、林黛玉愛情悲劇的主線，真實再現了清代社會經濟文化的風貌，對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腐朽與黑暗進行了有力揭露和大膽抨擊。小說結構宏偉謹嚴，語言生動自然，刻畫人物栩栩如生，把中國古典小說創作推上高峰，在世界文學史上占有一定地位。乾隆年間鑲黃旗滿洲人和邦額創作文言體短篇小說集《夜談隨錄》12卷，這是作者依據在各處所見所聞寫成的。半為傳奇體，半為筆記體，主要描寫滿族下層人民的困苦生活，以及封建社會的世態炎涼，對街肆奇聞也有涉及。作者對滿族皇帝草菅人命公開表示不滿，在《陸水部》一篇中對遭世宗流放處置的漢族知識分子陸生楠寄予同情，曾被貴族昭槤斥為“悖逆之詞”。和邦額與曹雪芹等滿族作家表現出的反封建意識，是滿族內部階級矛盾激化的反映。
正黃旗滿洲人納蘭性德，大學士明珠子，字容若。多才多藝，尤擅寫詞。著《飲水集》、《側帽集》，內容以抒情寫景見長，描寫北方風光的作品，真切動人，詞風清新婉麗，名冠清代詞壇之首。清代滿族詩作之多，令後人歎為觀止。聖祖、世宗、高宗均能詩善文，在他們倡導下滿族上層社會中詩風常盛不衰。鐵保編《熙朝雅頌集》136卷，1804年（嘉慶九年）刊行，收錄清初至中葉八旗滿洲、蒙古、漢軍的詩作7700餘首，是旗人詩作的總結集。
5.滿族民間文藝。清初滿族民間原流行反映傳統祭祀活動、狩獵生活的滿語歌謠。入關以後，又汲取漢民族歌謠曲藝的素養，漢人中傳唱的“邊關調”，就曾譯為滿語傳誦。蒲鬆齡《聊齋誌異》卷七《沂水秀才》篇，提到當時流傳的“滿洲調”，是一種滿語俗曲，而漢族民間廣為傳唱的“鄉荷包”，就是一支源於“滿洲調”的俗曲。1795年（乾隆六十年）刊行的民歌集《霓裳續譜》中搜集了一些留傳於京師一帶的滿族民歌，其中反映了滿族祭祖、跳神的傳統習俗。這些民歌雖然用漢語傳誦，卻帶有滿族文化的鮮明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