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鄉村建設的經驗教訓
新中國成立三十多年來，我國的鄉村建設經曆了曲折的發展道路，取得了很多成績。回顧曆史，正確總結曆史經驗教訓，會給人以有益的啟示；展望未來，會給人以力量，鼓舞人們去建設更加美好的未來。
我國的鄉村建設，盡管經曆了不同的曆史階段，但都有其發展的共同特點。
第一，鄉村建設能否順利進行，取決於國家的安寧和政局的穩定。
舊中國長期處於動亂之中，廣大鄉村遭到嚴重的摧殘和破壞，建設無從談起。新中國的成立，開創了我國曆史上空前安定統一的政治局麵，使曾經沒落的農村也隨之獲得新生。解放初期，在恢複和發展生產的基礎上，廣大農村改造了一批舊房，也建設了一些新房。自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農村每年約建新房1.2億平方米，農民的居住條件有所改善；農村集鎮，由於手工業和家庭副業的發展，商品量的增加和農民消費水平的提高，集市貿易有了新發展。每集人山人海，呈現出一片活躍的景象；村鎮的設施，特別是學校的建設也有較大的發展，適應了當時農民學文化、受教育的要求；在大搞愛國衛生運動的推動下，村容鎮貌也有改觀。這些變化，反映了新中國成立初期，廣大農民發展生產、重建家園的新的精神麵貌。這一階段的村鎮建設，雖然規模不大，水平不高，但發展比較健康，既適應了經濟發展的需要，又順應了億萬農民休養生息、改善生活的心願，實實在在地給農民帶來了歡樂和幸福。國民經濟調整時期，農村經濟在恢複中有了新的發展。由於經濟力量有所增強，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四年，農民投入近70億元，新建了35,000萬平方米住房。農業學大寨中，也出現了少量的新村。一九七八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的鄉村發生了巨大的曆史性的重大變革，人民安居樂業，經濟迅速發展，廣大鄉村展開了空前規模的建設。這個曆程表明：國家愈安寧，政局愈穩定，鄉村建設愈發展。新中國的建立為廣大農民創造了一個安定幸福的生活環境，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鄉村建設開辟了廣闊的道路。
第二，鄉村建設的規模和速度，取決於生產發展的水平和經濟繁榮的程度。
過去，我國鄉村經濟長期處於停滯的狀況，農民生活極度貧困，無力顧及家鄉的建設。解放以後，隨著農村生產的恢複和發展，鄉村的建設也開始進入農民的生活之中。特別是一九七八年以來，隨著農村經濟的活躍，農民收入的增加，鄉村建設也廣泛地開展起來，建設的規模與經濟的增長同步形成了高潮。一九七八年農村人口平均收入為134元時，當年新建房屋的規模為2.6億平方米。一九八三年全國農村人口平均收入達到300元，農村建房的規模相應擴展到6億平方米左右。房屋的質量，也大有提高。原來農村很少見到磚瓦房的吉林省，近幾年，新建的房屋60%是磚瓦房。在南方一些省份，樓房的比重已占到50%以上。珠江三角洲一帶，還出現了一些設施齊全的“別墅式”樓房。隨著農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廣大農民不僅要求改善居住條件，而且要求改善環境條件、服務條件。許多地方，在建設住宅的同時，還相應建設了道路、橋梁、自來水、排水、影劇院、俱樂部、文化站、圖書館、幼兒園、中小學、衛生院等市政公用和文化教育設施。
從曆史的發展過程來看，凡是農村經濟活躍的時候，鄉村建設也相應得到發展，處處大興土木，一片興旺景象；凡是農村經濟出現停滯局麵的時候，鄉村建設也隨之萎縮不前。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鄉村建設是農村經濟發展的“晴雨表”。它不僅真實地記錄了農村經濟的興衰和變化，而且證明了鄉村的建設必須依靠經濟的繁榮和發展。曆史還啟示人們：鄉村建設的規模和速度，必須考慮當時、當地可能提供的物質條件。如果脫離了客觀的現實，人為地提出一些不切實際的口號，也必然導致事與願違的後果。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就是一個深刻的教訓。當時，許多地方無根據地勾畫了許多所謂“共產主義的藍圖”，違背了科學，脫離了實際。時隔不久，這些規劃全部化為泡影。有的地方，也曾按照想象在農村建立了一些所謂“共產主義的住宅”，沒有廚房、沒有廁所、沒有畜圈，給農民帶來很大不便。有的地方，不但沒有建設，反而把一批住宅改造成為公共食堂、敬老院、幼兒園，進一步加劇了農民居住緊張的狀況。還有許多地方，則大量拆毀祠堂、廟宇，使不少具有曆史價值的傳統建築遭到嚴重破壞。特別是由於否定了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流，使農村集鎮也失去了作為物質集散中心的作用，不斷衰落下來。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雖然時間不長，但造成的後果是相當嚴重的。
第三，依靠群眾，建設家園，是一條基本的經驗。
我國有10億人口，8億在農村。農村是個廣闊天地，鄉村建設量大麵廣。無論是解決億萬農民的居住問題，還是進行各項服務設施的建設，都必須在國家指導下，充分依靠群眾，才能收到應有的效果。在這方麵，我們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誤的教訓。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在“左”的思想指導下，一味強調“集體建房、集體所有”，而把農民個人建房，視為修建“安樂窩”，不僅橫加壓製，甚至作為資本主義自發勢力而加以批判、鬥爭。結果，農民有錢也不建房，而集體又往往無力興建，農民的居住條件長期得不到應有的改善，鄉村麵貌變化不大。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國家建委、國家農委等部門，依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精神，排除“左”的幹擾，專門召開全國農房建設會議，實事求是地研究和調整了農村建房政策，允許農民自建自有，大大鼓舞了億萬農民建設家園的積極性。於是，在生產發展、農民收入不斷增加的條件下，全國各地迅速掀起了建房熱潮。這個曆史的過程說明，中國這樣一個擁有8億農村人口的大國，農民的住房建設國家包不起來，其他各項設施的建設，國家也不可能全包下來。其根本的出路，應當是依靠群眾個人和集體的積極性，建設自己的家園。實踐證明，這是行之有效的，也應當作為我們製定政策的出發點和立足點。
第四，小城鎮建設必須適應商品生產發展的需要。
我國過去也提倡發展小城鎮，而且一再強調“還是小城鎮的方式好”。但是，一到實際卻取締集貿市場，限製個體工商戶，“割資本主義尾巴”，破壞了小城鎮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使小城鎮不斷衰落下來。
從曆史上看，我國原有的小城鎮，也都是隨著商品生產的發展而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商品生產發達的地方，小城鎮發展也快。以每100平方公裏擁有小城鎮的數量來看，江、浙、鄂、湘一帶平均為1.0—1.5個；魯、豫、贛、皖為0.7—0.8個；雲、貴為0.4—0.6個；甘、寧、青平均還不到0.1個。在同一地區，由於商品生產的水平不同，小城鎮分布也不平衡。江蘇省平均每100平方公裏有1.5個小城鎮，而商品生產發達的蘇州地區，每100平方公裏有2.3個小城鎮。其中，無錫縣、吳江縣每100平方公裏有3個小城鎮。西北、西南地區，商品經濟和商品交換水平相對較低，小城鎮數量也少。至今還有不少鄉政府所在地尚未形成集鎮，即使設鎮建製的縣城，水平也很低。這些情況表明：沒有活躍的商品經濟，就沒有小城鎮的繁榮。商品經濟的水平，決定著小城鎮的建設和發展。而小城鎮的建設和發展又影響商品經濟的提高。過去，小城鎮所以衰落，一個根本的原因，即否定了商品生產與流通的必要性，違背了客觀的經濟規律。這是一個深刻的教訓。
到八十年代，我國農村正處於由自給、半自給經濟向大規模商品生產轉化的過程中。農村中許多既有一技之長，又有經營能力的生產者，越來越多地脫離種植業，轉向養殖業、加工業和其他行業。進而，湧現出大批專業戶、重點戶和新的經濟聯合體。他們出於商品生產者的本能要求，迫切希望加快小城鎮的建設。這是因為商品生產發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求擴大農村市場的規模和容量，以便為產前、產中、產後的各個環節，提供完善的服務。目前，農村中出現的盛況空前的集市貿易，已經反映了這種要求。但是，當前的集市貿易，還屬於簡單商品交換的範疇。隨著商品生產的發展，逐步要求以社會化、專業化為特征的購銷網絡執行商品的流通，這就需要在一定的地域內，形成設施較為完善的流通中心，而小城鎮正是這樣一種理想的陣地。因此，小城鎮的發展是商品生產發展的必然產物，應當因勢利導，促其健康發展。小城鎮建設中，還必須注意在繁榮經濟的同時，重視社會的需求。從曆史上看，農村人口所以外流，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們為了擺脫貧困和隔絕，希望得到較好的就業機會和較高的生活條件。現在，不少地區的農民，已經不滿足於有吃、有穿、有住的簡單需求了，而要求在若幹村莊的中心地區興辦文化、教育、科學、醫療和各種各樣的服務設施，以更多地直接享受現代化文明。小城鎮如果能在發展生產的同時，相應地進行商業、文教和社會服務事業的建設，以滿足農民物質的和精神的需求，農民離開農村的離析力也就逐漸消失了。曆史的進程表明，經濟、社會的同步發展，是小城鎮建設中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過去，我國較多地重視發展物質生產，這是正確的；而對社會需求，則有所忽視，帶來了一些不利的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