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文化與河隴文化
關於西夏文化的來源，在原蘇聯的學者中，存在著這樣一種看法，即認為西夏文化是“源於中亞細亞各族人民的文化”。是“獨立發展起來的，自成一體的。”這種看法顯然是錯誤的。其所以錯誤，因為第一，“一定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我們在研究任何國家文化的來源時，首先要考慮的是其本國文化的曆史淵源和現狀。其次，要考慮其周邊鄰國文化對它的影響，而不是遠離本國的什麼文化影響；第二，這種看法與實際曆史情況也是不相符合的。
西夏文化深受漢文化及吐蕃、回鶻文化的影響。
但以漢文化為主，正如北宋大臣富弼所指出：“得中國土地，役中國人力，稱中國位號，仿中國官屬，任中國賢才，讀中國書籍，用中國車屬，行中國法令”。所謂漢文化，一般指中原王朝——唐宋文化，實際上漢文化還包涵漢末以來的河隴文化。
何謂河隴文化？概括地說，是指河西隴右地區所保存的中原學術文化。所謂河西，即泛指黃河以西地區。唐景雲二年（公元711年）曾置河西節度使，為開元、天寶年間的十節度之一。其轄境相當於今甘肅河西走廊，包括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等地。所謂隴右，即泛指隴山以西，新疆烏魯木齊以東，以及青海東北部地帶。這裏的隴右概念“即晉秦州之地，介於雍涼間者”。
河隴文化，早在東漢末年即已存在，發展至前涼張軌時，明顯進入了它的興盛時期。宋末元初著名的史學家馬端臨指出：
“（河西）自東漢以來，民物富庶與中州不殊，竇融、張軌，乘時多難，保有其地。融值光武中興，亟歸版圖，而軌遂割據累世，其後，又有呂光、禿發、沮渠之徒，迭據其土，小者稱王，大者僭號。蓋其地勢險僻，可以自保於一隅，貨賄殷富，可以無求於中土，故五涼相繼，雖夷夏不同，而其所以為國者，經製文物，俱能仿效中華，與五胡角立，中州人士之避難流徙者多往依之，蓋其風土可樂而此”。
這種興盛的勢頭大體上持續到中唐以前。
河隴文化具有它獨有的特點。其特點之一是在公立學校淪廢的情況下，主要通過家世代代相傳；特點之二是本地學術世家同外來儒學英才相結合；特點之三，是具有顯著的地域性。
河隴文化在我國曆史上起過不可忽視的作用。具體地說作用有二：第一，它是隋唐製度三大淵源之一。所謂三大淵源，即淵源於魏、齊、梁、陳和魏、周。三源之中，尤其是北魏、北齊與河西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北魏統一河西，拓跋燾對河西儒士“皆禮而用”，其典章製度明顯受了河西文化的影響。“西晉永嘉之亂，中原魏晉以降之文化轉移保存於涼州—隅，至北魏取涼州，而河西文化遂輸入於魏，其後北魏孝文、宣武兩代所製定之典章製度，遂深受其影響，故此魏、齊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第二，保存延續了中原文化。秦涼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續漢、魏、西晉之學風，下開魏、齊、隋、唐之製度，承前啟後，繼續扶衰，五百年間延綿一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