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手工業生產
蒙古地區原有的手工業比較落後。蒙古國建立後，成吉思汗、窩闊台、蒙哥、忽必烈相繼發動對外戰爭。在戰爭中，他們把俘獲的戰俘，大部分都加以殺害，但對於有手工技藝的工匠，則給予特別優待，一般都將其遣發回蒙古地區，或分賜諸王，或集中一處，繼續從事官營手工業生產。其中尤以漢族工匠和回回工匠為最多。據初步估計，僅大蒙古國初期從中亞簽發東來的回回及其它民族工匠，大約就不下十數萬。這些工匠，後大都被置於和林、上都、稱海、謙謙州等地。例如在13世紀時，和林就聚集著大量的回回和漢族工匠。居住於上都的工匠也很多，該地不僅有氈局、毛子局、軟皮局、斜皮局等機構，還有鐵局、甲匠提舉司、器物局、葫蘆局和金銀器盒局等組織。稱海初建時有工匠萬餘口；謙謙州有“工匠數局”，“漢匠千百人居之，織綾羅錦綺”。據考古發掘，僅在和林一地，就發現過10座冶煉爐和大量金屬製品，其中有破城機和其它機械，還有鐵犁、鐵鋤、帶腳生鐵鍋、銅權、鐵權、車彀和為宮廷專用的各種建築材料及奢侈品。
另外，在諸王、勳臣、貴戚封地內，也聚集著為數頗多的工匠為他們製造各種用品。例如在弘吉刺部、汪古部聚居區內，就分別有屬於勳貴的人匠總管府、怯憐口人匠總管府和提領所等機構。禮部尚書馬月合乃就領有括戶3000，興鐵冶，每年獻鐵100多萬斤。從元代遺址中出土的陶模、陶瓷、銅鐵器、坩鍋等造型和色樣看，當時該地的銅鐵冶煉、造紙、印染、皮毛加工等，都已相當發達。
在手工業生產中，尤以兵器製造業最興旺，生產甲胄、弓箭、刀、劍、弩、槍、炮等物。甲有柳葉甲、羅圈甲諸類，皆以革製成。其製作方法，是將牛皮或其它動物皮，先切成條狀形，再將三四塊條狀革疊放一起，塗以樹脂，最後用皮勞和皮繩將其連結，既堅固，又耐用。也有以鐵製作的。其法，是先把鐵製成薄片，寬一指，長一掌。每一鐵片鑽8個小洞，然後分別將每兩片鐵片疊放在一起，再把這些鐵片連結於三根皮帶上。用同樣的方法，製成馬的護甲，或製成人的胸甲。箭有響箭（鳴鏑）、駝骨箭、批金十箭等，鋒極銳。在兵器生產中，又以環刀最負盛名。它是仿效回回刀製作的，“靶小而褊”，“輕停而犀利”。又有長短槍，刀扳如鑿，“著物不滑，可穿重劄”；製防牌，或“以革編筱”，或以鐵做成，為衝鋒破敵用；製鉤杆，用於刺殺，也用於拉人下馬；製炮（拋石機），“有棚，棚有挽索者之蔽”。
在官營手工業發展的同時，個體家庭手工業也有一定進步。例如謙謙州地區居民，原皆以杞柳作杯碗，刳木為槽以濟渡，不解製作農具。後因管理當地官員劉好禮奏請，元政府派工匠前往“教為陶冶”，有力地推動了生產的發展。又如製氈，能利用石灰或白粘土和骨粉，使毛氈變得更加潔白，或將著色的毛氈縫在其它毛氈上，製成鳥、獸、樹、葡萄藤等各種圖案。
車輛的製造也有很大改進。不僅能製造載著帳篷的車，還會製造一種“雙輪的上等轎子車”，構造精密，即使整天下大雨，車裏的人也不會受潮。
（四）商業和城市
隨著畜牧業、農業、手工業的發展，商品交換也日益繁盛。蒙古族人民大都不善於經商，從事貿易活動的大多數為進入蒙古地區的回回或漢族商人。他們以綢緞、布匹、糧食、銅、鐵器，以及各種生活必需品與廣大牧民易換牲畜、毛皮或藥材等物。也有部分回回商人，因經常出入蒙古貴族宮廷，取得蒙古大汗、諸王和各級勳貴的信任，充當其“斡脫”（原義為“合夥”，引申為“商人”），以牟巨利。徐霆《黑韃事略》記載，其貿易以羊馬、金銀、縑帛。其賈販則自大汗及至諸王、太子、公主等，“皆付回回以銀或貸之民而衍其息”，“或市百貨而懋遷”。正因為這樣，後來不少回回商人都成了巨富。有的甚至操縱貿易，壟斷國家財政權力。
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為城市的建立提供了條件。著名的哈刺和林（簡稱和林）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形成起來的一個重要城市。它是在窩闊台即位後第7年（1235）開始興建的，前後延續十餘年。城市的主體建築是以萬安宮為中心的宮殿建築群，皇宮四周有諸王的府邸，城內還建有官員和功臣的邸宅，有存放金銀和各種食物的倉庫，氣象雄偉壯觀。城裏有兩個街區：一是回回商人聚集的市區；一是漢族工匠和商人聚居區。城內還建有十二座佛教寺院，兩座清真寺，一座基督教堂。城周圍有上牆環繞，東、西、南、北各有一門，東門出售小米和其它穀物，西門出售綿羊和山羊，南門出售牛和車輛，北門出售馬匹。在忽必烈遷都以前，它一直是各國使臣、中外商人、各色工匠、宗教界人士會萃之地，為大蒙古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繼和林之後不久出現的是上都。上都初名開平，是忽必烈即位以前命劉秉忠修建的。它原是忽必烈的藩府駐地。1260年（元中統元年），忽必烈就是在該地繼為蒙古大汗的。1263年（中統四年），忽必烈遷都大都（時稱中都，後改名大都）後，改稱上都，成為蒙古大汗的駐夏地。上都建築是中原傳統風格與蒙古族風格的有機結合。全城分內、外城和外苑三部分。內城稱皇城，中有宮殿30餘處，其中最重要的有大安閣、水晶殿、洪禧殿、睿思殿、穆清閣等建築，其布局嚴整，氣勢磅礴，金碧輝煌。外苑有伯亦兒斡耳朵（又稱伯亦兒行宮）、失刺斡耳朵（義為黃色宮帳）等建築，風格新穎，富有民族特色。外城主要是街區，周長7.5公裏，全部是板築土牆，外圍潦溝，區內有大小官署60所，手工藝管理機構及各廠局120餘處，佛寺160餘座。此外，還有孔廟、道觀、清真寺和鱗次櫛比的商肆和住房等，是當時蒙古地區最大的城市。
除和林、上都外，稱海（今哈刺烏斯湖南）、應昌路（今內蒙古克什克騰旗西南）、集寧路（今內蒙古集寧市東南）、汪吉昔寶赤（位於翁金河流域）等城，也是工商業繁榮、影響較大的重要城市，既是蒙古族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產物，也是其興旺發達的重要標誌。
三、割據時期的蒙古社會經濟
（一）畜牧業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物質財富也在與日俱增。物質財富的不斷增長，又大大地刺激了統治階級貪圖享樂的欲望。“他們以飛筋為飛炮，酒令為軍令，肉陣為軍陣”。還把大量財富奉獻給各地寺觀和勳臣貴戚，致使“國用不經，征斂日促”，社會經濟日趨凋蔽，禍亂迭起。及至退居漠北後，由於戰禍連年，封建割據加劇，與中原地區的貿易聯係受阻，經濟滑坡便更加嚴重。不但自13世紀以來發展起來的手工業、商業和農業生產遭到巨大摧殘，畜牧業生產所受的破壞也很慘重。例如1369年（明洪武二年），在撤離開平的戰爭中，就損失將士萬人，車1萬輛，馬3萬匹，牛5萬頭。1370年（明洪武三年）四月，與明軍戰於沈兒峪，就損失馬15000餘匹，橐駝、驢、牛、羊雜畜15000餘頭。同年五月，應昌被攻破，又損失“駝馬牛羊無算”。所有這些，都給生產的發展帶來巨大危害。
15世紀初年後，瓦刺、東部蒙古統治集團相繼振興，勢力增強，牧地相對有所擴大，經濟狀況又有一定好轉，畜牧業生產不僅基本上可以達到自給，而且可以勻出部分牲畜與明朝政府進行交換。例如1439年（正統四年），脫脫不花等遣使向明朝奉表貢，當次即貢馬3750匹，駝13隻，貂鼠皮3400張。1441年，又遣使貢馬2537匹，貂鼠、銀鼠等皮21200張。土默特部首領俺答鼎盛時，曾擁有馬40萬匹，駱駝、牛、羊以百萬數。其它大封建主也有幾十萬牲畜。
1571年（明隆慶五年），僅得勝堡、新平堡、張家口和水泉營4處馬市，就與官方和私商交易牲畜29000餘頭。自1582年（萬曆十年）後，每年於宣府、大同和山西三鎮易馬，額數都在3萬匹以上。此外，還把大量馬匹奉獻給西藏達賴喇嘛及其所屬寺院，充當布施。
從現有記載看，其畜牧業生產中，牧畜數量最多的仍是馬、牛、羊、駱駝。張瀚《鬆窗夢語》載，“其俗……逐水草，資畜牧”，“上下山穀，往來聚散”，“惟牧駝、馬、牛、羊，食其肉，衣其皮”。瞿九思《萬曆武功錄·俺答列傳上》：“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如察哈爾所屬各部落，因多居於東部地區，地勢較低濕，牧畜則多牛、羊。而居住於西北地區的各部落，有的以駝、牛、羊數量居多，有的則是馬、牛、羊數量最多。但無論在任何一部落，馬都受到廣大牧民的珍視。“愛惜一良馬，視愛惜他畜尤甚。見一良馬，即不吝三、四馬易之”。
除牛、羊、馬、駝外，驢、騾和犛牛的養殖也很普遍。在其與中原各族人民的交換活動中，驢、騾還常常是交換的重要商品。
由於戰爭頻繁，封建割據加劇，成吉思汗時代建立起來的千戶製，此時已逐步為以地域關係為主的土綿和鄂拓克製所取代。“土綿”，蒙古語意謂“萬戶”。但此時的萬戶已不是單純的軍事組織，而是由大部落集團構成的軍政合一的社會組織，如鄂爾多斯萬戶、永謝布萬戶、察哈爾萬戶等。鄂拓克是“萬戶”以下以地緣為基礎的組織。每個鄂拓克通常以一個或數個愛瑪克組成。愛瑪克是“近親家族的結合”，“可能由屬於不同氏族（牙孫、族係、骨），但淵源於一個共同祖先的人們結合而成”。土綿、鄂拓克、愛瑪克首領都是世襲封建主。除擁有世襲領地和屬民外，也擁有大量牲畜。領主牲畜通常都由屬民代為牧放。屬民也各有多少不等的牲畜。其畜牧方式，雖依然是依季節不同“上、下山穀，往來聚散”。但這種“逐水草遷徙”辦法，必須在領主指定範圍內進行，否則便要被視為非法。放牧除個別地區外，一般都沒有井、儲草和棚圈等設備。因此，一遇水旱災害或牲畜疫病，損失都很嚴重。
因單純依靠畜牧業生產，根本無法滿足生活的需要，廣大牧民除牧言之外，仍兼營狩獵。狩獵基本上還是個人獵、群獵和集體圍獵三種形式。肖大亨《夷俗記》載，“若夫射獵，雖夷人之常業哉，然亦頗知愛惜生長之道，故春不合圍，夏不群搜，惟三、五為朋，十數為黨，小小襲取，以充饑虛而已”；及至秋風蕭瑟，塞草枯萎，弓勁馬強，獸肥隼擊，乃“大會蹛林，千騎雷動，萬馬雲翔”。集體圍獵，需按一定的規則和次序進行。如違反規定，便要受到嚴厲懲罰。如王公在禁獵區滅絕野山羊的，科罰一九牲畜及駝一隻；圍獵時與他人並立或並進的，科罰五牲畜；走出線外三射程以上的罰馬一匹，二射程的罰母羊一隻，一射程的沒收箭五枝；藏匿為箭所傷而逃走的野獸罰五牲畜；藏匿非箭傷之野獸沒收其馬。集體圍獵所得獵獲物，一般按參加人數多少均分，但也有首從之別。首中的一般都可以多得皮毛、蹄角。
居住於河湖附近的蒙古人，也有從事漁撈的，但為數很有限。
（二）農業
隨著社會相對穩定，農業也有一定發展。農業生產較為發達的首推居住於遼東邊外的兀良哈三衛。三衛在14世紀後期以來，雖然也屢遭戰爭破壞，但農業生產卻一直沒有中斷。為發展生產，他們不僅經常通過貿易從中原地區輸入農具、籽種、耕牛，還不時請求劃給邊地耕種。例如1455年（景泰六年）泰寧都督僉事革幹帖木兒，就在給明廷的奏疏中要求賜給“犁鏵、種糧、耕地”；1467年（成化三年），朵顏、泰寧二衛請於“邊地市牛和農具。”
其次，是土默特部所處的豐州地區。豐州地區農業的發展與廣大漢族人民流入有關。王士琦《三雲籌俎考》在敘及16世紀豐州地區情況時說：“崇山環合，水草豐美，叛人丘富、趙全、李自馨居之，築城建墩，構宮殿，開良田數千頃。”瞿九思《萬曆武功錄》也指出，在李自馨等歸附俺答後，通過互相延引，“黨眾至數千”，“開雲（屯）田豐州地萬頃，連村數百”。
豐州地區農業的發展，與俺答的支持和鼓勵有一定關係。為了鼓勵蒙古族人民從事耕稼，1546年（嘉靖二十五年），他還親自以牛二犋耕磚塔城。
由於漢族人民先進生產技術的影響，其農耕方式與明朝北方邊境大致相近。農具除犁外，還有鋤、鐮、鍬、钁、耬、耙等。春種秋斂，廣種薄收。農作物除麥、穀、豆、黍、秫、糜子等糧食作物外，還有瓜、瓠、茄、芥、蔥、韭諸菜蔬。
（三）手工業
因戰爭頻繁，封建割據影響，原有的官營手工業大部分已經被摧毀，重新發展起來的手工業大都是個體手工業。手工業產品主要是兵器和各種日用必需品，如大車、韁繩、套竿、馬鞍、馬蹬、皮囊、水桶、火鐮、三角架、刀、錘、斧、鋸、鉗、銼刀、剪刀、衣箱、鋤、鍬、钁、弓、弩、箭、劍、頭盔、鎧甲、皮襖、皮靴、氈、毯等。
在以上各種產品中，最為發達的仍然是兵器製造。尤以刀、箭、盔甲的製作為最精良，刀的形製與中原地區所產相類，極犀利；箭有闊2寸、3寸、4寸數種，臨陣時若於20步左右發射，可“洞甲貫胸”50000016_615_1；甲也與內地相仿，以鐵製成，極堅固。因製甲需要付出較大的代價，故各部封建主都很重視。據《蒙古衛拉特法典》規定，凡40戶每年必須製造胸甲兩件，否則要科罰馬、駝各一頭。岷峨山人《譯語》記載，“造甲胄一副，酬以一駝”，而造良弓一張或快刀一把，則僅酬“一馬”或“一牛”。其受重視程度不同若此。
製氈和製革也是其傳統手工業。不僅能將革製品製成一般的皮靴、皮襖，而且能製作大皮袍、貂皮襖、銀鼠皮襖等珍貴商品。刺繡業也有一定基礎。肖大亨《夷俗記》：“女工於刺繡。”
俺答開發豐州地區後，由於漢族和藏族工匠大量流入，寺廟和宮殿相繼興建，促使建築、磚瓦、雕塑、木器、油漆等手工業也有較大發展。
（四）貿易
農業和手工業在蒙古族社會中雖已有一定發展，但其經濟基礎仍然是粗放式的畜牧業。蒙古族人民的日用必需品，除少數能自己生產外，大多數都仍需仰賴於漢地。故無論在戰爭時期或是和平時期，雙方的貿易往來仍極為頻繁。
貿易活動可分為“通貢”和一般“互市”兩種形式。“通貢”或又稱“貢市”，既反映著一定的政治關係，同時又是一種經濟聯係。從有關“貢市”的大量記載中分析，實際上又包含著雙重交換關係：一是以“貢”、“賞”的形式進行的交換。例如1442年（明正統七年），脫脫不花和也先遣卯失刺等2300餘人、驅馬2300餘匹奉貢於明廷，明廷除分別給卯失刺等封賞外，又給脫脫不花、脫脫不花妻、也先、也先母、也先妻、瓦刺丞相把把隻、平章伯顏帖木兒、小的失王、王子也先猛哥、同知把答木兒等分別賞賜彩緞、盔甲、樂器、蟒袍、絲絹等物。因完全是在統治階級之間進行，故一般又稱之為“貢”、“賞”交換。但是，前來進貢的使團，往往還將額外多帶牲畜或畜產品帶至邊境或北京與內地兵民交易。這種交換因主要是在民間私相易換，故又被稱為“私市”或“額外攜貨貿易”。例如卯失刺等入貢，就私將馬匹帶至北京與民人換弓等物。也有因馬匹瘦小，明廷準其於沿途發賣的。例如1443年（正統八年）瓦刺使臣朵脫兒等入貢就是這樣。在蒙、明貿易活動中，“貢市”交換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一直是貿易交換的主要形式。兀良哈、瓦刺封建主們為了取得貿易利益，有時每年遣使一次，有時甚至二次、三次。每次遣使，規模小的數人，數十人，大的數百、數千人。“貢市”交換得來的商品，一般都為各級封建主所占有，普通遊牧民是很難從中得到利益的。
一般“互市”，又稱之為“馬市”。明、蒙馬市產生於15世紀初年。《明史·食貨誌》載，“永樂年間，設馬市三：一在開原南關，以侍海西；一在開原城東五裏；一在廣寧，皆以待朵顏三衛”。1438年（明正統三年），複於大同設市，許東、西蒙古各部於其地交換牲畜。互市此後時設時罷。
1551年（明嘉靖三十年），由於土默特部俺答汗要求，又定於大同鎮羌堡、宣府新開堡、延綏、寧夏等地置市。1571年（隆慶五年），俺答與明廷建立和平貢市關係後，貿易達到極盛。明廷先後於大同得勝堡、新平堡、守口堡、宣府張家口、山西永泉營、延綏紅山寺堡、寧夏清水營、中衛、平虜衛、甘肅洪水扁都口、高溝寨等11處開設馬市。馬市每年定期開市1次至2次，每次三至十五日左右，由明政府派官員管理。俺答及其各部首領也蒞市監督。為約束各部蒙古部眾，俺答還訂立有關互市“規矩條約”13條，明朝製定“市法5款”。根據規定，明朝要用銀兩、鈔幣或綢緞、布匹、鐵鍋等物，與各部交換馬匹牲畜。由於這種貿易，是與明朝政府進行的官方交換的，故俗又稱之為“官市”。
“官市”以外，又有“民市”。“民市”也稱“私市”。它與“貢市”中的“私市”，實際是一回事。
“民市”一般是在“官市”結束後，由牧民將所剩馬、駝、驢、騾、牛、羊、毛皮等物與漢族商人進行的一些零星交換，主要從漢地換取綢緞、布匹、絹、針線、食品、藥物、茶葉等物。但禁止交換兵器和銅鐵輸入蒙地。“民市”雖然允許在蒙、漢人民之間進行直接交換，但因時間短促，無法滿足兩族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需求，因此，明廷後又在毗鄰土默特和鄂爾多斯地區，根據需要開設“月市”，也稱“小市”。“民市”的發展，因為廣大蒙古族人民提供方便，故其貿易額有時比“官市”還高出好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