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的漫畫藝術
中國當代漫畫是在中國近代、現代漫畫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早在中國古代就可以找到一些以諷刺為目的的、具有漫畫特點的作品，但並未形成獨立的畫種。到了清末明初，即二十世紀之初，漫畫才從一般繪畫中分化出來成為一個獨立的畫種迅速興起並發展起來。
從一九○○年義和團起義的反帝漫畫算起到一九四九年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半個世紀中，漫畫的興起和發展同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基本任務是緊密配合的，自始至終貫穿著一條鮮明的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革命戰鬥主線。正如漫畫家華君武所說：“中國人民深受帝國主義侵略、封建主義壓迫的痛苦。中國俗話說‘不平則鳴’，因此‘打倒列強、除軍閥（代表封建階級）’，就是人民的心聲。漫畫家隻要以國家、人民為重，他們的漫畫主題思想自然以此為主調。”（注：華君武為一九八七年在香港舉辦“中國漫畫展—1900至現在”寫的前言）。
新中國成立後，漫畫藝術繼承和發揚了中國近、現代漫畫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戰鬥傳統，並隨著社會主義製度的建立給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帶來的偉大變革，漫畫在社會功能、題材內容和形式風格等方麵都進行了新的開拓，有了很大變化。總的說來，漫畫與時代是共命運的，中國當代漫畫與中國當代社會是同步發展的。一九四九年以來的四十多年間，在中國共產黨的文藝方針指導下，創作了一大批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優秀漫畫作品，漫畫在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漫畫已經成為廣大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一種藝術形式，並形成了一支由漫畫家和業餘漫畫作者所組成的老、中、青相結合的漫畫創作隊伍。同時也應當看到，社會經濟、政治、文化領域的某些失誤，也給漫畫事業帶來直接和明顯的影響。因此，我們在回顧和研究中國當代漫畫時，既要充分肯定所取得的成就和總結成功的經驗，也不可忽視在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新中國的第一個漫畫高潮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前夕為新中國第一個漫畫高潮時期。這一時期，中共領導全國人民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迅速恢複了國民經濟並開展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基本完成對生產資料所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這個曆史階段中共的指導方針和基本政策是正確的，取得的勝利是輝煌的，這也正為漫畫的繁榮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此時期漫畫創作十分活躍，緊密配合了“土改”、“鎮反”、“三反”、“五反”運動和偉大的抗美援朝運動以及反對英、法、以色列對埃及的侵略，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發揮了漫畫藝術的戰鬥作用，出現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個漫畫創作高潮。
漫畫在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運動中，成為打擊美帝國主義和教育、動員人民群眾的有力宣傳工具。如方成與鍾靈合作的《照樣的陰謀》、華君武的《這就是帝國主義的軍事目標》、張仃的《紙老虎》、米穀的《中朝合力絞美李》等作品，常常被群眾放大繪製於全國各地的街頭牆壁，成為時事政治學習的教材。當時，艾中信在《抗美援朝運動中的漫畫》一文中談道，這些漫畫“在群眾思想中加深對美帝的仇視、鄙視、蔑視的思想感情，加強對中朝兄弟兩國的唇齒相依、血肉相附的關係的認識，進一步了解周總理‘不能置之不理’的正義聲明的意義，增強了抗美援朝的信心和決心”。（注：見《人民美術》一九五○年6期）此時期其他一些國際反帝題材的漫畫，如丁聰的《不要亂說》、葉淺予的《華爾街的“自由神”》、方成與鍾靈合作的《誰是多數》、英韜的《無聲的回答》、江有生的《昨日今朝大不同》、柯明的《視力正常，心理反常》、馬得的《鬼趣圖》、米穀的《蘇伊士運河的覆舟》等，也都給人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土改”、“鎮反”和“三反”、“五反”運動中，漫畫作為一種藝術武器發揮了自己的戰鬥威力，出現不少揭露地主、反革命分子陰謀罪行和揭露不法工商業者的種種不法行為及幹部貪汙腐化問題的漫畫，如米穀的《從泥土中站起來》、《揭開地主陰謀》和葉淺予的《土改摘記》、周路石的《施舍》、任國瑞的《留下買路錢》、張文元的《以怨報德的不法工商業者》、蔡振華的《到稅務局去之前》、李濱聲的《盜“仙草”》、王複羊的《規格很好，請驗收了吧》等等。
內部諷刺漫畫和歌頌漫畫的興起，是這一時期隨著社會的發展而出現的新的漫畫創作現象。從一九五一年米穀的《新社會老現象》在上海《解放日報》上刊出並引起強烈的社會反響，到李濱聲的《喧賓奪主》、鄭通校的《對自己和對別人》、陳今言的《你真是花錢的能手》、張樂平的《自打耳光》、苗地的《目前主要的問題是房子太小》、顧樸的《襪子跳舞》、華君武的《誰幹剃頭的》、於化鯉的《誰說我目中無人》等一大批優秀內部諷刺漫畫的產生，開始顯示漫畫在批評和諷刺人民內部的錯誤缺點方麵所具有的治病救人的“手術刀”的社會功能。歌頌漫畫有韋啟美的《毛主席派人來了》、《幻想變成現實》和江有生的《兩把尺》、李濱聲的《奶奶和孫女》等成功的作品問世。
一九五○年六月創刊的《漫畫》月刊（後改半月刊，米穀主編），到一九六○年七月停刊，曆時十年，集中地反映了這一時期和下一時期全國漫畫創作的麵貌，對提高漫畫的思想和藝術水平、給漫畫家和培養青年漫畫作者，作出了重要貢獻。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六日至一九五七年一月六日在北京舉辦的建國以來第一屆《全國漫畫展覽會》，展出147位作者的312件作品，可以看作是這一時期漫畫創作成就的一個總結。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北京舉辦的“全國青年美術工作者作品展覽會”，李濱聲的《喧賓奪主》、江帆的《響尾蛇》獲得一等獎。一九五六年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的沈同衡著《漫畫漫談》和一九五七年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的方成著《漫畫常識》，是這一時期漫畫評論和創作研究的重要收獲。整個說來，除一九五五年“反胡風”的一些漫畫已經被曆史證明是畫錯了而外，這一時期全國漫畫創作呈現出一派健康發展的欣欣向榮的景象。
曲折中的發展
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至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大革命”前夕期間，漫畫處於在曲折中發展的時期。這是開始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我們現在賴以進行現代化建設的物質技術基礎，很大一部分是這個時間建設起來的；全國經濟文化建設等方麵的骨幹力量和他們的工作經驗，大部分也是這個期間培養和積累起來的。這是這個期間黨的工作的主導方麵。”同時也指出：“這十年中，黨的工作在指導方針上有過嚴重失誤，經曆了曲折的發展過程”。同樣，這一時期漫畫的發展也顯得頗為“曲折”，特別是“反右”運動的嚴重擴大化和“大躍進”、“公社化”運動的錯誤對漫畫創作有著直接的影響。
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中，一批老的和年輕的漫畫家如廖冰兄、丁聰、沈同衡、李濱聲、張文元、汪子美、王複羊、肖裏等，被錯劃為“右派分子”。這不僅給他們本人造成不幸的後果，也使前一個時期已經出現的漫畫創作的勃蓬興旺的生動局麵遭到破壞，從而走上一條曲折的發展道路。伴隨著政治上的“反右”擴大化，廖冰兄的諷刺教條主義的漫畫組畫《打油詞畫》，以及其他作者的諷刺官僚主義和幹部錯誤缺點的內部諷刺漫畫，被錯誤地批判為“反動漫畫”，其直接後果是使很多漫畫家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不敢再涉足內部諷刺漫畫這個領域，轉而去畫自認為比較“保險”的國際題材漫畫或歌頌性漫畫。
在這種情況下，為適應國際間風起雲湧的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支持和聲援各國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正義鬥爭，維護世界和平的需要，這一時期國際題材的漫畫創作曾一度顯得非常活躍並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如方成的《聖水？》、《美國在聯合國的席位》、《救生圈》、《多麵手》和華君武的《蚊從草出》、《對影成四人》、《肯尼迪的牙齒》、《總統的新衣》以及米穀的《救救我，親愛的！》、王樂天的《鬼的故事》、英韜的《沙漠上的喜劇》、江帆的《連鎖打擊》、吳耘的《酸葡萄》、畢克官的《城外有些不安靜》、羅遠明的《魚鷹》、葉學潛的《王朝末日》等，都是有代表性的作品。一九六二年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的《東風壓倒西風》大型漫畫集，可謂集當時國際題材漫畫創作之大成。
如果說，這些國際題材的漫畫是中國一貫奉行的正確外交方針和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積極作用在漫畫創作上的一種反映，因而是應當充分肯定的漫畫現象，那麼，這一時期歌頌漫畫的大批湧現，則是一種較為複雜的而需要作細致分析的漫畫現象。一方麵，應看到產生歌頌“大躍進”、“公社化”之類的歌頌性漫畫的社會背景，正是在“大躍進”、“公社化”運動中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嚴重泛濫之時，作品歌頌的對象是違反客觀經濟規律的不應該被歌頌的錯誤，因而失去歌頌性漫畫本身所應具有的起碼的真實感，於是隻能使人看了感到浮誇虛假，吹牛說大話。這樣的作品占的比重相當大。另一方麵，也應當看到這一時期的歌頌漫畫並非都是這樣的作品，也有的確實是反映社會主義建設成就的。如韋啟美的《鐵橋相會》和繆印堂的《沙漠裏發生的事情》是反映中國石油工業成就的；再良的《那是個什麼地方》也是反映石油工業成就的；吳耘的《體育場上旭日初升》是反映中國乒乓球運動成就的；李寸鬆的《小別重逢》歌頌了少數民族同胞隨著公路建設的四通八達而成為汽車司機的新人新事。由於這些作品歌頌的對象是社會主義建設中確實存在的事實，因而以此為生活依據創作出的歌頌性漫畫使人看了感到真實可信。至於像韓羽的《讓路》那樣的作品，雖然留有“大躍進”時代的痕跡，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以漫畫的誇張手法反映了群眾開山引水征服大自然的願望。總之，對於這一時期的歌頌漫畫，既要承認大多數作品是在“大躍進”、“公社化”的浮誇錯誤直接影響之下產生的，但也有的確實是歌頌社會主義建設成就的，隻有對具體作品作實事求是的考察從而分清成敗是非，才有可能從中吸取經驗和教訓。
至於在一九五九年“反右傾”錯誤影響之下出現的一些針對所謂汙蔑“大躍進”的“右傾思想”而創作的“反右傾漫畫”，可以看作是那些歌頌“大躍進”的錯誤漫畫的繼續，二者具有異曲同工的社會效果，隻不過“反右傾漫畫”是從維護“大躍進”的錯誤出發而以諷刺漫畫的形式出現罷了。
這一時期值得重視的是，在很多漫畫家不敢畫內部諷刺漫畫的情況下，華君武從一九五九年起開始在《漫畫》雜誌上發表內部諷刺漫畫（如《疲勞過度症》）；特別是在《漫畫》雜誌停刊之後直到一九六五年，他又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大量引人深思的內部諷刺漫畫，其中既有諷刺主觀主義不進行調查研究不顧客觀效果的《公牛擠奶》、《無效勞動》、《盲目加工》、《洗臉盆裏學遊泳》、《科學分工？》等，也有諷刺社會上和學術界、文藝界各種錯誤傾向和不良現象的《誤人青春》、《決心》、《大“小家庭”》、《杜甫檢討》、《過譽的評論》等。這些作品反映了漫畫家對生活的敏銳觀察力和膽識，有助於人們思考現實生活中的一些問題，發揮了內部諷刺漫畫的積極作用。與此同時，吳耘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借古代寓言故事而創作的“故事新畫”，如《隻見一頭》、《取下壇子》（畫為取下套在駱駝頭上的壇子而砍掉駱駝的頭）、《治虎告示》等，也能給人們以積極的思想啟迪。
一九六二年由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的華君武著《我怎樣想和怎樣畫漫畫》，是這一時期關於漫畫創作問題研究的重要論著。
“文化大革命”時期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時期，漫畫與其他畫種一樣，遭受了嚴重災難。《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曆史已經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這十年，同樣也是中國當代漫畫發展過程中遭到從未有過的“嚴重災難”的特殊時期。
以《五·一六通知》為綱領性文件而發動的所謂“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是對中國文化的一場大破壞、大浩劫。當時硬說文藝界存在一條“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黑線”，建國以來十七年漫畫創作取得的成就被統統否定了（三四十年代的進步漫畫同樣被否定了），一些成就卓著的漫畫家如豐子愷、華君武、葉淺予、張樂平、張仃等人被打成所謂“反共老手”、“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反動學術權威，”他們的漫畫被批判為“反黨黑畫”。一九五七年被錯劃為“右派分子”的漫畫家如廖冰兄、沈同衡等人，也“罪上加罪”再次遭到打擊和迫害。甚至連業餘漫畫作者也不能幸免於難。如原廣東省鹽務局的江沛揚被扣上“利用漫畫進行反革命活動”的罪名，押回原籍，送到農場監督勞動達三年之久，便是典型一例。而所謂“罪證則是他的一幅本來是歌頌林場工人大搞技術革新的漫畫《森林交響曲》，被說成人物站在右下角，是“站在台灣”，畫的是“國民黨兵”；樹葉由左向右，是“吹西風”；遠處三棵大樹，是“國民黨反攻大陸的三個箭頭”。於是這幅漫畫便成了“歌頌國民黨反攻大陸”的“反革命總綱領”，是“最反動的黑畫”。
一時間，“漫畫”幾乎成了“毒草”、“黑畫”的代名詞，於是“文化大革命”中僅存的《人民日報》等幾家公開發行的全國性報刊上，見不到漫畫了。不過，因此而說漫畫已經“絕跡”，或說這一時期是漫畫的一段“空白”，也並不確切。事實上，大字報式的“造反漫畫”滿天飛，充斥於各種“造反小報”上並張貼於街頭，是這一特殊時期客觀存在的漫畫現象。從留下的資料看，當《五·一六通知》和《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中提出對所謂“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和對所謂“劉少奇、鄧小平資產階級司令部”進行鬥爭後，便出現很多以此為內容的漫畫“積極響應”，其中最有代表性影響最壞的大概要數那幅《群醜圖》（畫上注明繪製者為“鬥爭彭、陸、羅、楊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籌備處”）。此畫將“文化大革命”所要打倒的“走資派”，即中共和國家領導人及社會知名人士（包括文藝界）都作為“反麵人物”列了進去，並在畫上赫然寫出“念念不忘階級鬥爭”、“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兩條大標語。像《群醜圖》這樣的“造反漫畫”的出現，顯然與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領導者的錯誤論點有直接關係，同時這樣的漫畫也正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陰謀奪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罪惡活動所需要的。
真正革命的、愛國的專業漫畫家和業餘漫畫作者遭受到批判和打擊，正常的漫畫創作活動停止了，而適應“文化大革命”需要的大字報式的“造反漫畫”則大肆泛濫，這是構成這一時期漫畫“嚴重災害”的兩個方麵。
漫畫發展的新時期
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幫”至一九九二年為漫畫發展的新時期。粉碎“四人幫”的勝利，使中國進入新的曆史發展時期。特別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是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開始全麵認真地糾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複查和平反了大量冤假錯案，改正了錯劃“右派分子”的案件，開始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使中國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出現很好的形勢。一九八七年十月中共十三大概括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是完全正確的。這一切，都為新時期漫畫的繁榮發展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
首先，漫畫在粉碎“四人幫”的鬥爭中發揮了戰鬥武器的強大威力，正常的漫畫創作活動也正是在這場鬥爭中得以迅速恢複和發展的。一九七六年十月，上海街頭出現許多群眾自發創作的諷刺“四人幫”的漫畫。在此基礎上，一九七七年初，在上海舉辦的“粉碎‘四人幫’漫畫展”引起社會轟動，參觀人數達67萬，展出時間100天，每天平均人數為6700人（據《新民晚報》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七日上海美術館提供的數字）。一九七七年二月在北京舉辦“熱烈慶祝粉碎‘四人幫’篡黨奪權陰謀的偉大勝利”的大型美術作品展，以及從“四人幫”被押上審判台直到後來一段時間的報刊上，都曾出現很多揭批林彪、“四人幫”的漫畫。重要作品可舉出張仃的漫畫組畫《立此存照》、廖冰兄的漫畫組畫《噩夢錄》以及華君武的《死豬不怕開水燙》，方成的《高舉，緊跟！》、英韜的《賊梯子》、王樂天的《刀對鞘》、江有生的《標準像的用途》、畢克官的《兩個最最最…不要臉》、王肇達的《女皇之夢》、江帆的《誰說母雞不能打鳴》、田原的《緊跟》、馬得的《三打白骨精新編》、阿達的《謠之源》、詹同的《裝“假”車》、王益生的《醜八怪砸鏡子》、徐昌明的《耗子偷油》、周月泉與趙豫合作的《指鹿為馬》、徐克仁的《終於上台》等等。這些漫畫有力地揭露了林彪、“四人幫”的罪惡陰謀和醜惡嘴臉，猶如一把把刺向林彪、“四人幫”的鋒利的匕首，這也正表明經過“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國漫畫的優秀革命戰鬥傳統得以恢複。但是，由於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並未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個別作品還將劉少奇和林彪、“四人幫”畫在一起。
新時期的十多年，是中國當代漫畫最繁榮興盛的時期，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一是漫畫報刊。一九七九年一月《人民日報》漫畫增刊《諷刺與幽默》創刊（主編英韜），出版至今，已成為全國很有影響的漫畫刊物。各地也出現不少漫畫小報，如湖南的《刺玫瑰》（共出72期）、山西的《虎刺》和《漫畫天地》、廣東的《劍花》、貴州的《刺藜畫刊》和《小辣椒》、陝西的《漫畫報》、遼寧的《笑畫報》、新疆的《阿凡提畫報》（已出150多期）、吉林的《婚育漫畫報》等（以上報紙多已停刊）。一九八二年《漫畫選刊》創刊（主編沈同衡、方成），共出8期。一九八五年福建《笑》月刊創刊（主編卓鍾霖），共出12期。一九八五年上海《漫畫世界》半月刊（主編張樂平）和河南《漫畫》月刊（主編李懷燎）相繼創刊，出版至今，在全國頗有影響。一九八五年浙江《幽默大師》雙月刊創刊，也很受群眾歡迎。人民美術出版社原不定期出版的《兒童漫畫》於一九八七年改為雙月刊（主編丁午、王裏）。一九八九年六月中國美術家協會漫畫藝術委員會與天津人民美出版社主辦的《中國漫畫》雙月刊創刊（後改月刊，主編王複羊、於化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