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業合作化快速發展
興起合作高潮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召開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他在報告中說：在全國農村中，新的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高潮就要到來。十月四日，他在中共第七屆六中全會（擴大）上作總結時指出：這次會議是一場有關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是不是完全正確這樣一個問題的大辯論。這個辯論既要在農村，也要在城市展開。毛澤東的幾次講話，在全國引起了強烈的反響。農業合作化的步伐大大加快了，同時也帶來要求過急的弊病。到了這年的第四季度，中國農村已不再是一個一個地建立農業合作社，而是整村、整鄉、甚至整縣一片一片地建社了。
農業合作化運動加快步伐，對手工業產生強烈影響。手工業者要求組織起來的情緒也十分高漲。據遼寧省一九五五年十、十一月份對40個縣、市的不完全統計，申請入社的達3.1萬多人，超過已組織起來的社（組）員的總數。天津市同年十二月份以來就有2萬人派代表申請組社。這種情況在全國是普遍的。由於沒有及時組社，在一九五四年年底時，全國自發組織的成員就已有113萬人，幾乎相當於當時合作社（組）員的總數。有些地區自發組織的成員甚至比社（組）員還要多。在這種形勢下，手工業的建社速度也明顯加快了。據統計：一九五五年六月至十二月半年內，全國手工業合作組織就從4.98萬多個發展到6.46萬多個，增加了近30%；社（組）員從143.9萬多人發展到220.6萬多人，增加了53.5%。特別是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序言中說：“中國的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也應當爭取提早一些時候去完成，才能適應農業發展的需要”，“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速度問題，在一九五六年上半年應當談一談……”以後，既形成對手工業合作化加快發展的強大動力，也形成對手工業戰線幹部的巨大壓力。全國聯社籌委會於十二月九日召開了“全國重點地區手工業組織檢查工作座談會”，檢查了所謂“與總路線要求不相適應”的“右傾保守”思想，提出“加快發展，迎接高潮，全麵規劃，計劃平衡”的新的組織任務。接著於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召開了第五次全國手工業生產合作會議。會議根據中共第七屆六中全會（擴大）的精神和社會主義高潮的新形勢，研究確定了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要基本完成全國手工業合作化任務，提出了對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全麵規劃。
這個全麵規劃總的要求是：一九五六年組織起來的社（組）員達到全國手工業從業人員總數的70%，一九五七年達到90%，一九五九年至遲一九六○年全部組織起來。其中生產合作社社員占全部社（組）員的比重：一九五六年要求達到40%，一九五七年達到60%，一九五九年達到95%，一九六○年為100%。同時相應地進行對手工業的技術改造，相應地逐步提高社（組）員的工資水平和物質、文化生活條件。
一九五四年底，陳雲在分析中國當時工業生產中的矛盾和解決辦法時，就指出要對手工業合作社“加以管理和控製”，“手工業合作化寧可慢一點，使天下不亂。如果搞得太快了，就會出毛病。”這個全麵規劃，要求在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兩年內基本完成手工業合作化，按照陳雲所說，這個速度就顯得快了。但從後來的實際發展情況看，合作化的速度卻是大大超過了原來的預料，這就不可避免地帶來一係列的問題。曆史已無可辯駁的證明：所謂“與總路線不相適應的右傾保守思想”，當時實際上是不存在的。正是由於第五次全國手工業生產合作會議為合作化高潮作了必要的思想準備和組織準備，使合作化的領導工作沒有太大的亂套和出現太大的混亂。
第五次全國手工業生產合作會議剛剛結束，正當曆史翻開一九五六年第一頁的時候，中國的農業、資本主義工商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就象大海的層層浪濤一樣，洶湧澎湃，掀起了一個又一個高潮。首都北京，湧起了第一個巨浪。在郊區縣農業合作化高潮帶動下，城市私營工商業者一月一日上街遊行，首先提出了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的申請。從一日到十日，全市各區的個體手工業者，有的掛起“迎接合作化”的大標語，要求入社；有的自動串聯，醞釀建社；有的成群結隊，申請報名入社。一月的北京，正值隆冬，寒風呼嘯，但全市手工業者卻沉浸在熱烈歡呼的海洋裏。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勢不可擋，掩蓋了領導工作和群眾中各種各樣的實際問題和思想問題。一月十一日，全市10個城區和近郊區29個行業的手工業者，分別集會，慶祝全行業實現合作化。有5.38萬個個體手工業者入了社。至此，北京市的社（組）員人數就達到了全市手工業從業人員總數的95.6%，基本上完成了合作化。連日來，各地的社員，張燈結彩，敲鑼打鼓，結隊遊行，互相道喜。一月十五日，在天安門全市慶祝社會主義改造勝利大會上，北京市手工業合作社社員代表徐淑芹，代表全市手工業，登上天安門城樓，向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呈交了北京市手工業實現全行業合作化的報喜信。一月三十日，全國聯社籌委會代表全國手工業合作社（組）員，向中共中央呈交了報喜信。
為了適應高潮到來的新形勢，指導全國手工業合作化工作，中央手工業管理局和全國聯社籌委會，當時派出大批幹部，到北京市調查研究，總結了手工業全行業合作化的幾點主要經驗和做法。一是事先必須將改造範圍弄清楚，以免造成混亂。二是凡是手工業勞動者，隻要不是現行反革命分子，都可以入社（組織起來後再行審查），但領導成份必須保證純潔。三是應該盡量組織高級社，高級社可以按行業、地區等實際情況集中生產或分散生產。特別對服務性修理性個體人員，務必發揮他們串街遊巷的優良特點。四是對自發組織，隻要條件具備的，應立即宣布成為正式合作社。五是為做到改造、生產兩不誤，老社盡量擴大吸收新社員，廠房不足的，建立分散生產車間，這能及時解決辦社幹部不足的困難，並便於安排生產，發揮大帶小、老帶新、先進帶動落後的作用。六是組織起來後，原有的業務關係不要打斷，原有的產品品種不能減少，原有的門市部和服務點一般地不應撤銷，然後根據具體情況，進行適當調整，逐步作到分布合理。七是廠房問題，除利用手工業者現有廠房，或社與社之間進行調整外，市委確定，將公私合營後多餘的房屋，調劑給合作社使用，手工業者原有的小廠房可調劑給合營戶作宿舍。八是會計問題，采取老社調劑，勞協物色，從群眾中選拔以及由老社分片、分業幫助建立新賬，組成會計互助組等辦法解決。
北京市的手工業改造高潮，迅速帶動了全國。由於形勢發展過快，高潮一下子湧來，不可能做細致的工作。有的如重慶市原來是準備分期分批發展的，因受北京市和本市公私合營高潮的影響，也改為一次批準合作化，但從宣傳到宣布合作化，僅僅一天半時間，共批準1.6萬人入社，群眾又都要求組織高級社，特別是縫紉、修表、刻字等業務不好的行業，對盲目自發地搞集中很積極，很多幹部又圖領導管理方便，也支持群眾的意見，以致後來問題較多。但不少地區由於加強了領導，問題相對要少一些。
一九五六年的春天，是中國手工業曆史上一個不平凡的春天。僅一九五六年一、二月份，全國新發展的手工業合作社（組）員即達200多萬人，等於建國幾年來發展的社（組）員的總數。到六月底，全國組織起來的合作社（組）已超過10萬個，社（組）員470餘萬人。合作化比重已達手工業總人數的80%左右，大大超過第一個五年計劃規定的組織任務。高潮中全國有144個大中城市（占當時全國161個大中城市總數的90%）、882個縣、市（占當時全國2150個縣、市總數的41%）的手工業全部或基本上實現了合作化。
一九五六年底，全國組織起來的手工業合作社（組）經過調整為9.91萬個，社（組）員達到509.1萬人，占歸口手工業部門改造人員的比重達到92%。至此，中國手工業基本上實現了從個體經濟到集體經濟的偉大變革，初步建立起了新型的社會主義集體工業經濟。按照中共中央原來的設想，完成包括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三大改造，要用幾個五年計劃的時間，至少十年多則十五年或者更多的時間，而實際上隻用了七年就基本完成了。從總體來看，發展方向是對的，成就是主要的。正如中共中央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所說：“但整個來說，在一個幾億人口的大國中較順利地實現了如此複雜、困難和深刻的社會變革，促進了工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這的確是偉大的曆史性的勝利。”僅從生產上看，到手工業改造高潮後的一九五六年底，全國手工業總產值比一九五五年增加了15.61%，其中集體手工業比一九五五年增加達2.68倍。很多新合作組織在生產經營上都顯示了組織起來的優越性。如湖南省生產合作社社員的勞動生產率，以一九五六年第一季度為100，第二季度上升為172，第三季度達到266。湖北省一九五五年生產社社員每人平均年產值2191元，一九五六年達到2476元。遼寧安東市51個社一九五六年三季度內試製和改進新產品182種，計970樣。北京市一九五六年工業總產值比一九五五年增長38.5%，增加花色品種2600多種。但是，在全國手工業合作化高潮過程中，也曾經出現了一些偏差和失誤，給後來遺留下大量調整、整頓工作和不利影響。
調整工作解決各種問題
一、高潮中的主要問題
自毛澤東在《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和《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序言中批判所謂“小腳女人”和“確實存在的右傾保守思想”以來，中國“有些工作中又發生了急躁冒進的偏向，有些事情做得太急了，有些計劃訂得太高了，沒有考慮到實際的可能性。”一九五六年，中國工農業生產雖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國民經濟直接計劃的比重越來越大，計劃主要依靠行政手段來調節和實現，以致企業缺乏活力，經濟缺乏生機。財經方麵，國家財政、信貸又多支出了近30億元，引起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供應都緊張。在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高潮中，也產生了一些缺點和偏差。對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要求過急，改變過快、工作過粗，形式也過於簡單劃一，以致出現過多地實行集中生產、統—計算盈虧和因此而來的供產銷脫節以及社員收入下降等問題。
（一）過多地實行集中生產、統一計算盈虧。
高潮中，不少地區對一部分製造行業和大部分服務行業不適當地並點、撤點、辦大社、辦混合社，過多地集中生產，統一計算盈虧，有的把一些不應該合作化的個體戶也合作化了。以致有些原有的產銷關係被打亂，經營製度被改變，造成許多合作社的產品花色品種減少，產品質量和服務質量下降，經營管理困難，給群眾帶來不便，也影響了消費者的需要和社員的收入。
如北京市宣武區將15種在產銷上都無聯係的自然行業，上百種產品集中在一起成立文教用品社，既不好管理，又由於統一接收訂貨任務而減少了品種。該市康樂玩具社有社員105人，絕大部分都是“連家鋪”，集中為七個車間生產後，工時減少為九小時，家庭輔助勞動力用不上，造成生產下降。山西省稷山縣把周圍40裏地的鐵匠、木匠都集中到一個集鎮上，給農民造成很大不便，他們說：“組織起來好，越組織越遠了。”廣西壯族自治區臨桂縣六塘鎮以鎮為單位組織一個大型綜合社，包括全鎮鐵、木、竹、裝訂、雨傘、補鍋、小五金、縫紉、棉布、泥水匠、棕繩、染布等15個行業330人，設八個工場，10個門市部，統一經營，統一核算，分組生產。這樣又大又雜的綜合社，業務經營、生產管理都十分困難，問題很多。
還有些地區甚至以城關為中心，按行業建立全縣規模的大社，統一調配勞動力，統一供銷，統一核算，統一支付工資。有的還以帶“木”字或帶“金”字的行業一攬子組社。如沈陽市第十四木製品社就是由南市區帶“木”字的314個手工業者組成的，包括家具、製棺、大車、地板等14個自然行業，集中生產後，把飯桌、菜板、風箱、丁字尺等零星產品都擠掉了。南寧市第三縫紉社103個社員，單幹時29個鋪麵，分布在12條街上，組社後集中為四個門市部生產，管理混亂，群眾不便。社員雷福創原有100多個固定主顧，集中後老主顧隻剩20多個。各地縫紉業的集中、撤點是比較普遍的，一時形成了“做衣難”的局麵。
在服務性行業中，不按照居民需要，盲目地集中和撤點的現象更多。如江蘇省江寧縣湖熟鎮將鞋業全部集中，以致群眾修鞋、付錢、開發票和取鞋都要排隊。據北京市修鎖、緔鞋、修籠屜、焊鐵壺、修自行車等行業的不完全統計，當時在1808個服務點中就撤掉了450個。四川內江市高潮前有848個服務點，高潮中撤掉了482個。
盲目集中生產、統一經營和撤點過多的情況，在有的地區是比較嚴重的。據遼寧省統計，這類社在城市約占社（組）數的52.3%，社員占60%；各縣占社（組）數的40%。沈陽市在高潮後一個階段，到處出現了縫衣難，做飯買不到鍋蓋，洗衣買不到搓衣板，結婚買不到嫁妝，東西壞了找不到人修理的情況，群眾意見極大。
也有不少地方把一些可以長期保存個體方式的手工業戶也組織起來了。對安排生產、方便群眾等方麵也帶來一些新的問題。
（二）供產銷脫節。
手工業在生產經營上，有它們自己固有的專長和特色。如有的因為某些產品質量好，或有獨特風格，受到人民群眾的歡迎和愛好；有的因花色品種與眾不同，吸引著一部分消費者。這些特點和長處，顯然應當注意保存和加以發揚。但在合作化高潮中，由於未能對手工業各個行業的曆史特點、生產規律和供銷規律等，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和摸底，從而對供產銷作出妥善的安排，致使一些具有獨特風格的產品或品種，在加入合作社以後，發生了供產銷脫節的現象；有些地區一度不適當地打亂了原來的產銷路線和協作關係。如北京市工藝美術行業吹葡萄珠的玉寶善與“葡萄常”（製造玻璃葡萄的常貴祿等）協作關係本來很密切，高潮中王參加了公私合營，改吹玻璃瓶子，因吹瓶子不熟悉，憤而退廠回家，參加了農業合作社，影響了“葡萄常”工藝產品的質量。景泰藍燒藍工序多為大戶，但與打胎、掐絲工序的個體戶有密切聯係。在改造中，大戶公私合營，小戶合作化，對原來的長期協作關係未能具體安排，致使生產不能銜接，造成雙方停工。再如絨絹紙花業、業主主要從事“開花瓣”和染色生產，聯係很多家庭副業為其做花葉、花瓣，合作化後也發生中斷現象，造成產品脫銷。遼寧省安東市寶昌服裝店做戲衣，已有幾十年的曆史，畫工精巧，式樣繁多，但老師傅入社後卻被分到大車間去學縫紉工，不但影響了專長的發揮，也影響了文藝單位對戲衣的需要。合作化過程中，還曾提出依靠手工業工人和貧苦獨立勞動者的“階級路線”，過分強調“領導權要掌握在手工業工人和貧苦獨立勞動者手中”。對富裕獨立勞動者和小業主不夠重視，有的甚至加以排斥，以致挫傷了這些人傳授技藝的積極性，影響了一些傳統技藝的繼承和發展，有些好東西丟掉了。有些地區的商業部門，對手工業產品采取不適當的包銷辦法，壓低了價格，也限製了生產發展。如杭州市張小泉剪刀社正常年產能力是30萬把，而供銷合作社要包銷，隻準生產20萬把，其餘10萬把既不肯包，也不讓生產。
（三）社員收入下降。
合作化高潮以後一段時間內，手工業合作社（組）約有20%左右社（組）員的收入，比入社前還有所減少。合作組織的勞保福利工作本來也比較差，多數社員的疾病醫療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有的社員反映說：“工人有勞保，農民有五保，我們無一保”。社員中約有5%左右，由於家庭人口多，負擔重，或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貧窮疾病的影響，生活比較困難，需要政府救濟。手工業合作社（組）的工資當時還未調整。由於全國實行工資改革，職工普遍增加了工資，對手工業合作社社員影響很大。當時有些地區，社員因工資福利沒有保證，收入低，要求退社的現象也相當嚴重。
二、及時察覺，著手扭轉
一九五六年一、二月，當全國私營工商業和手工業改造高潮時期，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就發現社會主義改造的速度有些過快過急，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為此，國務院於二月八日召開了第二十四次全體會議，會議討論通過了《關於目前私營工商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若幹問題的決定》。決定肯定了私營工商業企業公私合營和手工業全行業合作化的辦法，及時指出合營和合作化後出現的某些原有協作關係中斷，供、產、銷脫節，有些好的經營習慣被打亂，有的手工業花色品種減少等現象。《決定》規定對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在實行合作化後，要有一定的時間，暫時照舊生產和經營，不要過早過急地集中生產和統一經營，不要輕易改變它原來的生產和運銷規律、經營製度和服務製度，以便經過仔細研究和規劃，再妥善地進行改組和改造工作。這種暫時不動，目的是為了穩一下，更冷靜周密地進行改造工作。
這次會議上，周恩來總理提醒大家：“熱火朝天很好，但應小心謹慎。”“條件不成熟的等一下不要緊，……各部專業會議提的計劃數字都很大，請大家注意實事求是。”
一九五六年三月五日，毛澤東以及鄧小平、陳雲、彭真等聽取中央手工業管理局和全國聯社籌委會彙報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工作時，毛澤東還是說：“個體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速度，我覺得慢了一點。今年一月省委書記會議的時候，我就說過有點慢。”但也察覺到了問題。說：“你們說，在手工業改造高潮中，修理和服務行業集中生產，撤點過多，群眾不滿意。這就糟糕！”他說：“提醒你們，手工業中許多好東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張小泉的刀剪一萬年也不要搞掉。我們民族好的東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來一個恢複，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七月二十八日，由陳雲主持製訂並由國務院發布的《關於私營工商業、手工業、私營運輸業社會主義改造中若幹問題的指示》，對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一些政策問題也作了規定。
為了解決這方麵的問題，中央手工業管理局和全國聯社籌委會在高潮中組織了170多人、10個工作組，分別由主任白如冰、副主任鄧潔、田坪和一批司局級幹部帶隊，赴10個省、市、區，協同當地幹部，深入基層，著重對手工業的組織形式、供產銷情況和工資福利情況，進行了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國務院第四辦公室主任賈拓夫和白如冰一起，在河北涿縣、良鄉、薊縣和順義等地城關和農村進行了調查工作。為了貫徹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指示，中央手工業管理局和全國聯社籌委會，還於同年三、四、八月分別召開了全國城市和農村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工作座談會、全國手工業改造工業彙報會。會議著重對組織形式方麵的集中生產和分散生產、統一計算盈虧和分別計算盈虧等問題和解決意見進行了比較充分的討論，草擬了向中共中央的報告（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中央批示同意並批轉了這一報告）。
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堅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即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在這次會議上，陳雲針對三大改造（即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過快過急和一刀切的偏差，提出了著名的“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構想。這就是：在工商業經營方麵，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工商業的主體，但是附有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這種個體經營，是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的補充。在生產計劃方麵，全國工農業產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計劃生產的，但是同時有一部分產品是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範圍內自由生產的。計劃生產是工農業生產的主體，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範圍內的自由生產是計劃生產的補充。在社會主義統一市場裏，國家市場是它的主體，但是附有一定範圍內國家領導下的自由市場。這種自由市場，是在國家領導之下，作為國家市場的補充。這是完全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精辟論述。就是說，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在相當長的曆史時期內，應當是在社會主義公有製占絕對優勢的前提下，多種所有製形式並存，多種經營形式並存，而並不是越“純”越好，越“大”越好，越“公”越好。隻有如此，才能管而不死，活而不亂。如果隻有“主體”，沒有“補充”，中國的經濟隻會是死水一潭。陳雲高度概括和科學總結了三大改造的經驗，對中國經濟建設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實際指導意義，也是對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重要貢獻之一。它的基本點當時已為代表大會所接受。但可惜陳雲的這些正確思想後來長期不被重視，反而受到指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