紡織工業地區布局
在紡織工業的建設與發展中，如何改變舊中國遺留下來的紡織工業生產力地區分布不平衡狀況，逐步合理安排紡織工業各行業的地區布局，這是一個具有戰略意義的重大問題。
紡織工業合理布局，關係重大：一是可以充分利用各地區的紡織原料資源，消除不合理的長途運輸和往返運輸，降低生產成本，節約社會勞動；二是可以接近紡織品消費市場，有利於供產銷的銜接；三是可以密切紡織工業與農業的經濟聯係，促進紡織原料生產和農村經濟發展；四是可以發展落後地區、邊遠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五是可以提高紡織工業的生產技術水平和經營管理水平，提高社會經濟效益，加快發展速度。
新中國成立後三十三年間，通過有計劃地建設，紡織工業在逐步改善地區布局方麵，取得了很大的成績，積累了較豐富的經驗。
一、舊中國紡織工業地區布局的狀況和問題
舊中國的紡織工業雖然有一定的基礎，但各行業的紡織工廠，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曆史背景下逐漸發展起來的。因此，在生產力布局方麵，不可避免地帶有半殖民地的烙印。最突出的一點，就是紡織工業的生產力主要分布在沿海少數幾個城市和地區，遠離內地紡織原料產地和紡織品消費市場。
二十世紀上半葉，幾個帝國主義國家的紡織工業資本，憑借其在中國的種種特權，到後來控製了舊中國500萬棉紡錠中的40%左右。這些外資紡織廠，都設在沿海少數幾個港口城市。而民族資本紡織業，由於在機器設備，乃至棉花、羊毛、染化料等方麵要依賴外國，加以沿海地區的工業協作和資金條件好，也大多在沿海地區的少數幾個城市開辦紡織廠。因此，舊中國的紡織工業從發生、發展到新中國成立以前的七十年間，畸形集中於沿海地區的上海、天津、青島等城市。新中國成立初期，如果以一九五二年的紡織工業總產值為綜合標誌，則沿海地區的遼寧、山東、江蘇3省和天津、上海2市（以下簡稱沿海3省2市），紡織工業總產值占全國的71%；而其中上海所占比重是全國的35%。
棉紡織工業是我國紡織工業的主體行業，它的地區布局狀況具有典型意義。一九四九年，全國500萬棉紡錠中，84.4%集中在沿海3省2市，其中僅上海就擁有236萬錠，占全國的47.3%。而3省2市的棉花產量隻占全國的18%，人口隻占全國的20%。當時，河北、河南、湖北、湖南、陝西、山西、浙江、安徽等8個省的棉花產量占全國的71.8%，人口占全國的39%，棉紡錠卻隻占全國的8.8%。此外，占全國大陸人口41%的其他16個省、市、自治區中，則隻有四川、雲南、黑龍江、江西等省有少量棉紡織廠（僅占全國紡錠總數的6%）。其他12個省、市、自治區，沒有一個紡織廠。
舊中國毛紡織工業的畸形布局，比棉紡織工業更為嚴重。我國機器毛紡織工業雖然最早興辦於羊毛產區的甘肅，但其後的發展，主要集中在上海、天津等沿海地區少數幾個城市，僅上海的毛紡錠就占全國的73%。而內地羊毛產區的內蒙古、青海、甘肅、陝西、山西、黑龍江等省、自治區，都隻各有1個小型毛紡織廠。在全國大陸29個省、市、自治區中，有17個省、自治區沒有一個毛紡廠。
舊中國的針織工業基礎很差，主要針織設備總共還不到1,000台，其地區布局也非常不合理。在1,000台主要針織設備中，上海和廣州2市就集中了80%；此外，僅天津、青島等城市有少量針織工廠。全國大多數省、自治區，根本沒有針織工業。
舊中國紡織工業的布局狀況，顯然極不合理。如不改變，不僅對於紡織工業建設與發展不利，而且對於整個國民經濟都會產生不利的影響。所以，有計劃地調整和改變這種不合理的地區布局，成為新中國紡織工業建設的長期任務。
二、堅持全國一盤棋，合理調整紡織工業布局
建國後的三十幾年間，紡織工業部門在發展過程中，合理調整了布局。由於舊中國紡織工業過分集中於沿海少數幾個城市和地區，還由於紡織工業的地區布局主要是通過外延擴大再生產的途徑逐步調整，所以紡織工業調整和改善地區布局的過程，是一個長期的紡織工業建設過程。
新中國成立之初，黨和政府就十分重視紡織工業的地區布局問題。周恩來總理在當時明確提出：棉紡織工業要向內地發展，要鼓勵在內地建立新廠和增加紗錠。一九五○年三月，朱德同誌在全國公營紡織工業會議上指出，紡織工業為了擺脫半殖民地的畸形發展，今後應麵向內地，麵向農村，切實為廣大人民服務。從五十年代開始，首先大力發展了內地的紡織工業。大批新建的棉紡織廠，主要建在那些接近原料產區，交通方便，供電、供水等建廠條件比較好的關中、中原和冀中平原地區，特別是集中在西安、鄭州、邯鄲和石家莊等幾個城市。到一九五七年底，初步改善了棉紡織工業的布局。內地的棉紡錠達到225萬錠，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了160多萬錠；在全國的比重，從一九四九年的12.8%提高到一九五七年的29.8%。陝西、河北、湖南、江蘇、山東和河北等6個主要產棉區，它們的棉花收購量和擁有的棉紡錠比例，也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這6個主要產棉區的棉花收購量占全國的73—80%，棉紡錠占全國的比重也由30%上升到了42.8%。這表明，棉紡織工業正逐步移向內地原料產區。
當然，主張在內地發展紡織工業，這並不排除沿海地區老基地的適當發展。一九五六年三月，毛澤東主席在紡織工業部領導彙報工作時指出，沿海地區的紡織工業要充分利用，不能限製。後來他在《論十大關係》一文中進一步指出，要正確處理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係，要“好好地利用和發展沿海的工業老底子”。紡織工業部門在繼續發展內地紡織工業的同時，也注意到發揮沿海老基地的優勢，使棉紡織工業的布局進一步趨於合理。
紡織工業合理調整布局的計劃，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時期曾經受到幹擾，那時不管需要與可能，不講經濟效益，各地到處鋪攤子，一哄而起，從專區到縣、到有些人民公社，甚至有些根本不具備建廠條件的地方，都要建紡織廠。結果把準備新建的200萬棉紡錠竟分散到了18個省、市、自治區。一九五九年二月，劉少奇主席在紡織工業部領導幹部彙報工作時，針對當時各地一哄而上建設紡織廠的問題指出，紡織工業布局總的原則是“就原料，就市場，就勞動力”。並指出：紡紗主要在省和專區搞；一個縣幾十萬人口辦一個，不一定適宜；不出棉花的地方，可以運布去；大量印花布要在省裏搞，織布分散搞，織好布送來，印好送回去。這個指示對扭轉棉紡織工業建設過於分散的趨勢起了抑製作用，但當時未能完全製止盲目建設。一九五九年繼續安排了一大批建設項目，連同一九五八年的200萬錠，總共達到了512萬錠。因而在六十年代初進行國民經濟調整時，不得不采取全部停建、緩建的斷然措施。其後在一九六四年續建時，根據全國一盤棋和“就原料、就市場、就勞動力”的布局原則，選擇了200萬錠和6個印染廠進行續建，淘汰了那些過於分散和不具備建廠條件的項目，這樣才使棉紡織工業的布局相對集中了一些。到一九六五年底，內地棉紡錠在全國的比重上升為40%，並且紡織染之間逐步成龍配套。
“文化大革命”期間，紡織工業的合理布局又受到了很大的幹擾。在那條“左”的路線影響下，不少地區對建設紡織廠隻講需要，不顧可能，隻算“政治帳”，不算經濟帳。結果不僅建設時間長，花的投資多，而且建成投產後生產技術很難上去，造成很大浪費。七十年代前期，一度還強調大區和省、市、自治區都要建立獨立的工業體係，實行輕紡工業產品自給；甚至在同一專區、同一縣也要搞重複建設，少則幾個廠，多則十幾個廠；這些紡織廠對地區發展經濟有一定作用，但往往規模過小，技術水平、管理水平不高，而且互相爭原料、爭市場，帶來不少問題。
總起來說，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紡織工業新廠建設的布局比較集中，著重在內地接近原料產區建設了5個棉紡織工業新基地。一九五八年以後，紡織工業新廠建設布局曾幾度失之分散。但是在紡織工業布局中起主導作用的，始終是“大分散，小集中”的方針。曆年來紡織工業係統在分散中注意適當的集中，不僅充實了以前建設起來的5個新基地，使這些基地紡、織、染基本成龍配套，綜合發展，並且建設了相適應的技術後方和科研、設計、文教福利設施。到一九八二年底，北京、石家莊、邯鄲、鄭州、西安這5個新基地已擁有棉紡設備226萬錠，占全國棉紡錠的11%；它們跟原有的幾個老基地，在紡織工業生產中起到了主導作用。一些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形成的中小型基地，也在紡織工業生產發展中起著重要作用。如湖北沙市市，建國初期僅有棉紡錠8,400錠，手拉織機86台，職工不到3,000人。到八十年代初，已發展成為以棉紡織工業為主體的工業城市，棉紡錠已達27.6萬錠，織機7,000多台，印染線17條（每年能加工1.7億米布），針棉織品（折用紗）4萬多件，還有少量的毛紡廠、絲綢廠和化學纖維廠，年總產值已達到8億元，占全市工業總產值的60%；積累和出口分別占全市的80%左右。沙市由此成了以紡織工業為主體的新興中等城市。正由於建設比較集中，不僅基本建設投資省，建設進度比較快，而且建成投產後便於管理，有利協作，生產技術水平和產品質量提高快，專業化和多品種能夠較好結合，經濟效益也比較高。建國後三十三年間，經過國家計劃的統籌安排，結合紡織工業的大規模建設，我國紡織工業的地區布局有了顯著的變化。從總體上看，新中國紡織工業的地區布局同舊中國相比，最主要的變化有以下三個方麵：
（一）沿海地區與內地的比例關係有很大的改善，根本改變了舊中國紡織工業過分集中在沿海地區的畸形布局。如果仍以紡織工業總產值為綜合標誌，一九八二年和一九五二年相比，沿海的江蘇、山東、遼寧和上海、天津3省2市，在全國所占比重由71%下降到49.7%；上海所占全國比重也由35%下降到17.6%。
這個變化表明，紡織工業的綜合生產力的發展速度，內地快於沿海地區。上海雖然始終是我國最大的紡織工業基地，建國後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但其發展速度低於一些內地省、自治區。
（二）更加接近原料產區，根本改變了舊中國紡織工業遠離原料產區的狀況。我國紡織工業耗用原料量很大，特別是棉紡織工業，每年耗用棉花達數百萬噸；麻紡織工業耗用原料也近百萬噸；針織用紗也有幾十萬噸。因此，“就原料”的原則，在紡織工業調整布局中，是十分重要的。
以棉紡織工業為例，舊中國棉紡錠61%以上集中在上海、江蘇，而當時江蘇的棉花產量卻隻占全國的8%；主要產棉地區冀、豫、鄂、陝4個省的棉花產量占全國的63%，棉紡錠卻不到7%。到一九八二年，這種不合理的狀況有了很大改變。據統計，一九八二年棉花收購量在100萬擔以上的主要產棉區有14個省、市、自治區（其中江西為近百萬擔）；這14個地區棉花收購量占全國的99%，擁有棉紡錠占全國的77%。其中北方5省（魯、冀、豫、晉、陝）和南方5省（川、鄂、湘、皖、贛）棉花收購量占全國的71%，擁有棉紡錠占全國的一半。這充分說明：我國棉紡織工業的分布，在接近棉花產區方麵，有了很大的改善。又如毛紡織工業，三十三年間在內地產毛區建成了蘭州、呼和浩特、西寧等一批新基地，內地毛紡錠的比重已從一九四九年的10%上升到一九八二年的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