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新興經濟思想大發展
從鴉片戰爭前後到戊戌維新運動，是長沙愛國經世思潮從興起到鼎盛的時期。這一時期，清王朝已從盛世轉向衰落，官場黑暗，財政拮據，危機四伏，大廈將傾。而西方資本主義乘虛而入，向海外尋找殖民地的觸角已伸向湖南。嚴峻的國際國內形勢，喚起了湖南知識界的社會危機感和民族危機感。一大批湘籍和在湘為官的經世派人物懷著強烈的憂患意識，萌發了向西方學習的意識，主張引進西方的科學技術和貿易方式，為我們所用，以求達到“通工商之業，立富強之基”的目的。鴉片戰爭前後的早期愛國經世思想代表人物乃是以魏源、陶澍、賀長齡為中心的嶽麓書院諸師友。到戊戌維新運動前後，長沙城南書院主講郭嵩燾、湖南按察使黃遵憲以及維新誌士譚嗣同、唐才常等，更把經世思想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從賀長齡到譚嗣同，新興經濟思想一脈相承，對湖南近代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和近代工礦業的興起產生了重要影響。
賀長齡，字耦耕，善化縣（今長沙市）人，嘉慶進士，曆任江蘇按察使、山東巡撫、江寧布政使、福建布政使、雲貴總督等職。賀與陶澍、魏源誌同道合，關係甚密。他在任江蘇按察使時，大力支持巡撫陶澍進行漕運的改革，改河運為海運，重開從上海至天津的海上航線，使明末廢止的漕糧海運又得以恢複。他任江寧布政使時聘魏源人幕府，與魏合作編輯《皇朝經世文編》，收集清初以來官員奏疏、學者著述中有關政事、經濟改革方麵的文章1300多篇，輯為120卷，洋洋300萬言，大造改革的輿論。《皇朝經世文編》的序言提出了此書編輯的4項原則：“言心必驗於事”，“言古必驗於今”，“言人必資於法”，“言我們必乘於物”。所以它一問世，便有如一石擊起千層浪，迅速波及全國。湖廣總督張之洞稱讚此書“於經濟、掌故、交涉、政要最稱明備。”尤其值得稱道的是，賀長齡晚年從鴉片戰爭的遺患中悟出“治國有經，安內必先攘外”的道理。正由於他的這一主張與道光帝的“攘外必先安內”的詔示相違，因而遭到了斥降、革職。
魏源，字默深，邵陽縣人。道光進士，早年就讀於長沙嶽麓書院，曾任內閣中書。在長達14年（1825－1839）的幕府生涯中，是賀長齡編輯《皇朝經世文編》和陶澍推行漕糧海運的得力助手。魏源學識淵博，著述等身，極力倡導經濟變革，對漕運、水利、鹽政等問題均有研究。他的經濟觀，最突出的是重商和師夷（學習西方）思想。他在參與漕糧海運的改革實踐中，屢次從經濟利益角度論證海運的優越性，認為海運優於河運，“利國、利民、利官、利商”，而獲利最大的是上海的商船隊。他一針見血地指出，當時漕政之所以腐敗，是因為“官告竭，非商不為功也”，因而得出了必須“以海代河，商代官”的結論。魏源在參與陶澍的鹽政改革時，大力主張減免賦稅，兼顧商人利益，在農與商的本末關係上提出了“語今日緩本急標之法，則貨又先於食”的新觀點，否定了傳統的“農本工商末”的觀點，認為流通的作用比農業更為重要。魏源在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提出“師夷之長技以製夷”的口號，他抨擊那些視西方為“夷狄”的頑固派，“未睹寰瀛之大”，把西方先進文明視為“奇技淫巧”，明確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主張學習和利用西方先進生產技術，建立中國的新式工商業。魏源的這些思想對後來的洋務運動和資產階級改良運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郭嵩燾，字伯琛，長沙府屬湘陰縣人，長期寓居長沙，早年就讀於嶽麓書院，後因協助曾國藩組建湘軍有功，受到清政府賞識，官署廣東巡撫。郭嵩燾是清代較早萌發洋務思想的湘係經世派人物。1876－1878年（光緒二年至四年）在出任中國首任駐英公使和兼任駐法公使期間，他的洋務思想進一步得到升華，因此遭到了國內守舊派的猛烈攻擊，被譏諷為“沾洋人習氣”，被“聲罪致討”。1879年，郭卸任，從上海乘輪船回長，長沙、善化二知縣竟以“輪船不宜至省河，囑書阻之”，大遭守舊派的冷落。從此，他退出官場，專心講學於城南書院，但對自己的主張卻終身不侮。郭的洋務思想較之李鴻章、張之洞等洋務派巨頭更具獨到和先進之處。他是洋務派的積極鼓吹者，又是洋務運動的批判者；他批評洋務派隻單純學習西方的軍事、技術，提倡從“政教修明”的“立國之本”全麵學習；他不滿封建官府控製經濟的官辦和官督商辦政策，主張允許商民自辦企業。還在1875年（光緒元年）署廣東巡撫時，郭嵩燾就提出“急通官商之情”，建議“造船、製器當師洋人之所利以利民，去法在令沿海商人廣開機器局”。出使歸來後，師夷主張更趨成熟，極力主張發展民營、商辦工礦企業。對於開礦，他說：“天地自然之利，百姓皆能經營，不必官為督率。”對於辦鐵路，他說：“汽輪車（火車）者，有事則征兵轉餉，莫之或阻，無事以通商賈之有無，非能專以國家之力任也。”他不僅為商民爭經濟利益，還為商民爭政治地位，鼓吹讓商賈參與國家管理，曾說：“漢武用孔僅、桑弘羊，皆賈人。斯為英雄之大略。”如此重商思想，在當時是極其難能可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