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
三國的政治概況
東漢中期以後，外戚、宦官以及黨人之間的鬥爭一直不斷，統治集團早已分裂。在鎮壓各族人民起義的過程中，地主階級的內部矛盾不斷發展、擴大，中央皇權逐步削弱，最後導致軍閥割據的局麵。黃巾起義後，一些地主分子認為“天下已非複漢有”，紛紛舉兵反漢，擁兵自保，割據一方。這些人在鎮壓農民起義和平定叛亂中擴張了自己的勢力。當時對東漢統治威脅最大的是董卓。董卓是隴西的土豪，靈帝臨終曾召他到中央任少府，又晉升他做並州牧兼河東太守。袁紹誅宦官後，他帶兵進了洛陽，廢殺少帝，毒死何太後，另立獻帝。各路軍閥聯合討董。迫於形勢，董卓慌忙把都城遷往長安。初平二年（公元191年）董卓率軍西入長安。入長安一年後，董卓被其部將呂布和司徒王允合謀殺死。董卓死後，勢力最大的是袁紹。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和袁紹進行了一場爭奪中原的決定性大戰——官渡之戰。曹操在官渡之戰中消滅了袁紹的主力，為統一北方奠定了基礎。官渡之戰後第二年，袁紹憂憤而死。曹操攻下鄴城，占有幽、冀、青、並四州之地，並進一步發展勢力，統一北方。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親率大軍南下荊州，與孫權、劉備進行了著名的赤壁之戰。赤壁之戰奠定了三國鼎立的局麵。戰後，劉備占領長沙、零陵、武陵、桂陽四郡，隨後又向孫權借得南郡、江夏二郡，占有荊州大部，從此有了地盤。曹操敗回北方後，開始經營關西和漢中。公元215年，曹操完全統一了北方。赤壁戰後，孫權的勢力逐步向荊州發展，後來，孫權派兵襲殺了關羽，攻占荊州。至此，三國鼎立的局麵形成了。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操死，子曹丕廢漢獻帝，自立為帝，國號魏，都洛陽。公元221年，劉備在蜀稱帝，都成都，國號漢，通稱蜀或蜀漢。孫權於劉備稱帝的次年，稱吳王。公元229年，正式稱帝，都建業（江蘇南京），國號吳，史稱孫吳。
一、曹魏的政治和經濟
魏國的創始者曹操，是我國曆史上一位傑出的政治家。他對東漢以來隻重門第、德行，不重真實才能的選舉製度的危害，深有認識。他想糾正這種流弊，多次下求賢令，實行“唯才是舉”。他在求賢令中強調，不管是“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甚至是“不仁不孝”，隻要有“治國用兵”本領的人，都一律加以選用。他從出身低微的階層中提拔州牧太守，不可勝數。這一政策的實行，削弱了世家大族的政治勢力，並且從中、小地主階層中選拔出一批有才幹的人，使曹魏的吏治比較清明。東漢末年大亂，許多自耕農淪為豪強的部曲和佃客。豪強依仗權勢，他們本身及依附他們的農民，都不向國家服役納稅。曹操否定豪強的這種特權，不準“強民有所隱藏，而弱民兼賦”。對那些橫行不法的豪強大族，曹操令地方官吏予以嚴懲。曹操打擊豪強，一方麵是同地主豪強爭奪役源財源，同時也為了緩和階級矛盾，鞏固封建統治。
曹魏政權對地方官吏的管理也較嚴格，若不遵行政府法令的，一律免官。賈逵為豫州刺史，二千石以下官吏犯法者，全被他奏免。曹魏朝廷把這件事公布，要各地遵照執行。
東漢末年軍閥混戰，北方的農業生產受到了嚴重破壞。許多軍閥因為缺糧而敗亡，社會現實要求恢複農業生產。黃巾起義衝擊了官僚地主的土地所有製，在內地出現了“土業無主，皆為公田”的特殊現象。曹操在鎮壓農民起義軍的過程中，又獲得大批的勞動力和耕牛、農具。由於具備了這些條件，曹魏在內地實行了大規模的屯田。屯田區見於記載的就有二十多處。其中比較集中的是在河南和淮河兩岸。
曹魏屯田分軍屯和民屯兩種。軍屯按原來建製，由軍官直接督領，大司農派官協助。民屯設專官管理，郡設典農中農將或典農校尉，與縣令平行。下設各種屬官，負責具體事務。《三國誌·賈逵傳》載，賈逵為弘農太守，“其後發兵，逵疑屯田都尉藏亡民，都尉自以不屬郡，言語不順”。這說明民屯典農官自成係統，不歸郡管轄，主要農官大都由吏部奏上任免。有關屯田重大事項，多由最高決策者決定，具體事務則由大司農派官協助承辦。同軍屯一樣，民屯也實行軍事編製，以屯為單位，每屯五十人，由屯司馬督領。
民屯生產者稱為屯田客。屯田客表麵上說是招募，實際上是強迫。由於實行軍事編製，人身不自由，剝削又重，所以屯田客不斷逃亡，公元215年，還發生了屯田客的暴動事件。
曹魏的士兵，既是作戰的基本力量，又是農業生產的重要承擔者。曹魏對士兵及其家屬的控製極嚴，叫他們單立戶籍，稱為士家。士之子稱為士息，世代為兵；士之女稱為士女，必配士家。士逃亡，罪及妻子；士死後，寡妻也必配士家。除少數立功封爵者外，一般不能做官，也不能免除士籍。這就是曹魏的士家製度。當時，士兵的地位比一般農民還要低下，因此不斷發生逃亡和反抗。
曹魏的屯田是采用軍事強製的形式，把農民和士兵束縛在封建土地國有製下的一種剝削製度。這種製度雖然嚴重地限製農民和士兵的人身自由，但在當時戰亂的條件下，它起著保護生產力的作用，使他們通過生產自救免於流離死亡。屯田製度的實施，對恢複北方經濟和減輕人民的一些負擔都有積極意義。
此外，曹魏對郡所轄廣大地區的農業生產也加強了管理。它對官吏的考核，不以浮言虛譽為準，而是按戶口，以墾田的增減，決定升降。因此，各級官吏都注意招集流亡，督促農民墾辟土地，興修水利，發展生產。
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手工業和商業也有很大的起色。
二、蜀漢的政治和經濟
公元223年，劉備死後，太子劉禪即位，史稱後主。劉禪封諸葛亮為武鄉侯，以丞相兼益州牧。劉禪年輕（僅十七歲）要求政事由諸葛亮全麵負責，劉備臨終也再三囑托，於是諸葛亮擔負了治理蜀漢的重任。諸葛亮治理西蜀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厲行法治，加強中央集權。為了維護劉備集團在西蜀地區的統治，諸葛亮製定和頒布了一些法令、條例。《蜀科》就是其中的一種。這些法令、條例，就其本質來說，自然是維護地主階級專政和鎮壓人民“犯上作亂”的。但對一些豪強官僚的驕橫跋扈，不利於集權統治的行為，也給予一定的限製。諸葛亮治蜀過程中，一直注意貫徹賞罰嚴明的原則。他的賞罰標準是：是否有利於蜀漢政權的鞏固，是否有利於他的政策的貫徹執行。他認為“賞不可以虛施，罰不可以妄加”。主張“明法”，也反對“濫刑”。他指出，如果賞罰不明，就會造成“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的局麵，給國家帶來危害。
正因為賞罰關係重大，諸葛亮很注意選擇忠直廉平的官吏主管治獄工作。他常告誡典刑官說：“決獄行刑要慎重，不能冤枉好的，也不能放過壞的。”
諸葛亮也注意身體力行。公元228年第一次北伐失敗後，他認為自己身為統帥，用人不當，也有過失，便主動上書劉禪，請求降職三等，以示懲罰。
在治理蜀漢的過程中，諸葛亮很注意官吏的選拔，他“任人唯賢”，把一些有才能，忠於蜀漢政權的文臣武將安置在重要崗位上。他不但自己注意發現人才，大膽提拔，而且還鼓勵屬下和各州郡長官向上推薦。諸葛亮還要求官吏們辦事講求實效，反對名不符實的作風。他重視對官吏的考核，了解他們是否忠於職守，有無“損公肥私”，刑罰不公的情況，以便進用賢良，退去貪懦（音諾nu^）。
諸葛亮“任人唯賢”方針，受到西蜀地區一些士人的歡迎，他們稱讚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這一方針的貫徹執行，吸收了一些有才能的人參加蜀漢政權，使蜀漢在諸葛亮執政及以後一個時期，保持了相對穩定的局麵。
蜀國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實之饒，素稱“天府之國”。蜀漢建國後，諸葛亮以都江堰為蜀國農業之命脈。由於都江堰的灌溉，水旱由人，成都平原出現了一片繁榮景象，農業產量較高。手工業以鹽、鐵、織錦業最為發達。“家有鹽泉之井”。政府設鹽鐵官，管鐵器鑄造和鹽鐵專賣，增加政府的收入。蜀錦馳名全國。遠銷吳魏，是軍費的一大來源。蜀錦產地的成都，伎巧之家，“機抒相和”，織錦業是很繁榮的。直到蜀亡，國庫尚有錦、綺、彩、絹各二十萬匹，蜀錦業之盛可見一斑。
三、吳國的政治和經濟
赤壁之戰後，孫吳占有了荊、揚、交、廣四州之地，包括長江中下遊以南的廣大地區。在孫吳統治時期，江南有了進一步開發。
孫權統治東吳的時間最長。他是三國時期有作為的統治者之一。尤其是在前半生，他能團結重用一些有才幹的人，如周瑜、魯肅、呂蒙、陸遜等。在赤壁之戰中戰勝了曹操，在荊州之爭中消滅了關羽，在猇亭之戰中打敗了劉備，保住了江東，占據了荊州，都得力於這些文臣武將。但在公元229年，孫權稱帝後，對自己的文武官員開始不信任，越來越剛愎自用。
孫吳的政權主要是在南北大地主的支持下建立起來的。張昭、周瑜、魯肅等人出身於北方的豪強，是孫策、孫權創業時的心腹。孫權也注意籠絡江南地主，吳郡的顧、陸、朱、張四大姓成了孫吳統治的重要基礎，他們作郡官吏的數以千計。
孫權稱帝後，無論是對北方南來的，還是南方土著的文臣武將，都存有戒心。對帶兵守邊的將領，要他們交出妻子做人質。他還養了一批叫做校事、察戰的人，來監視文武官吏，濫施糾舉，誣陷無辜，動輒加罪慘殺。他最寵信的是中書典校呂壹。呂壹“性苛慘，用法深刻”。太子孫登屢次勸諫，孫權都不聽，一般大臣更是畏罪“莫敢言”了。
孫權稱帝後，原來繁重的賦役狀況也未減輕。在孫權暴政麵前，人們被迫舉行起義。孫權則下令各郡縣修城郭，起譙樓，挖塹壕，以備“盜賊”，還是不肯減輕人民的負擔。直到他病得要死時，才下了一道“省徭役，減征賦，除民所患苦”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