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製度
夏、遼、金、元的法律製度，既保存了統治民族原習慣法的某些內容，又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隋、唐、宋等漢族政權的立法思想，具有鮮明的民族特點和廣泛的兼容性。
一、法規的製定和沿革
西夏正式建國後，元吳為加強專製皇權，實行了立官製、定服飾、製禮樂等一係列政治措施，同時也頒定了一些法律。如公布“禿發令”，強迫國人在三日以內一律禿發，如違令，即行處死，在製度漢化的同時，又加強了民族意識。現存西夏法典有《貞觀（公元1101—1114年）玉鏡統》、《天盛年（公元1149—1169年）改新定律令》、《新法》和《豬年新法》等，均為西夏文。
遼太祖阿保機建國之初，“庶事草創，犯罪者量輕重決之”，也是權宜立法。神冊六年（公元921年）才開始較全麵的製定法律，“治契丹及諸夷之法，漢人則斷以律令”，實行兩種不同的法律。以後諸君主曾多次“更定法令”，不斷增補，主要有興宗重熙五年（公元1036年）的《重熙條製》，共547條，在全國頒行，成為遼的基本法典。道宗鹹雍六年（公元1070年）以後，又對《重熙條製》加以刪補，增為892條，稱為《鹹雍條製》。道宗大安五年（公元1089年）因《鹹雍條製》過繁，又改行《重熙條製》。
金代初期，“法製簡易，無輕重貴賤之別，刑、贖並行”，主要沿用女真族的習慣法。太宗吳乞買（公元1123—1135年在位）時，才“稍用遼、宋法”。此後，熙宗皇統五年（公元1145年）頒行的《皇統新製》，是根據女真舊製，兼采隋、唐之製，參照遼、宋之法編成的法典，有1000條之多。海陵王正隆年間（公元1156—1161年）又編成《正隆續降製書》，與《皇統新製》並行。世宗大定年間（公元1161—1189年），又製定《軍前權宜條理》、《續行條理》，與《正隆續降製書》合計共有12卷，1190條，合編為《大定重修製條》。章宗明昌五年（公元1194年），諭派大臣詳定現行製條，參酌前代律令，采用疏義加以注釋，完成後，定名為《明昌律義》，但未施行。以後又迭加編撰，泰和元年（公元1201年），修成《泰和律義》12篇563條，一遵《唐律》並加以注疏；《泰和令》20卷29篇，以官品、職員、祠、戶、學、選舉等為篇目；《新定敕條》219條，分製敕、榷貨、蕃部3類為3卷；《泰和格式》30卷，以六部職掌分類。上述諸律令稱為《泰和律令敕條格式》，於翌年頒行。
蒙古族原來沒有文字，因此也沒有成文法。成吉思汗用畏吾兒字拚成蒙古語，把自己的訓令編為“大紮撒”，意即“大法令”，要求後世嚴格遵守。但這種“大紮撒”還不是係統的法典，僅僅是蒙古部落的習慣法。蒙古進入中原以後，曾一度采用金代的《泰和律》。直到建立元朝後才著手製定法律，頒布了《至元新格》。但它“大致取一時所行事例，編為條格而已，不比附舊律也”。仁宗（公元1311—1320年）時，又取格例中有關綱紀、吏治的條目分類編成《風憲宏綱》。仁宗延祐三年（公元1316年），開始對忽必烈以來的條格、詔令和斷例加以厘定。英宗至治三年（公元1323年）完成，定名為《大元通製》，分為名例、衛禁、職製、祭令、學規、軍律、戶婚、食貨、大惡、奸非、盜賊、詐偽、訴訟、鬥毆、殺傷、禁令、雜犯、捕亡、恤刑、平反等20篇，以詔製、條格、斷例和令類合編而成，共計2529條。英宗時還編修了《大元聖政國朝典章》，簡稱《元典章》。順帝至正六年（公元1346年）又頒布《至正條格》，有2909條之多，故後人評論：“元時條格繁冗，所以其害不勝”。
《元典章》現在尚存於世，是研究有元一代政製法製的最基本的文獻。該書分前、新兩集。前集60卷，分詔令、聖政、朝綱、台綱、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等10門373目，每目還有若幹條格子目。新集不分卷，分國典、朝綱、吏、戶、禮、兵、刑、工8門，門下分目，目下也有條格子目。《元典章》對於研究元代政治、經濟、法律、風俗等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但其中訛誤脫漏之處頗多，兼雜方言土語，故不易通讀和準確利用。己故著名史學家陳垣（公元1880—1971年）曾校正脫漏12000餘條，名為《元典章校補》，為研究使用《元典章》的必備之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