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對西南夷的開拓，盡管在當時和以後一段時期內有以公孫弘為代表的“盛毀西南夷無所用”的詆毀，然而秦、漢王朝的統治者卻堅持和順應了曆史發展趨勢，完成了統一西南夷的大業，是為中國曆史上一件大事，其功績應該予以肯定：“西南徼外，莊所通。漢因大夏，乃命唐蒙。勞浸、靡莫，異俗殊風。夜郎最大，邛、笮稱雄。乃置郡縣，萬代推功。”“若夫駹也冉也，邛僰也，越嶲也，滇也，則與我邊鄙之民，犬牙相入，聲息相通，物產相資，而非有駤戾冥頑，不可向邇者也”。自秦漢開通西南夷以降，則“滇雲之壤，理學義節文章事功之選，肩踵相望，天所佑也，漢肇之也”。曆史的發展證明，秦漢對西南夷的開拓，有利西南地區政治的統一。經濟文化的發展和各民族的團結進步。
三、西南夷各族社會發展狀況
公元前3世紀以前的西南夷社會發展狀況，因史料匱乏不得而詳，隻能從當時蜀身毒道（西南絲綢之路）已經開通來作為佐證。蜀身毒道的開通是經過西南地區的，是在這個地區一定的社會條件下建立起來的，而且是這些地區的居民開發的。這是因為西南各部落要求與鄰境進行生產品的交換，相互往返頻繁，最終開辟了商業道路。交通線的開辟，說明西南地區各民族社會、經濟、文化已發展到一定階段。西南夷社會狀況較為具體可信的記載始於司馬遷《史記·西南夷列傳》。西南夷數十百個族部的社會發展極為複雜，極不平衡，情況各異，正如《後漢書》所雲：“散在溪穀，絕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來，未嚐交通中國。”
據《史記》、《漢書》、《後漢書》、《華陽國誌》的記載，西南夷中較大的族部有：夜郎（僚、濮）、滇（僰）、邛都、笮都（叟、摩沙）、嶲、昆明、哀牢（苞滿、閩濮）、滇越、撣等。其中夜郎、滇僰），邛都是“耕田有邑聚”的定居農耕族部；嶲、昆明是“隨畜遷徙”的遊牧族部；笮都是“或土著或移徙”的半農半牧族部。
夜郎社會：夜郎區域廣大，境內的民族為僚、濮，各族部之間發展很不平衡，其中發展較快的是夜郎王、句町侯，漏臥侯等部分。遠在戰國時楚經巴而夜郎至滇之間就有著商業上的交往，“楚頃襄王時，遣將莊豪（）從沅水伐夜郎……既滅夜郎，因留王滇池”。莊即循楚賈人入滇之道而來。商業交往到漢初有了發展，前135年（漢建元六年）唐蒙使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醬，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可見夜郎與蜀和南越兩地緊密的商業交往的情景。蜀地商賈亦久慕夜郎的“竹木之器”和內地所需人力一奴隸，乃以鐵器交易夜郎，“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鐵器的輸入，對夜郎社會生產發展有突出的作用，因此漢初夜郎就是一個“耕田，有邑聚”的族部，當時耕作是“佘山為田”的刀耕火種方式。
夜郎、句町、漏臥等地區的社會生產關係。約在公元前2世紀夜郎酋長已是世襲，“夜郎侯……使其子為令”。夜郎“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漢孰與我大”的故事反映了夜郎酋長已經掌握了相當大的兵力，可以對周圍的小部落及其人民施加一定的權力。因此，西漢建牂牁郡以後封之為夜郎王，並作為大長，令聯絡周圍族部建置行政組織。夜郎及其周圍較強的且蘭君、句町王、漏臥侯、同並侯等內部的奴隸生產也在發展，諸部之間不斷發生掠奪人口、財物的兼並戰爭。且蘭君“旁國虜其老弱”，“成帝河平中（公元前28—前25），夜郎王興與句町王禹、漏臥侯俞更舉兵相攻”。頻繁地進行劫掠戰爭表明族部均企圖進一步發展其奴隸製，要求從鄰近的其它族部中掠奪人口（奴隸）、財物，增加其奴隸生產，擴大自己的統治權力，但獨立發展的奴隸製的企圖受到了漢王朝的限製。漢王朝先是派官吏進行調解，興等不從命，最後漢王朝出兵鎮壓了夜郎王興等，遏製了奴隸製生產關係在以上族部中的發展。
除上述夜郎等幾個較強大的族部外，南夷中的其它諸部在公元4世紀以前均處於比較落後的狀態，外部勢力尚未進入，他們是閉關自守、極力保注自己而與外界很少交往的原始氏族、部落。
滇（僰）社會：滇境內的主要民族是僰，因此又稱為滇僰。僰族是西南夷中社會政治經濟發展最高又最受漢王朝器重的，“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寵焉”。“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正因為滇的社會經濟發展最快，才引起漢王朝的重視。滇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可以從它的商業交換、農業和手工業以及奴隸生產關係中得到充分反映。
滇僰處在蜀身毒道的通道上，約在公元前4世紀，滇就與內地發生了經濟文化上的交往，莊入滇即循商業交通線而來。公元前3世紀，“秦時常頞略通五尺道”，是由僰道（今宜賓市）經郎州（今曲靖市）到滇池的商業通道。盡管在公元前3世紀末漢王朝曾關閉這一道路，但民間的貿易交往仍然不斷，“關中……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巵；薑、丹砂、石、銅、鐵、竹木之器，南禦滇僰、僰僮……然四塞，棧道千裏，無所不通……以所多易所鮮”。今晉寧出土的貯貝器上飾有熱鬧的交易場麵。使用的貨幣有“貝”和部分漢代銖錢。正是商業上的頻頻交往，促使滇僰的社會生產有了更快的發展。
滇僰是“耕田有邑聚”的農耕民族，農業是經濟的主要生產部門，滇中僰族普遍使用青銅農具，如鋤、斧、鐮刀等，解放後在晉寧、楚雄、昭通等地出土了許多此類工具。晉寧石寨山出土的大量青銅器證明了公元前2世紀以前的滇池地區已處於青銅器高度發展並向鐵器時代過渡的階段，出土文物有生產工具700餘件，其中大都是青銅器，鐵器隻有90餘件。由於銅鐵工具的大量使用，開墾了大片的農田和修建了水利灌溉工程。可見滇僰的水田農業已經很發達。
滇僰的畜牧業也很發達，飼養的牲畜有牛、馬、豬、羊等，在晉寧石寨山出土的青銅器文物中有許多奴隸放牧的圖像，牲畜的數量很多。公元前109年（漢元封二年），漢王朝建益州郡時一次就獲得“牛馬羊屬三十萬”。公元前86年（漢始元六年），在平定益州廉頭等部落的反抗後，“獲畜產十餘萬頭，富埒中國”，數以萬計的“畜產”之富，足可與內地相比了。
手工業生產已有發展，分工很細，出現了金屬、玉石、皮革、紡織等專門手工藝生產。青銅器的製造技術很高，可以製造各種生產工具、兵器、生活用具和樂器。有的青銅器表麵是經過鍍錫、錯金、鎏金處理，有的還以玉石鑲嵌，堪稱藝術品中的瑰寶。滇僰大約在公元前2世紀時，奴隸製生產關係已迅速發展起來，而發展最快的是在滇池一帶。漢王朝在開發西南夷時對滇王加封滇王印，說明滇池地區的奴隸主集團的統治已經相當鞏固。漢王朝在滇池地區置郡後，不僅沒有消滅滇池地區的奴隸製，反而采取扶持利用的政策，使漢中期以降滇池地區滇僰的奴隸製的發展更為迅速。解放後晉寧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地墓葬中出土的文物，均可證明。
滇僰奴隸製中的奴隸來源主要是戰俘，在晉寧石寨山滇王墓葬中出土的貯貝器上，就鑄有戰爭中捕捉俘虜的場麵。在另外出土的青銅矛頭的兩側也鑄造有兩個雙手反縛的俘虜的圖像，有的貯貝器上還有戰爭的場麵。反映出滇僰奴隸主進行戰爭的主要目的是掠奪俘虜為奴隸，奴隸被大量用於農業、牧業和手工業生產中，在晉寧石寨山出土的一個貯貝器上，飾有許多人排成行，替奴隸主把收獲的糧食倒入糧倉中，同樣在石寨山出土的青銅器上刻畫有身著奴隸服的人手執鞭子趕著牛羊的圖像。又一個貯貝器的蓋子上飾有紡織手工工場中奴隸生產的場麵：6個奴隸坐在地上低頭織布，1個女奴隸主坐在中間監視，女奴隸主背後站著1個手拿長棍的人正聽奴隸主的命令懲罰生產不力的奴隸，奴隸主的右邊還站著3個人正在驗收織好的布匹，可見奴隸被普遍用於農業生產和各個手工業生產部門。
從史料的記載和各地考古資料說明，滇僰的奴隸社會內部出現了3個階級：奴隸主、平民和奴隸。在許多出土的漢代青銅器上奴隸主貴族的形象都十分突出，不參加生產勞動，隻指揮掠奪戰爭或主持祭祀，並監督奴隸生產，生活“豪奢。”平民主要從事農業和畜牧業，但必須向奴隸主貢納，晉寧石寨山滇王墓中出土的貯貝器上就鑄有貢納的圖像。奴隸的地位極低，在奴隸主皮鞭下進行各種生產，和牛馬一樣可以隨意虐待、買賣和屠殺。出土圖畫文字銅片上刻繪著奴隸身戴枷鎖與牛馬等並列在一起，在石寨山出土的一些青銅器上有殺害奴隸來祭祀鬼神的場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