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紡織業的曆史影響
中國是世界文明古國，在機器紡織工業出現以前，已有手工紡織業的悠久曆史。遠在新石器時代，人們已經開始利用葛、麻等韌皮纖維紡紗織布；四千七百多年以前，已能織造比較精細的絲綢。經過長期的發展，到商周時期，規格化的布（苧麻布）、帛（絲織物）匹頭，已經作為商品在市場上廣泛流通。春秋戰國時期和西漢初年，紡織技術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絲織物的大類品種，已有絹、綺、紈、縑、綈、綾、紗、羅、緞等幾十種，麻布也已有綌、縐、紵等許多品種。從漢代到唐代，大量的精美絲織品經由海路和陸路向外輸出，開拓了曆史上著名的“絲綢之路”，中國因而被歐亞諸國譽為“絲綢之國”。到了兩宋和元代，隨著棉花在中原地區和長江流域的廣泛種植，手工棉紡織業得到了迅速的發展。
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漫長年代裏，手工紡織業的生產形態，主要是以農民家庭為單位的“男耕女織”，即個體農業與手工紡紗織布密切結合的家庭手工業形式。紡紗織布和農業生產同樣成為農村自然經濟的主要支柱。同時，也有相當興盛的獨立進行商品生產的城鎮工場手工紡織業，以及主要為宮廷服務的非商品生產的官府手工紡織業。十九世紀兩次鴉片戰爭以後，我國手工紡織業受到帝國主義大量傾銷機製棉紗、棉布的沉重打擊而衰落，“洋布”遍布全國。但在許多年間，手工織製的“土布”仍然在中國廣大農村和一些城鎮存在著。直到本世紀四十年代，手工紡織業在解決勞動人民、特別是廣大農民的衣被需要方麵，仍占有一定的位置。
手工紡織業的悠久曆史和巨大規模，在工藝技術、產品設計藝術、原料資源等方麵，為機器紡織工業在中國的興起，準備了基礎。
中國機器紡織工業始於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距今已有百餘年的曆史。為便於觀察當代中國的紡織工業，對它的全貌有個總的了解，有必要對舊中國紡織工業的曆史，新中國紡織工業的巨大發展和變化，新中國紡織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它在國際上的地位，作一概括的敘述。
舊中國紡織工業
一、中國機器紡織工業的產生及其初步發展
中國機器紡織工業，始於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廣東僑商陳啟源在廣東南海創辦的繼昌隆繅絲廠（一八七三年）。機器繅絲業在當時，是適應生絲出口的需要而首先興起的。稍後，是清朝陝甘總督左宗棠在蘭州辦的甘肅織呢總局（一八七六年）和洋務派重要代表人物李鴻章在上海開辦的機器織布局（一八九○年）。機器棉紡織工業的出現雖然晚於繅絲業和毛紡織業，但發展最為迅速，很快成為中國紡織工業的主體部分。人們觀察和研究中國現代紡織工業的狀況，向來都以紡織工業中進展最速、規模最大的棉紡織工業為代表。
中國第一個棉紡織工廠上海機器織布局，全廠分紡紗、織布兩部分，從英美兩國購置了紡紗機3.5萬錠、織布機530台，並聘請美國技師。李鴻章還為該局奏請了減稅和專利，規定“十年以內隻準華商附股搭辦，不準另行設局”。在這種優惠和壟斷的條件下，工廠獲利甚多。一八九三年九月，剛投產三年的上海機器織布局，因清花車間起火，全廠被焚。李鴻章又指派盛宣懷等人籌資，於一八九四年重新建成投產，改稱華盛紡織總廠，有紡紗機6.5萬錠，織布機750台。在此期間，全國相繼辦起的棉紡織廠還有兩湖總督張之洞在武漢辦的湖北織布官局，以及上海道台唐鬆岩等創辦的上海華新、裕源、裕晉、大純等紡織廠。到一八九五年底，全國共有紡紗機17.5萬錠，織布機1,800台。
一八九五年日本帝國主義者發動侵華的甲午戰爭以後，中國被迫簽訂《馬關條約》，不僅使日本占領了我國一部分領土和得到了大量賠款，並且取得了在華設廠製造的權利。在“振興實業，抵製洋資洋貨”、“收回利權”的社會輿論下，迫使清政府采取了一些提倡和鼓勵私人投資經營工業的措施。於是民族資本紛紛設立紡織廠，先後形成了兩個熱潮。第一個建廠熱潮，是一八九六年至一八九九年，先後開工生產的有上海裕通紗廠，江蘇無錫的業勤紗廠，浙江寧波的通久源紗廠、杭州的通益公紗廠、肖山的通惠公紗廠，加上張謇籌辦的以官股為主的南通大生紗廠以及蘇州的蘇綸紗廠和武昌的湖北紡紗官局等官商合辦的工廠，在四年內共增添紡紗機15.3萬錠，織布機216台。這個建廠熱潮，雖然商辦、官辦都有發展，但對民族資本紡織工業來說，確是一個良好的開端。第二個建廠熱潮，是在一九○五年至一九○八年，由於抵製“洋資洋貨”的運動進一步發展，以及日俄戰爭的影響，紗布暢銷，紗廠利潤突增，再次引起了民族資本投資建廠的熱情。在這三年內，又增設新廠9家，共計紡紗機12.8萬錠。這兩次建廠熱潮增設的新廠，幾乎全都位於長江三角洲，北至南通，西至無錫、江陰，南至杭州、寧波的長方形地區內。這個期間，上海僅增紡紗機7,000餘錠，而上述地區則達23.8萬錠。主要原因是，新廠多為當地有政治經濟勢力的退職官吏或候補官吏所建，而且又是棉花產區和手工棉織業集中地區，在原料采購和產品銷售方麵具有優勢，納稅也較上海為輕。
中國機器紡織工業剛獲得初步發展，就遭到一些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在華設廠”的劇烈競爭。一八九七年，享受最惠國待遇的英、美、德三國先後在中國上海設廠。英國設“老公茂”、“怡和”、“公益”3個紡織廠，美國設“鴻源”紡織廠，德國設“瑞記”紡織廠，一年內5家工廠先後開工。甲午戰爭後，日本也取得了在中國設廠權利，於一九○二年至一九一二年間，設“上海紡績”、“內外綿”、“日信”3個紡織廠。到一九一三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在上海共設廠8家，總規模為紡紗機33.9萬錠，織布機1,986台，紡紗機占上海棉紡織業總錠數的70.5%，占全國的41.2%，其實力以英國為最大，日本居次。外商紡織廠資本雄厚、規模大，設備、技術和管理比較先進，而清政府的稅收製度又是優待外商而苛待本國工廠的，這就使得民族資本紡織廠在同外資競爭中處於不利的地位。上海的裕晉、興泰、大純、九成等4家紡織廠，就是在競爭中很快被外資紡織企業兼並的。從一八九○年在上海建成第一個棉紡織廠起，到一九一三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二十三年時間裏，中國民族資本紡織工業僅發展到紡紗機48.4萬錠，織布機2,016台。
二、中國紡織工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
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的紡織品傾銷和資本輸出，曾是中國民族資本紡織工業發展的嚴重障礙。一九一四年後的幾年間，由於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英、美棉紡織品對亞洲各國的輸出銳減，中國民族紡織工業便得到了一個發展的機會。
從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到戰後的一九三一年，由於戰時運輸受阻，以及戰後一些帝國主義國家尚需醫治戰爭創傷，無暇顧及亞洲市場，外國輸入中國的棉紡織品銳減。如果以一九一三年為100，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六年減為95%（三年平均數，下同），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九年減為59%，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減為25%，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八年減至13%，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又降為5.5%。在這十七、八年間，由於外國輸入的棉紗、棉布急劇減少，引起國產紗、布價格猛漲，大小工廠都獲得厚利。就棉紗來說，在一九一四年，16支紗每件盈利19.5元，一九一七年達到36.9元，到一九一九年高達170.5元。一九○六年建廠的寧波和豐紗廠，大戰前已經難於維持，但一九一九年竟以90萬元的資本獲淨利125萬元，一九二○年獲利更多。再加上反帝愛國的“五四”運動的巨大影響，中國民族紡織工業更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到一九三一年，全國民族資本紡紗機（包括官辦的紡織廠）發展到245萬錠，織布機發展到1.7萬台，分別為一九一三年的5倍和8倍。這個時期民族資本紡織業，得到了一定的發展，被稱辦“黃金時代”。規模最大的是上海申新紡織公司。一九三一年，全公司已經有9個工廠，紡紗機達56.7萬錠，占全國民族資本紡紗機總錠數的23%。
第一次世界大戰，也給日本紡織業大公司在中國設廠造成了良機。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戰期間，日資在中國增加紡機20萬錠，織機600台。大戰以後，日本國內紡織工業已處於飽和狀態，便把大量剩餘設備搬到中國來。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二年，日資在上海、青島設立了9個公司，共有紡機29萬錠，織機1,500台。一九二三年以後，又通過新建和兼並，每年以增添10餘萬錠的速度擴張；到一九三一年，紡紗機達171.5萬錠，織機達1.6萬台，在中國棉紡織設備中所占的比重分別上升到39.5%和44%。
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在中國紡織工業的實力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大戰前，英國資本遠在日本之上；大戰後，美國、德國資本全部撤走，英國資本的勢力也有很大削弱，外國在中國紡織工業的壟斷勢力幾乎全被日本占有。
三、抗日戰爭時期的紡織工業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占我國東北三省之後，中國民族資本紡織工業失去了一個重要市場。一九三二年初，日本侵略者發動了“淞滬戰役”，上海有些紡織廠在炮火中遭到嚴重破壞。一九三三年，日本侵略勢力侵入華北大片地區，更加緊了在華投資設廠和吞並中國的紡織廠。
從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六年，青島日資企業擁有的棉紡錠增加了16萬錠，達52萬錠，織機增加近一半，達到8,784台；而當地中國紗廠僅有一家，隻有紡紗設備4.8萬錠，織機500台。華資紗廠和日資紗廠相比，實力相差懸殊。在天津，原來共有7家民族資本紡織廠，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六年間，先後有裕元、裕大、華新等廠因無力償還日本債務而被收買，民族資本紡織業紡機、織機均減少一半。同一時期，而日資紗廠則發展到紡機12.8萬錠，織機1,000台，分別占全市的55%和33%。日資紡織業在青島、天津大肆擴張的同時，也並沒有放鬆在上海的擴充和吞並。到一九三六年，日資紗廠擁有的紡機、布機，均已占上海全市的半數以上。
由於日本侵華戰爭的破壞和經濟侵略的打擊，加上國民黨政府不斷發動內戰和加重財政的搜刮，以及受世界性經濟蕭條的影響，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一度空前發展的中國民族紡織工業，同其他民族工業一樣陷入了困境。一九三二年後，中國市場上紗布銷售滯塞，價格猛跌，工廠普遍停工減產，直到一九三六年下半年，情況才有好轉。在這個期間，不少紡織廠因虧損、還債而破產，被迫出租或出賣。從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六年間，中國民族資本紡織業遭到危機，而一些日資紡織公司卻相對繁榮。當時整個中國紡織工業，不論是紗布的生產、銷售，還是原料的供應，都已被日本壟斷。一九三六年是舊中國擁有紡織設備數最高的年份，全國棉紡機達510萬錠，織機5.8萬台；其中，日本資本擁有的紡錠占41.8%，織機占49.5%。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了中國大片領土。舊中國的紡織工業一向集中在沿海的上海、天津、江蘇、山東一帶以及湖北、河北等省；在日軍進攻中，大批工廠受到破壞，大約有120萬紗錠、2萬台織機被毀壞，占全國紗錠的24%，織機的35%。與此同時，也有一部分民族資本紡織廠遷入內地。到一九三九年三月止，遷至四川、陝西等省的紡織廠達59家（其中規模較大的廠9家），紡機約16萬錠，織機800台。留在淪陷區的紡織設備，均被日軍掠奪占有。
日本侵略者在淪陷區掠奪、占有華資紡織廠的手段，主要是“軍管理”和“委任經營”，其次是“中日合辦”、“租賃”、“收買”等。所謂“軍管理”、“委任經營”，是由占領軍把中國紡織廠分配給日商經營，所有權屬於日本侵略軍司令部。據統計，在淪陷區61家中國紡織廠中，被日侵略軍用“軍管理”、“委任經營”手段掠奪去的有54家，紡機占70%，織機占66%。
從日軍侵占我國大片領土到太平洋戰爭以前，中國民族資本所控製的紡織業，隻有遷入四川、陝西等省和在上海、天津外國租界的紡織廠，約有紡機100餘萬錠，織機1萬餘台。日本所掠奪和控製的紡織廠（包括日商紡織廠與軍管理、委任經營的），紡機約400萬錠，織機約5萬台，均占全國總數的五分之四左右。
一九四一年爆發太平洋戰爭，日軍侵占租界後，淪陷區紡織工業的情況發生了變化。日軍為標榜與漢奸政權合作，“歸還”了以“軍管理”、“委任經營”形式控製的中國紡織廠。但由於日軍對物資的嚴密控製，原棉與動力的供應都極為缺乏，大批紡織廠被迫停工減產，開工率大大下降。
四、抗戰勝利後的紡織工業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戰勝利後，日資紡織廠全部為國民黨政府所接收，我國紡織工業隨之形成三個係統，即官僚資本、民族資本、英國資本。全國紡織設備共有紡機四百幾十萬錠，織機6.5萬台。其中國民黨政府控製的一大批紡織廠，由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成立的中國紡織建設公司統一管理，隸屬於國民黨政府經濟部。總公司設在上海，並先後在天津、青島、沈陽設立了分公司。全公司共擁有紡機近180萬錠，織機約3.9萬台，是國民黨官僚資本控製的最大的工業企業。民族資本棉紡織業有紡機250萬錠，織機2萬台。當時資本雄厚、規模最大的民族資本紡織企業有：上海的申新紡織公司、永安紡織公司、誠孚紡織公司，無錫的麗新、慶豐等紡織公司，青島的華新紡織公司，南通的大生紡織公司，常州的大成紡織公司等。這些紡織企業在當地紡織工業中都占有較大的比重。英國資本所占的比重很小，紡機占全國的1%，織機占8%。
抗戰勝利初期，全國各地紡織廠原棉缺乏，電力不足，資金短缺，設備開工率一般隻有50%。直到一九四六年五月，中紡公司各廠的開工率也僅65%。從一九四六年下半年開始，國民黨政府在“美援”支撐下，大量進口廉價美棉，官僚資本以及與其有密切關係的民族資本紡織廠，均獲厚利。同時，由於國民黨政府發動內戰和相應帶來的惡性通貨膨脹，市場上投機活動盛行。棉紗、棉布是有關國計民生的重要物資，更成為重要的投機籌碼。紡織工業因此曾出現過短暫的“繁榮”，紡織設備也得到了擴充。一九四七年，全國已有紡機492萬錠，織機6.6萬台。但是，隨著國民黨統治區經濟的徹底崩潰，靠廉價美棉和投機活動所維持的紡織工業再度麵臨了困境，開工率很低，銷售困難，資金拮據，許多紡織企業瀕於破產。
五、舊中國紡織工業的若幹曆史特點
機器紡織工業在舊中國的發生、發展，大體有七十年的曆史。這個時期，中國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紡織工業不能不帶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的深刻烙印。
1.外國壟斷資本占支配地位。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機器紡織工業在中國開始發展時，英、日、美、德就依靠其在中國的特權，以雄厚的資金、先進的技術和設備，在中國沿海城市和通商口岸投資設廠。因而中國民族資本紡織工業的發展，一開始就麵臨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打擊。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後，日本壟斷資本趁機在中國大量投資設廠，在外國資本中占了首位，以至形成了獨占的局麵。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特別是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以後，中國紡織企業絕大部分被日本控製。抗戰勝利後，日本壟斷資本左右中國紡織工業局麵的曆史結束了，但美帝國主義又通過“美援”的方式，控製了中國紡織工業的原料、生產和銷售市場。在上海、天津等主要紡織基地，不僅紡織廠使用的棉花由美國供給，而且棉花的分配、運用，棉紗交換和外銷比例，外銷紗布所得外彙等，也都由中美雙方組成的各種名目的小組、委員會進行監督和管理，中國紡織工業根本沒有獨立自主的地位。從十九世紀後期到本世紀四十年代的七十餘年間，中國民族紡織工業，不僅一直受本國封建勢力和官僚資本的束縛和壓迫，而且始終處於外國壟斷資本的控製、摧殘之下，幾經掙紮才取得生存和有限的發展。
2.紡織原料和設備依賴外國。
中國本來是世界上重要產棉國家之一，“七七事變”前產量約為1,000萬擔左右。一九三六年是產量最高的一年，曾達到1,700萬擔，當時紡織原料已經能夠基本自給。但是，“七七事變”後，受戰禍影響棉花產量又大為減少，進口棉花的數字急劇增加。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更是大量進口美國傾銷的棉花，一九四六年進口棉花竟占全國紡織廠用棉量的二分之一。上海、天津各紡織廠采用進口棉的比重高達80—90%。大量進口美棉，結果使陝西、四川、湖北、河北、山東等地產棉區的棉農，不得不把棉田改種其他作物。
舊中國的紡織業，機器設備幾乎全部依靠外國供應，其依賴程度比原料還要嚴重。設備大都是本世紀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期製造的，不僅陳舊落後，而且機型雜亂，有英、美、德、日等國十餘種牌號。機械設備維修所需的零配件也大都仰賴外國。
紡織工業的原料和設備，是紡織工業發展的基礎。原料和設備均依賴外國，不僅巨額外彙外流，不能促進本國原料生產和機械工業的發展，而且使紡織工業的發展完全受製於帝國主義國家。
3.工廠畸形地集中在沿海少數城市。
中國從創辦機器紡織工業起，一直到抗戰勝利後，無論是官辦和民辦的紡織廠，還是外國投資建設的廠，絕大多數都集中在沿海通商口岸及其附近的地區，遠離廣大原料產地和內地消費市場。如棉紡設備有48%在上海，毛紡設備有75%在上海，繅絲、絲綢設備有80%集中在上海、杭州、蘇州、無錫的三角區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