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報紙
《中國青年報》
《中國青年報》是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簡稱團中央）的機關報，是以青年和青年工作者為主要服務對象的報紙。
一
《中國青年報》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在北京創刊。“文化大革命”期間被迫停刊。一九七八年十月七日複刊，為周三刊；一九八九年一月起改出日報。《中國青年報》在中國及世界各地發行，一九九一年的平均每期發行份數為140萬份。
《中國青年報》社址在北京，在中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除台灣外）和部分計劃單列市設有記者站，在日本、美國和前蘇聯設有常駐記者。
二
《中國青年報》的辦報宗旨是：全心全意為青年的健康成長服務。它以共產主義精神團結教育青年，激勵青年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發進取建功立業，引導青年努力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理解中共的方針政策，掌握現代科學文化知識，成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簡稱“四有”）的社會主義新人；它反映青年對國家、社會生活的意見、要求，代表和維護青年的正當利益，滿足青年多方麵的需求，努力增進青年與社會，青年與成年、老年間的相互理解，增進中國青年與各國青年間的相互了解；報道各級共青團組織的活動，指導基層團組織的工作，推動青年運動的發展。
《中國青年報》已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一）善於運用榜樣的力量，熱情報道富有時代精神的典型人物。
《中國青年報》從一九五一年創刊起就一貫重視典型人物的報道。五十年代初期，它熱情謳歌為解放全中國，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英勇獻身的丁佑君、黃繼光、邱少雲等青年英雄；突出報道了創造先進操作法的青島紡織姑娘郝建秀、用先進胎具一年完成四年工作量的鞍鋼青工王崇倫等人的事跡。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國家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它突出報道為搶救國家財產奮不顧身的女青年向秀麗、帶頭回鄉建設新農村的女知識青年邢燕子。一九六三年後，它又集中報道了雷鋒、王傑、歐陽海等青年英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革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一九七八年《中國青年報》複刊後，大力報道了張誌新以及王海力、趙大中等青年英雄人物與“四人幫”鬥爭的事跡。一九七八年全國科學大會提出為四化建設攀登科學高峰，它連續報道了楊樂、張廣厚、曹南薇等一批刻苦攻關的青年科技尖子。“爭當新長征突擊手”活動開展後，楊小運、葉慧英、陳愛武、石磊、辛福強、隋世忠、王娟、王小妮等一大批青年的先進事跡連續在該報刊出。一九八○年，《中國青年報》率先報道了範熊熊、陳愛武與不正之風堅決鬥爭的事跡。一九八三年，該報又成功地宣傳了張海迪身殘誌堅、堅韌奮鬥的革命精神。在對越自衛還擊戰、華山搶險及中國女排連獲世界冠軍的報道中，該報又成功地塑造了一座座青年英雄群像。僅一九八五年一年中，《中國青年報》就報道了1570名青年人物，其中多數是各行各業的青年改革者。可以說，除了因“文化大革命”停刊的十二年外，各個不同時期青年中最富有時代精神的佼佼者，《中國青年報》大多作了突出的成功的報道。
（二）重視傳播現代知識，通過辦好多種副刊、專欄幫助青年讀者開拓視野、增長知識。
青年是人生中求知欲最旺盛的時期，青年讀者是各類型讀者中最渴求知識，也最需要各種知識武裝的讀者群。據首都和浙江省讀者、聽眾、觀眾調查組一九八三年的調查，青年讀者中有59.3%的人把“增長知識、擴大眼界”作為讀報的最主要目的。《中國青年報》從它獨特的讀者群需求出發，從創刊起就一貫重視知識傳播。早在五十年代，它就在全國性報紙中率先創辦了專門傳播現代自然科學知識的副刊“長知識”，及介紹日常生活知識的副刊“周末”。一九七八年複刊後，根據現代化建設的要求，《中國青年報》進一步加強了報紙的知識性。每期報紙的三、四版上，輪流刊出各具特色的副刊、專欄。除“長知識”外，有倡導適應四化建設要求的新思想、新觀念的“開拓者”，有文學副刊“綠地”，有介紹“衣、食、住、行、康、樂、富”各方麵常識的“服務窗”，有傳播政治理論知識的“學習與思考”，有普及法律知識的“法製與社會”，有幫助中國青年了解外部世界的“國際瞭望”，有介紹部隊生活的“子弟兵”，有共青團基層幹部的參謀“共青團支部”，有美術、攝影愛好者的專版“美術天地”、“攝影之窗”，還有“校園”、“漫畫”及文摘專欄“萬花筒”等。每星期日出版的“星期刊”上，除一版為綜合版外，其餘各版上有“文學與青年”、“藝術天地”、“銀屏之光”、“品書”、“棋牌世界”、“曆史長河”、“藝苑”、“辣椒”、“世界青年”、“天南海北”等十幾個專版輪流出現，以適應各種不同層次、不同愛好讀者的閱讀需求。據上述調查組的調查，在青年讀者中，第一位受歡迎的報刊是《中國青年報》，而喜愛《中國青年報》的原因中，認為“副刊生動、知識麵廣”的又占被調查者的54%。
（三）尊重讀者意見，熱忱為讀者服務。
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麵：
1.重視對讀者和讀者意見的調查研究。從五十年代起，報紙就在各地建立讀者評報組，主動請讀者對報紙實行監督。一九七八年該報複刊後，設專人研究讀者的評報意見，編印內部刊物《讀者評報》，在報上設讀者評報專欄。一九八一年底，報紙公開籲請讀者參與一九八二年《中國青年報》的設計，四十天收到3000多封來信。編輯部將讀者的建議、設想刊登在報上和社內刊物上，作為改進報紙的重要依據。一九八二、一九八三年報社積極參與新聞界組織的大規模的受眾調查。一九八七年，報社又開展“評選熱心讀者”活動，在全國選出100名經常提出批評建議的“熱心讀者”，在報上公布名單，並邀請其中最突出的10人進京，向總編輯和各編輯部主任麵談對報紙的批評和建議。
2.重視運用讀者信稿，經常讓讀者在報上“唱主角”。多年來，該報刊出的稿件中，按篇計算，專業新聞工作者以外的普通讀者（包括通訊員）所寫信稿一直占半數以上。一九八五和一九八六年該報刊登在頭版頭條的稿件中，通訊員撰寫的就占三分之一以上。該報還經常在報上組織各種問題討論、筆談、征文，每次都有成千上萬讀者參加。一九八○年該報開展的人生觀討論，投書報社參加討論的讀者達7萬人之多。
3.通過多種形式聯係讀者，為讀者服務。《中國青年報》從創刊起，每年逢報紙創刊日都舉辦讀者、作者、編者聯歡聯誼活動。平時該報還常組織戰鬥英雄、勞動模範、第一批女飛行員、獲世界冠軍歸來的乒乓球運動員以及著名作家、藝術家與報紙讀者會見。一九八四年，它在北京組織了有各行各業專家與3萬讀者見麵、為讀者服務的大規模“讀者日”活動。從一九八四年起，該報在社會上約請了一批熱心為青年服務的行家裏手擔任該報“青年信箱”服務員，為青年讀者個別複信，到一九九一年已為10多萬讀者作了個別服務。從一九九一年十一月起，該報又公開設置了“青春熱線”電話谘詢服務，聘請心理學專家及青年教育工作者，通過電話谘詢方式為廣大青年排憂解難。這些做法都受到讀者和新聞界好評。
該報還經常舉辦各種社會活動，加強與讀者的聯係。一九八三年該報率先舉辦的“讀書與求知”百科知識競賽，收到41萬多份答卷，數百萬讀者參加了這項活動。一九八七年該報與中央電視台聯合組織的外國留學生“中國通”知識競賽，促進了各國青年與中國青年之間的友誼。
（四）不斷創新辦報藝術。
早在五十年代時，當時領導《中國青年報》的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就要求該報從版麵設計、報紙內容到文風都應敢於創新。經多年努力，該報逐步形成自身獨特風格。
在版麵設計方麵，該報不斷突破共和國初期從蘇聯搬來的模式。比如，按過去慣例，隻有重大政治新聞才能上頭版頭條，該報卻讓報道普通青年工人、青年農民的消息、通訊或讀者來信上頭版頭條；按過去慣例，隻有中共和國家領導人的人頭像才能刊在第一版顯要地位，該報卻把青年先進人物的大幅照片刊在第一版上方；按過去慣例，通訊一般不上第一版，該報報道回鄉知識青年邢燕子的通訊《邢燕子》（作者房樹民、王禹時）和歌頌共產主義風格的通訊《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弟兄》（作者王石、房樹民），卻分別占領了整個第一版。一九九一年秋北京亞運會期間，該報以傳神的巨幅照片和獨特的版麵設計，充分反映了賽場內外的激昂氣氛，受到讀者及新聞界好評。
在內容方麵，如前文所述，在眾多報紙中第一家創辦那麼多副刊、專欄和“星期刊”的是《中國青年報》，第一家創辦以抨擊時弊為宗旨的副刊“辣椒”的也是該報。
在文風方麵，《中國青年報》不斷創新。比如，社論通常是嚴肅的政論文，而該報一九五七年元旦社論《煤炭工人頌》卻用的是抒情筆調，娓娓而談，像散文詩一般；另一篇社論《蜜蜂的精神》則充滿了知識性。消息通常是比較幹巴的，但該報一九九○年五月五日頭版發表的《施光南倒在鋼琴上》卻從開頭到結尾都充滿對這位傑出音樂家英年早逝的惋惜和懷念之情。通訊《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弟兄》，則創造性地引進電影“蒙太奇手法”，寫得十分激動人心。這些突破性嚐試，都得到讀者和新聞界好評。
一九五七到一九六六年十年間，中國共產黨在領導全國人民探索走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取得很大成就，同時，也出現了“左”的錯誤，新聞觀念和辦報方針受到許多“左”的影響，《中國青年報》也做了許多錯誤的宣傳報道。比如，參與了對“浮誇風”、“共產風”的鼓吹；參與了一九五七年嚴重擴大化的反右派鬥爭，一九五九年後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以及文藝界、學術界所謂“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錯誤批判；組織過對所謂“白專道路”的錯誤批判；在青年學習毛澤東著作運動的宣傳報道中，也鼓吹過個人崇拜、個人迷信。這些不良宣傳報道，助長了青年中非科學、非理性的錯誤思想的發展。
三
《中國青年報》一九七八年複刊至一九九一年的十多年間，也正值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十年。在這十多年裏，該報隨著整個國家形勢的發展，在新聞改革中邁出新步伐。
首先，它堅持報紙對廣大青年的教育、引導作用的同時，努力增加報紙的信息量。它衝破以往青年報把報道領域局限在“青年人物、青年活動”的狹隘青年題材的框框內，認為在整個國家的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凡是青年關心和想知道的，或改革開放的形勢要求青年去關心、去知道的事，都應成為青年報的報道題目。比如，一九八七年六月至七月間，該報關於大興安嶺森林火災連續發表的《紅色的警告》、《黑色的詠歎》、《綠色的悲哀》3篇報道（作者：雷收麥、李偉中、葉研、賈永），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日發表的《命運備忘錄——38名工商管理碩士（MBA）的境遇剖析》（作者：張建偉、蔣崢、陸小婭、郭藍燕、高峻、寧光強），一九八八年六月發表的《中國鐵路悲歌》（作者：孫亞明），一九九一年五月發表的關於中國土地問題的係列報道（作者：馬役軍），寫的並不都是青年人物或青年活動，但由於它們比較深刻的反映了群眾普遍關心的改革和建設中的重大問題，不但在青年中引起強烈反響，而且引起了社會各界及國家領導人的重視。
其次，它在堅持“上情下達”的同時，更加注意“下情上達”，努力使報紙成為社會協商對話的一個重要渠道。十多年間，《中國青年報》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共青團中央主辦的報紙，積極宣傳了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鼓舞中國青年為振興中華建功立業，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成長為“四有”的新一代。同時，它作為全國性青年的報紙，又在充分反映青年的意見、要求，代表青年，維護青年合法權益方麵作了大量工作。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一日，在“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的結論尚未改變前，該報與其他幾家報紙一起，大量刊發一九七六年在“天安門事件”中與“四人幫”堅決鬥爭的青年勇士的事跡、詩歌，充分肯定“天安門事件是革命行動”，為“天安門事件”的平反起了輿論準備作用。一九八○年前後，該報刊發大量報道和青年來信，為青年的求學、就業、成才鳴鑼開道。一九八五至一九八七年，在改革逐步由農村轉向城市、深入發展的時候，該報發表大量報道、調查（如《青年廠長經理改革探索啟示錄》、《企業家問題探討》及《改革大潮中的年輕人》報告文學征文活動等），支持青年改革者的開拓創造精神。此外，《中國青年報》還為增進青年與老年、青年與社會各界的相互理解，作了大量溝通疏導工作。比如，一九八○年該報開展的人生觀討論，半年內收到7萬多件來稿，發表了幾百篇稿件，既充分反映了青年的苦惱和意願，又發表了社會各界知名人士對青年的希望，為兩代人之間的溝通、理解作出了有益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