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廣泛的國際聯係。香港與200多個國家和地區通商，1993年有95個國家在港設立商務專員公署和總領事館、領事館。許多跨國公司、世界大財團、大銀行、大企業在港開設分支機構、企業和亞太地區或遠東區總部，這為信息的確定性和穩定來源提供了保證。同時，港府也到美洲、歐洲和亞太區等主要貿易夥伴設立辦事處或舉辦一係列特別活動，擴大了信息傳播渠道，增強了信息聯係，並於1995年5月引入了INTERNET萬維網谘訊中心。這些都促進了國際信息中心的功能的強化和完善。
（二）香港整體經濟的進一步國際化
步入90年代，香港繼續強化其多個國際中心的功能，並以此帶動整個經濟走向國際化，其中較重要的有兩方麵，即資本的國際化和市場的國際化。
1.資本的國際化
對於自由資本主義的香港，多國多方資本是其繁榮的重要因素。香港資本的國際性有兩方麵的含義：一是資本來自多國多方，有廣泛的國際基礎；二是本地資本越來越廣泛地投入國際市場。
（1）香港的多國多方資本。從60年代開始，西方國家等海外資本不斷湧入香港，當時主要是英、美、日等對香港工業的投資。到80年代，投資的範圍和規模不斷擴大。90年代，多國多方資本已形成一定格局：日資的進取性最強，以長線投資為主，近年以金融業為重點，製造業、百貨業和房地產業齊頭並進，是香港最大的製造業投資者，尤以電器、電子行業的投資為主，其百貨業占市場的1/6多。其次為美資，在60年代主要投資製造業，在80年代轉向以貿易、金融業為主。中資，在過去其政治意義比經濟意義重要，為平衡外資“九七”撤走的危機感，積極向房地產業、大型基建項目及公共事業發展，並將在香港經濟的升級轉型中起一定的牽頭作用。英資仍較有實力，過去其經營在某種程度上利用了香港政府的特權，比較謹慎保守，以怡和置地為典型。“九七”後，其總量在收縮，目前主投資在航空和房地產。
值得提出的是在香港華資，它分香港本地華資和海外華資（主來自東南亞），二者發展不相上下。華資起源於開埠後的華人轉口生意。隨後在60年代抓住機遇進軍房地產和航運業，經過積累已形成大中小資本並存、自由資本和壟斷資本並存的多樣性資本結構。目前，在公用事業的發展中已可與英資平分秋色。
（2）香港對多國多方的投資。香港在境外投資起源於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當時香港工業失去比較優勢，為轉移危機，實現經濟多元化，逃避西方對紡織品的限製而大規模投資中國內地的華南地區。在80年代，港資占中國內地外資近七成，並主要投資加工工業。90年代，投資領域擴展到房地產和部分商業。同時，由於華南地區漸失比較優勢，他國資本進軍中國構成強大的競爭，香港在80年代中後期遂進軍東南亞國家和地區，主要是泰國、越南、新加坡、印度尼西亞和我國台灣等，並以勞動密集型的工業投資為主。其中香港已成為台灣的第三大投資者，為印度尼西亞的第二大投資來源，對越南的投資數量名列第二，投資項目居首位。另外，由於不少上市公司必到海外注冊，使得香港的華資和英資對海外投資大增，地區擴展到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香港的資本結構更趨國際化。
2.市場的國際化
香港經濟是典型的當代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通過社會資源的有效配置者——市場，是認識香港經濟的一把鑰匙。
香港的市場體係包括要素市場、產品市場和服務市場，並都已走向成熟和開放。其市場機製的功能比亞洲其他“三小龍”發揮得都要好。同時，香港作為自由港和典型的外向型經濟，又決定了市場必須高度開放。這主要體現在幾方麵：從市場的需求看，其國際需求遠大於內部需求，1995年出口總值與生產總值之比達到121%。從市場運行的主體看，在市場上最活躍、能量最大的公司、企業大都是外貿經營或有外資背景。1995年有33個國家和地區的銀行認可機構和28個國家或地區的保險公司在香港有聯係。在市場客體方麵，被投入的資金、商品等不論在外貿市場還是本銷市場，都直接參與了國際商品的大流通和自由流動。市場運行規則方麵，香港是國際市場全球鏈條上不可缺少的一環，並通行一套符合慣例的“遊戲規則”和市場手段、運行機製與國際全麵接軌。
資本和市場都分散和滲透到各行業和部門，以及經濟生活的方方麵麵。在上述兩因素國際化的情況下，香港整體經濟也被帶動走向國際化。
淡化的殖民地特色
香港自1840年開埠以來，在150多年的發展曆程中深深地打上了殖民地的烙印，這主要體現在其政法體製、經濟以及教育和新聞事業方麵。隨著香港經濟的發展和“九七”的回歸，這些特點已逐漸淡化。
一、殖民地特色
1.殖民地的政法架構
香港現行政製中的權力來源和建製、行政係統、法律和司法製度等方麵，都刻上了英國長期的殖民統治這個根本特點的烙印，這決定了香港政法體製的性質及其運作和功能。
（1）政治製度的殖民架構。從1843年《英王製誥》頒布以後，結合後來的《皇室訓令》，香港就開始按照直轄殖民地的模式設置港英政府機關和職官，並逐趨定型。這種殖民政治最基本特點就是：港督聽命於遠在倫敦的英女皇、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大臣；在香港，總督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這主要體現在總督對谘詢機構行政局的議員的意見可以置之不理；在需立法局通過的法律問題上，港督又總能控製多數票。
港督以下的政治結構采取“委任議局”模式——即港督下設行政、立法兩局，但議會全為委任而非選舉產生。這種模式便於實現英國攫取香港的本來目的——“不是著眼於殖民，而是為了外交、軍事和商業的目的。”
香港政治製度的殖民性還體現在作為香港的主體民族——華人，沒有任何的公民權利。在“憲法”《英王製誥》和《皇室訓令》中給予華人的是赤裸裸的種族歧視政策：例如中國技工和勞工不準在園內穿行，華人不得在歐人區居住等等。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9世紀末才稍有改變。
（2）法製體製的殖民架構。香港的法律製度基本照搬英國的模式屬於普通法法係。香港的成文法包括三個部分：英國政府為香港殖民製定的法律：如在香港起憲法性法律作用的根本法《英王製誥》和《皇室訓令》及英國規定的效力涉及香港的某些條約的部分條款，如國際人權公約。適用於香港的英國本土法律：英國的判例法。香港自行製定的條例和附屬立法。另外，香港法院的判決形成的判例也是香港法律的重要淵源。
香港法律製度的殖民性體現在：基本照搬英國的普通法模式。英語適用於法律製定和執行的全過程。包括英國本土法律和港英法例在內的英國法律居於獨一無二地位，其中香港的法律仍要根據英國的法律精神去執行，隻有當香港法律出現空缺時，中國的舊例才適用。如在1971年前的準許納妾及專施於華人的清朝肉刑。歧視華人並禁止華人的愛國活動。
香港的司法體係主要包括法院體係及一係列輔佐性製度。
（1）香港的法院雖沒有完全照搬英國的法院體製，但其架構成終審權的歸屬仍帶有明顯的殖民統治色彩，其基本框架為：由裁判司署構成基層法院，最高法院作為其上級法院，而院上訴的最終審級為英國的樞密院司法委員會；這使得最高法院成為英國與香港司法的聯接點，保證了英國對香港司法活動的控製權。
（2）香港的律師製度基本仿效英國模式，將執業律師劃分為律師和大律師兩支，律師主要來自英國及英聯邦國家；審判製度中采用陪審團製度；警察製度也仿效倫敦，部分領導成員直接來自倫敦警察廳。
2.殖民經濟特色
基於英國政府殖民統治的目的就是要竭力謀取其最大利益，因此其在多方麵給予英資財團和企業以優惠和方便。
（1）資本方麵。英國殖民者通過開埠初期在香港嫁接資本而使香港從一個小漁村變為典型的資本主義經濟都市。這些資本得到殖民者的支持，享有某些殖民特權，同時直接為殖民者及其宗主國的利益服務。英資財團利用其特權地位控製著香港的經濟命脈，從能較為準確統計出來的製造業帳麵固定資產以及上市公布已發行的股本來看，據有關統計，以英國本土為基地的英國公司和香港七大英資財團的資產總額合計為360億美元，其中彙豐、怡和、太古、和記黃埔、會德豐、嘉道理以及英之傑等七大綜合性企業集團，帳麵資產值約256億美元。英資財團董事會主席或有影響的董事大都享有“行政局”或“立法局”的成員資格，這使其在競爭中往往會取得內部消息而先發製人。
（2）金融方麵。彙豐銀行和渣打銀行擁有發行港幣的特權，卻無須承擔中央銀行責任，彙豐在港分行就接近500家。1988年，半數以上的保險業務為英資經營。
（3）地產方麵。怡和財團控製的香港置地公司，是香港最具勢力的商業、住宅和工業樓宅管理公司之一。而且，除港島花園道聖約翰大教堂所在地段外，香港所有的土地皆屬英皇所有，由港督代表皇室處理，這帶有明顯的殖民地色彩。在批租製度中，英資財團往往可以利用其與港府關係，低價獲得土地而鞏固其在地產業中的壟斷地位；在基本建設工程的投標方麵，港府有意予英資以照顧而使其在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
（4）基礎設施及公用事業方麵。國泰航空公司占據香港空運業務的三成到四成，嘉道理財團下的中電公司壟斷了電力能源行業，英國大東電報局在港的附屬公司壟斷了香港的電話和電訊係統。
3.殖民文化特色
此處的文化是指作為社會意識的形態組成部分的香港文學藝術、傳播媒介、教育和科研，是狹義的文化。香港的文化中有深厚的中華民族文化的根基，但由於其長期生長於殖民統治和自由資本主義的土壤上，不可避免地帶有“殖民性”和“商業性”兩個曆史印記，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20世紀初香港本土文化的興起。
殖民性特點在香港教育體係中體現較為明顯。19世紀，港英政府對中國私塾學校不予資助，隻資助當時大批教會學校，且注重英文。在課程設置上，采取重智輕德的功利教育，而且壓製學生對國家和民族的認同，這使得香港市民和學生在心態方麵沒有國家民族的觀念，對香港無歸屬感，更談不上對國家的濃厚感情，對中國近代史和地理知識相當貧乏。在語言使用上，使用英語培養英國統治所需的精英人才。
二、日漸淡化的殖民地色彩
經濟基礎始終對上層建築起決定作用，香港經濟的日益發展對政治製度等上層建築提出了新的要求，港英政府被迫相應地對其統治進行調整，其重要結果之一就是殖民地色彩的淡化。
1.經濟方麵
英資地位從60年代以來就受到了先是美、日資本，然後是華人資本的挑戰。例如60年代美國東方標準石油公司打破了英資財團對動力部門的壟斷；原由英資控製的和記黃埔集團、香港電燈集團、九龍倉公司和會德豐集團被華資收購，四大英資洋行隻剩下怡和和太古。1994年，怡和財團遷到新加坡上市，1996年5月，太古集團將其部分國泰航空股權售予中信泰富。與此同時，中資近年發展迅速，1994年5月中國銀行（香港）開始參與發鈔，並逐年增加發鈔量，1995年，中資在房地產方麵更是積極進取，中信泰富以33.51億港元的最高標奪得中區添馬艦用地，這與英資置地的淡出形成鮮明的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