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鈔版的紙幣類別
現在最早的北宋紙幣印版(俗稱鈔版)，被譽為中國貨幣文化寶庫中的一顆明珠。800年前的北宋紙幣，不僅是我國而且是世界上的第一代紙幣，體現了當時高度的科學文化水平，在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在鈔版發現以後，中外曆史學家、錢幣學家和貨幣史學家無不對之矚目。北宋鈔版呈長方形、上半部頂端是10枚錢幣圖形，其下有“除四川外，許於諸路州縣公私從便主管，並同見錢七百七十陌流轉行使”的文字，下半部為屋木人物圖案。鈔版既無紙幣名稱，又無麵值，它究竟是何種紙幣的印版?長期以來人們一直在試圖尋求答案。
20世紀初葉，中外學者就以鈔版為研究課題。30年代，日本《東亞錢誌》的著者奧平昌洪說，鈔版是南宋“會子”。1942年，我國錢幣學家王蔭嘉始認為，鈔版是北宋“交子”。從此鈔版是北宋紙幣的印版，逐漸得到人們的公認，然而它是北宋何種紙幣呢?解放後，國內學術界多稱鈔版是北宋“官交子”或“錢引”，如彭信威的《中國貨幣史》、千家駒、郭彥崗的《中國貨幣發展簡史和表解》以及其他有關著作，大都持這種觀點。此外，在《中國曆代貨幣》圖冊中，還有一種“鹽引”的說法。但以上關於鈔版的論述，都語焉不詳，缺乏令人信服的證據。
近幾年來，貨幣史研究者加強了對北宋紙幣的研究。李埏發表的《北宋楮幣史述論》一文。肯定了北宋還有一種名為“小鈔”的紙幣。葉世昌發表了《錢引乎?小鈔乎》，指出小鈔是北宋末年的全國性紙幣，並且首先提出鈔版是崇寧五年“小鈔”的印版。他在文中引舉宋人《浮氵止集》、《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等史書後說：鈔版上的文字完全符合小鈔的情況。其理由：一、小鈔是四川以外地區流通的紙幣；二、按照宋代以七十七文為百的省陌製度，印有“同見錢七十七陌流轉行使”字樣的正是一張一貫(麵值)小鈔；三、發行小鈔是臨時性的措施，沒有正式的紙幣名稱，所以這種紙幣上沒有印上紙幣名稱。這一見解的提出，突破了對鈔版討論的原有範圍，引起學術界的注意。
亦有人主張鈔版是“私交子”。喬曉金、衛月望在《中國錢幣》刊載的《宋代鈔幣“官交子”“會子”質疑》中認為：“北宋鈔版與私交子或私錢引接近，但絕不是官家發行的官交子或官錢引。因為它缺少封建官府典章文物的嚴肅性，絲毫沒有官造文書的氣息，更不是小鈔。”《質疑》還以記載官交子格式的曆史資料來反證鈔版是私交子。
不過無論是小鈔還是私交子，這兩種觀點尚有各自不完善之處。鈔版是小鈔的見解並非無懈可擊，據南宋謝采伯《密齋筆記》載：“崇寧五年敕節文：小鈔，知通監造，……大觀二年第一料，其樣與今會子同，上段印‘準偽造鈔已成流三千裏，已行用者處斬，至庚寅九月更不用。’中段印畫泉山。下段平寫‘一貫文省’，守亻卒姓押子(字)。”這段史料記載的小鈔與鈔版的文字圖案絕然不同。但還不足以推翻鈔版是小鈔的結論。因為《密齋筆記》指的是大觀二年的小鈔，而崇寧小鈔與大觀小鈔的式樣很有可能是不一樣的。所以鈔版是否小鈔或者是何種小鈔，有待進一步證實。至於鈔版是私交子的看法，有其難以說通的地方，鈔版上的“除四川外”等文字，表明這種紙幣在四川以外地區流通，而私交子則行於四川，顯然是個矛盾。另外，鈔版文字似用的是命令口吻，在封建社會發行的紙幣中，命令語氣隻應來自官府，而不可能出自私商，這與鈔版是私交子的結論也有抵牾，值得商榷。
目前，北宋鈔版是何種紙幣?存在官子、錢引、鹽引、小鈔和交子等五種不同意見，這種山重水複的情況在我國紙幣研究中還屬僅見，一方麵固然增加了鈔版研究的複雜性，一方麵卻引起了更多研究者的重視和濃厚興趣。
迄今為止，鈔版的研究還未能得出確鑿的結論，但是學者們通過爭論仍在鍥而不舍地進行探索，以解決我國貨幣文化史上這一重大懸案。試看誰能最先解開北宋鈔版是何種紙幣印版之謎呢?
“會計”命名起源
“會計”一詞，按現在的含義是：(一)會計工作；(二)從事會計工作的人員；(三)會計方法。
在我國，“會計”的命名，從古老的概念中，也可以看出它所具有的科學素質。
那麼，我國“會計”命名起源於什麼時候呢?
一種觀點認為，我國“會計”的命名起源於夏代。
持此觀點的人，主要依據《史記·夏本記》裏的一些記載：“自虞、夏時，貢賦備矣。或言禹地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
此論者還說，遠在《史記》以前的《管子》、《墨子》、《呂氏春秋》以及《淮南子》、《越絕書》、《吳越春秋》等古籍中都有記載。並舉例說，在《吳越春秋·越王無餘外傳》中就有：禹“三載考功，五年政定，周行天下，歸還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群臣……乃大會計……遂更名茅山曰會稽之山。”並說，在《越絕書》中還講到禹曾二次到茅山，第一次便改茅山為會稽之山。
一種觀點認為，我國的“會計”命名起源於戰國時代。
持此論者，依據我國先秦時代的兩部著作，其一為《周禮》，其二為《孟子》。認為，這兩部著作是戰國時的著作，我國“會計”一詞又最早出現於這兩部著作中。所以認為，我國“會計”的命名起源於戰國時代。
另有一種觀點認為，在我國，“會計”的命名，及“會計”這個職稱，均起源於西周時代。
此論者的依據之一是《周禮·天官下》中的一些記載：“司會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而聽其會計。”認為，司會是專掌會計的官員，並且在其所屬官員中也初步有了會計與出納的分別。
持此論者，經過考證商代《甲骨書契》及商末青銅器物的銘文，發現有3500左右的單字，然而卻無“會”“計”二字的象形字體出現，認為在西周以前尚無會計的名稱。
此論者從考古發掘出的西周青銅器物銘文中，發現“會”與“計”的形體和會計的一般涵義，並認為，“會”字之起源於“合”與“曾”二字形體省略後之合一，意義之合一。
此論者又對“計”字從形體上作了考證，稱未在金文中發現。認為，從它的形體構成部分的“言”、“十”字來看，已有專字，包含有計算的意思。還引用了《周禮·地官·遂人》中的一段記載：“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田川。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所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認為，在那時有十進位製，“故會計二字連用，順乎其情，合乎其理。”
持此論者認為我國“會計”起源於夏代的說法不妥當。
其一，啟廢“禪讓”製，表明私有製在夏代已經產生，到啟時又有所發展。並且，夏代剛從原始社會中脫胎出來，在生產、交換和文化方麵的發展還很有限，各方麵都不成熟，“會計”概念還沒有比較明確的認識。
其二，在商代甲骨文中，尚無“會”“計”專字，因而在當時，人們對“會計”概念尚無明確的認識。
其三，“會計”含義的形成為一種科學概念，客觀上需要一個較長的曆史發展過程，決非一朝一夕偶然成之。
此論者還認為，我國“會計”命名起源於戰國時代一說，也有進一步探討之必要。
其一，認為戰國說以成書年代作為判定“會計”的命名，帶有片麵性。認為，關於“會計”一詞的記載，不僅僅是《周禮》、《孟子》這兩部書，《六韜》、《左傳》、《管子》、《戰國策》、《韓非子》、《商君書》、《呂氏春秋》等書籍也有記載。
其二，認為戰國說有自相矛盾之處。《孟子·萬章》篇講：“孔子嚐為委吏，曰：會計當而已矣。”認為，“會計當而已矣”這句話為孔子所雲，而孔子為春秋時人，故關於“會計”的言論自然也應該產生於春秋時代，而非於戰國時代。
其三，認為持戰國說者也否定了我國“會計”命名產生的曆史過程。
可以說，關於我國“會計”命名起源於何時，至今仍然是一個謎。
“徽商”起止時間
在中國曆史上，徽州曾顯赫一時。它既是程(顥、頤)朱(熹)桑梓之邦、道學淵源之所在，以致封建文人一提及徽州，便眉飛色舞、讚歎不絕，譽之為“東南鄒魯”；又是文化聖地。這裏“十戶之村不廢誦讀”。達官顯貴，代不乏人。琴棋書畫，篆刻金石，應有盡有。明代著名的戲曲家湯顯祖在《諷刺詩》中吟道：“欲識金銀氣，多從黃白遊；一生癡絕處，無夢到徽州。”然而，從清末開始，徽州便失去了昔日的豐采，發生了重大變化。究其原因，同徽商的興盛與衰落有極其重要關係。因此，對“徽州學”懷有濃厚興趣的學者們，都十分注意在明清時代享有“無徽不成鎮”聲譽的“徽商”的研究。尤其是日本學者藤井宏，我國學者傅衣淩、葉顯恩，在這方麵取得了重大的研究成果。
徽商，指的是以新安江流域為中心的安徽徽州府的商人。要研究徽商，首先碰到的問題就是我國何時開始有徽商。
安徽地方史研究專家李則綱與中山大學的葉顯恩著書立說，皆認為徽商始於東晉。李則綱遺稿《徽商述略》一文又全麵加以論證。李則綱認為，徽州地處山區，峰巒迭起，山勢陡峻，以致山多田少，稻麥缺乏，食糧必須由境外供給。但其自身則盛產杉、茶、漆等土特產和紙、筆、硯、墨等手工藝品，因此當地居民急需與鄰近產米之區交換物產。而徽州地帶雖山路崎嶇、陸運不便，但其山水相掩映，新安江上木筏和小船通行無阻，足以供山區物資運輸的需要，因此大量農副產品和手工藝品的買賣交換，刺激了徽州商人背井離鄉從事貿易活動，這是徽商形成的主要條件。其次，東晉與宋、齊、梁、陳各朝的都城皆建在建業(今南京)，大批中原人士流寓江南，促進了江南經濟的發展。在我國經濟重心向南轉移大批中原人士流寓江南，促進了江南經濟的發展。在我國經濟重心向南轉移的曆史上，東晉是個重要的時期。那時，江南一帶重要城市相繼發展。如“宣城、毗陵、吳郡、會稽、餘杭、東陽”等，隋以前就是“商賈並湊”(《隋書·地理誌》)的地方，而這些地區環繞徽州，加上徽州主觀上需要和外麵交換生活物資，自然而然的更促成成徽商的產生。因此徽商在東晉、宋、齊、梁、陳之時開始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