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紡工業品價格的製定和調整
輕紡工業品價格，包括紡織品、針織品、日用百貨、文化用品、食品、醫藥用品、民用五金、交電和化工用品等商品價格。
輕紡工業品價格的基本政策
五十多年來，國家對輕紡工業品價格一貫采取基本穩定的政策。五十年代初，市場物價發生多次大的波動，經人民政府采取措施，一九五○年三月基本穩定下來。一九五一年底開始的“三反”、“五反”運動，一度使商品生產和流通出現萎縮，社會消費下降，一些輕紡工業品供過於求，價格下跌。一九五三年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時，國家對輕紡工業品價格開始提出“基本不動，個別調整”的方針，要求在保持輕紡工業品價格基本穩定的前提下，對個別由於原材料價格提高，企業生產、經營困難的商品適當提價。這一時期，比較重視供求因素，供過於求的商品價格低一些，供不應求的商品價格高一些。此後，“基本不動，個別調整”就成為中國輕紡工業品價格較長時期的指導方針。在執行過程中也走過一些彎路。一九五三年四月商業部召開的物價工作會議提出：“工業品已有不少積壓，要瀉大肚子”，“在生產大發展，進口較順利的情況下，沒有及時調整價格，繼續采取高價政策限製消費是錯誤的。”會議要求全麵考慮問題，有計劃地調整價格。這是由於對當時輕紡工業品的產銷形勢缺乏正確分析，誤認為商品多了，結果造成有些商品降價過頭，把不應降價的也降了價。一九五三年夏季，全國財政經濟工作會議，及時糾正了上述錯誤。“瀉肚子”和盲目降價問題得到製止。以後曆次物價會議都強調輕紡工業品價格應采取基本穩定的政策。一九五五年國務院批轉的《商業部對一九五四年物價情況和一九五五年物價方針的請示報告》指出：“工業品價格應繼續穩定。目前市場上已出現許多工業品供不應求的情況，國家又需要積累足夠的建設資金，因此暫不宜再繼續降低工業品價格，以免擴大工業品供不應求的趨勢與影響國家資金積累。一九五五年的基本要求是：統購統銷以及供不應求的主要工業產品原則上維持現價不動；無礙大局的少數供不應求的工業品，必要時還可考慮適當提價。隻對商業部報告中所提具備降價條件的商品，如鋼筆、辦公用紙等才能適當降價。”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商業部物價工作會議提出，要嚴格掌握工業品的批發價格和零售價格，對可調可不調的價格，一般不作調整；某些商品價格矛盾較大，對生產、流通、消費足以引起不利影響者，應進行必要的調整。產地調價必須考慮對整個銷售市場的影響；在商品供不應求的情況下，首先須防止變相漲價和盲目提價，同時也須防止不適當的降價。
關於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輕紡工業品價格政策，有兩種選擇：是基本穩定還是普遍降價。實踐結果證明，應是前者而不是後者。輕紡工業品的社會勞動生產率雖然不斷提高，商品價值量呈現下降的趨勢，但是，由於輕紡工業生產力水平低，商品供應不豐富，不斷地普遍降價會造成許多商品供不應求。同時，輕紡工業品的主要原材料——農產品和采掘工業品的價格存在著上漲趨勢，職工工資和國家積累也要隨著生產的發展而逐步有所增長，因此不宜采取普遍降價辦法。
一九五八年五月底，國務院召開的全國市場物價會議指出：“工業品的銷售價格，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有下降的趨勢，兩三年內除少數商品外，還不能普遍下降。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工農業商品價格調整的重點，應該放在邊遠地區和貧瘠山區”。
六十年代初，國民經濟遇到暫時困難，農業、輕工業生產下降，市場商品匱乏，物價上升。為了保障人民生活，國家不得不采取凍結18類人民生活必需品的價格，並擴大憑證定量供應的範圍。其中，輕紡工業品有10類，包括：憑證供應的各種棉布，憑證供應的各種針織品，定量供應的絮棉，民用食鹽，憑證供應的各種布鞋，定量供應的食糖、糕點、糖果，火柴，文具，紙張，課本，主要西藥，搪瓷製品，鋁製品，橡膠製品等。從一九六一年起，在保障定量供應商品價格不變的情況下，在定量之外出售高價商品，其中很多是輕紡產品，目的在於回籠貨幣。
一九六二年十月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關於商業工作的決定》指出：“黨的政策是要在發展工農業生產的基礎上，繼續穩定市場、穩定物價。對於物價的不合理部分，應該分批分期地、慎重地進行調整。”據此，全國物價委員會提出了《關於一九六三年調整物價問題的報告》，指出：為了安定和逐步改善廣大職工生活，一九六三年消費品零售價格，絕大多數應當力求穩定，隻對極少數確實不合理而又有可能進行調整的進行有升有降調整。當時規定：十八類主要消費品的零售價格，基本不動。生產和經營上賠的錢，仍然由國家財政補貼。十八類以外的消費品零售價格也隻對個別商品進行有升有降調整。一九六四年底至一九六五年初，國民經濟的調整任務已經完成，在進入第三個五年計劃前夕，一九六五年十月至十一月召開了全國物價會議。會議重申對市場消費品價格，采取“有升有降、基本穩定”的方針。“文化大革命”期間，輕紡工業品價格基本上處於凍結狀態。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才開始重視價值規律的作用，逐步改革輕紡工業品的價格體係。
總的來看，三十六年來輕紡工業品的價格是基本穩定的。在商品供應緊張時，反對大麵積漲價；在商品供求矛盾緩和時，反對普遍降價。當輕紡工業品的原材料價格提高後，首先要求生產企業內部消化，降低原材料消耗，降低生產成本，以逐漸改變原材料價格偏低，加工工業品價格偏高的不合理狀況。國家為了控製某些主要輕紡工業品價格的上漲，在不同時期，根據不同情況采取多種措施，以確保市場物價的基本穩定。這些措施主要有：
1.調整工商利潤分配。如提高農副產品價格後，對工業利潤過低或虧損的商品，壓縮商業進銷差率，提高出廠價格；對工業利潤過高的商品，擴大商業進銷差率，適當降低出廠價格，以保持市場零售價格的穩定。
2.采取減稅、免稅辦法。棉花多次提價，棉布價格長期未動。自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八年國家三次相應調整棉紗的產品稅率。第一次（一九六三年）每件紗減稅57元；第二次（一九七二年）不分紗支粗細，產品稅率統一為18%；第三次（一九七八年）棉紗產品稅減為粗支紗8%，中支紗11%，高支紗仍為18%。甘蔗、甜菜、木材價格多次提高，食糖、火柴價格長期沒有調整，曾幾次降低了食糖、火柴的產品稅率。一九八五年實行暫時減免稅的有金屬殼保溫瓶，產品稅率暫減7.5%，40瓦以下民用燈泡暫免產品稅。
3.實行價格補貼。一九七九年棉花提價，在棉花供應環節上實行補貼，每米純棉布補貼0.42元左右；一九八○年棉花收購價格再次提高，相應調整了財政補貼。工業用棉花實行了上述補貼後，避免了棉織品價格的上漲。一九七九、一九八五年生豬價格提高後，對皮革行業用豬皮增加了財政補貼，對製皂用油也增加了虧損補貼，從而保持了豬皮革、肥皂價格的基本穩定。
為了保持輕紡工業品市場零售價格的基本穩定，對個別關係人民基本生活的必需品，在一定時期采取一定數額的財政補貼是必要的，稅率較高的調低一點，工商利潤過高的減少一點也有必要。從長遠看，為了有利於輕紡產品價格體係的改革，逐步改變工業原材料價格偏低，加工工業品價格偏高的狀況，應該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提高加工企業的消化能力，企業消化確有困難的，也可適當提高價格，以逐步減少財政補貼的品種和數額，使工業生產、商業經營都有一定利潤，國家有一定積累，這對國家、企業、個人都有利。
輕紡工業品的作價原則
國家製定輕紡工業品出廠價格，以正常生產、合理經營、中等成本為依據。一九五○年國營商業在委托私營工業加工訂貨、核定工繳貨價時，陳雲指出：“應該依照同一地區，一般工廠在合理經營條件下的中等標準來計算”。一九五一年一月核定的全國六大城市20支紗統購成本就以此為依據。
五十多年來輕紡工業品作價的一般作法是以部門平均成本為依據。或以主要產地重點企業的平均成本為依據，並在此基礎上加合理的利潤和稅金，製定出廠價格。這樣就能保證先進企業有較多的利潤，中等企業有合理的利潤，落後企業有較少利潤甚至無利或虧損，以鼓勵先進，推動落後。輕紡工業品中的主要產品，如棉布、化纖布、自行車、黑白電視機、彩色電視機、電冰箱、搪瓷麵盆、新聞紙、凸版紙等都按此原則核定價格。對不同地區的特定因素，還從實際出發予以考慮。如白砂糖的原料，北方地區為甜菜，含糖量高，但畝產量低於南方的甘蔗；南方地區的甘蔗含糖量比甜菜低，但畝產比甜菜高，且南方甘蔗產區各省因氣候、技術等條件不同，含糖量也有高、低之分，使食糖生產成本有差異。為了有利於食糖生產發展，國家對白砂糖製定了不同出廠價格。六十年代以來，北方每噸1200元，廣東每噸1000元，福建每噸1050元，四川每噸1120元，雲南每噸1000元。這樣做有利於生產的合理布局，促進食糖生產迅速發展，年產量從一九六二年的84萬噸，發展到一九七八年的227萬噸，一九八五年的451萬噸。
國家根據各類商品對人民生活影響的程度製定輕紡工業品價格。對人民生活必需品，采取薄利多銷的政策；對非生活必需品和高檔消費品，掌握較大的利潤；對煙、酒等采取高稅利政策；對醫藥用品采取低利政策；對藝術價值高的工藝美術品掌握較高的利潤；對進口的輕紡工業品，比照國內同類產品，按質論價，掌握較高的利潤。
國家製定輕紡工業品價格時還適當考慮供求因素。對供過於求的商品，價格定得低一些，利潤少一些；供不應求的商品，價格定得高一些，利潤大一些；原材料供應比較充裕，需要引導和刺激消費的商品價格定得低一些，利潤少一些。反之，對原材料供應比較緊張，需要限製消費的商品價格定得高一些，利潤大一些。凡屬供求彈性比較小的商品，包括人民生活必需品如食鹽、火柴以及較長時期定量供應的棉布等價格，基本不受供求變化的影響；對於供求彈性大的商品在製定價格時力求做到有利於產銷大體平衡。
國家在製定和調整輕紡工業品價格時，還特別注意相關產品的比價關係問題。一九八三年調整化纖織品和棉織品的價格，就是一個成功的事例。三十六年來，關係人民衣著的主要是棉布，價格一直穩定，國家供應紡織廠的棉花雖然多次提價，但都通過減稅和財政補貼辦法加以解決，一九八一年的財政補貼達到36.6億元。一九八二年，北方部分地區按超購加價向農民收購1公斤皮棉為3.94元，而1公斤十八支紗出廠價格為3.84元。棉紗價格反而低於棉花價格，很不合理，這說明棉布價格偏低，確需調整。另一方麵，化纖織品價格又偏高。中國六十年代才開始生產化纖織品。當時產量少，成本高，定價也較高，平均零售價格為純棉布的3.3倍。隨著生產迅速發展，滌棉布的成本大幅度下降。一九八一年十一月，雖然國家把滌棉布價格降低13%，但工廠生產滌棉布的利潤與生產棉布比較，仍高出3倍以上。由於棉布價低利小，滌棉布價高利大，因此國家要求滌棉布限產，棉布按計劃生產。但是，客觀上價格卻鼓勵滌棉布超產，棉布生產不能完成計劃。這是價格嚴重背離價值，致使國家計劃不能有效發揮調節作用的突出表現。
根據合理安排相關產品比價關係的原則，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通知，決定從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日起，降低化纖織品價格，提高棉織品價格。滌棉布平均每米降價1.2元；棉布每米平均提價0.3元。提、降價總額相抵，基本持平。化纖織品降低價格的品種，包括：滌棉織物，中長纖維，錦綸、腈綸、滌綸等化纖紡織品、針織品及其製品，以及用這些織物製作的服裝和其它相關產品。純棉織品提高價格的品種，包括：棉布，棉毛衫褲、絨衣褲、汗衫、背心、毛巾等針棉織品，以及各種紗布製品。
通過調整價格，初步理順了化纖布與棉布的比價關係。同紗支、同規格的棉布與滌棉布的比價由調價前的1∶2.4左右縮小為1∶1.4左右，從而促進了化纖布的銷售量上升，有利於調整產品結構，增加國家財政收入。
一九八三年國家統一調整紡織品價格的原則是：
1.統籌安排原料同製成品的價格。在調整化纖織品和棉織品價格的同時，調整化纖原料價格和棉花的供應價格。滌綸由每噸10000元降到7000元，工業用棉供應價由每100公斤270元提到元。工業用棉的定額補貼，由每噸1200元減為400元。
2.實行按原料資金和工資費用“雙渠道”計算利潤率，改變了傳統的按生產成本利潤率的計價辦法。調價後，每百米棉布與滌棉布的工業平均利潤從1∶4左右縮小為1∶1.3左右，兩者之間的利潤水平趨向合理，有利於引導企業按社會需要安排生產，提高了經濟效益。
3.價格杠杆與稅收杠杆配合運用。在調整價格的同時，稅負也相應調整，改變了按最終產品統一納稅的辦法，恢複了按紗、坯布、印染布等不同生產環節分段計稅辦法。不論是全能廠、還是單紡廠、單織廠和單印廠，生產同一種產品價格相同，稅負同一。同時還調整了產品稅率：棉紗由分三檔納稅（7%、11%、18%）改為分四檔納稅（4%、7%、10%、13%），平均每個檔次大體降低4%左右；滌棉紗布由18%降為13%；滌綸、錦綸長絲由15%降為10%。從而有效地調節了紡織品內部產品之間的比價和利潤分配。
4.實行工商一套作價辦法。一九八三年以前工業部門定出廠價格，商業部門定銷售價格，往往由於工商利潤分配懸殊而引起爭議。結合調價，改按工商一套作價辦法計算和核定出廠價格、批發價格、零售價，使工商之間的利潤分配趨於合理，從而促進了產銷結合。
5.通過控製主要產地、主要規格品的出廠價格和批發價格來間接控製次要產地的價格，從而控製全國化纖織品和純棉布的價格水平。北京、上海、天津和無錫等地的滌綸混紡布價格由國家統一規定，其他地區質量相同產品的價格也執行全國統一價格；質量較差的品種可安排低於全國統一價格1—3%的差價。純棉紗布主要產地執行統一價格，次要產地也可按銷地定價。針棉織品，允許各省、市、自治區有一定浮動權，價格下浮的幅度是：衛生衫、褲不超過5%，其它以棉紗為原料的針棉織品不超過3%。
這些定價原則，對其它輕紡工業產品價格的製定和調整，都有一定的借鑒作用。
輕紡工業品價格的沿革
一、價格總水平基本穩定
輕紡工業品價格，一九八五年同一九五○年相比，全國國營商業零售價格指數是：衣著類109.3%，日用品類134.5%，文化娛樂用品類83.2%，醫藥類75.8%。
五十年代初，輕紡工業品價格的漲落，完全通過市場調節。從一九五三年起，到五十年代末，輕紡工業品價格水平穩中有降。一九五九年同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國零售牌價指數：衣著類為99.7%，日用品類94.4%，文化用品類81.8%，醫藥類85.8%。這個時期，同人民生活關係重大的商品價格變動很少，隻有少數品種根據市場供求和成本變化，作了有升有降的調整。其中，比較重要的調價品種有：食糖、食鹽、呢絨、高檔卷煙、膠鞋等提高了價格；紙張、保溫瓶、縫紉機、收音機、部分藥品等降低了價格。
六十年代初期，國民經濟暫時困難時期，國家采取了凍結18類人民生活必需品價格的措施，並對自行車、手表、食糖、糖果糕點等實行了高價，一部分主銷農村的小商品提了價。整個市場物價水平上升。輕紡工業品價格雖然執行“一般不動，個別調整”方針，實際仍有較大幅度的上升。一九六二年同一九五九年相比，全國零售牌價指數：衣著類為103.3%，日用品類123.5%，文化用品類110%，醫藥類100.5%。從一九六三年起，隨著國民經濟的逐步好轉，根據“分期、分批、慎重調整”的原則，對部分商品作了有升有降的調整。提價的主要有卷煙、食糖、低檔棉布、毛巾、線紗童襪、肥皂等；降價的主要有高檔棉布、部分針棉織品、呢絨、聚氯乙烯製品、洗衣粉、保溫瓶、西藥、鬧鍾、自行車、收音機、照相機、膠卷、電視機等。輕紡工業品價格水平普遍回降。一九六五年同一九六二年相比，全國零售牌指數：衣著類為98.6%，日用品類89.3%，文化用品類93.6%，醫藥類93.6%。一九六六年初，提價的有化纖襪子，降價的有紅領巾。十年動亂時期，輕紡工業品價格基本凍結，隻有少數商品在“左”的思想指導下，不適當地降了價，主要有紙張、筆墨。“文化大革命”後期降低了棉毯、半導體收音機、銥金筆、金筆等的價格。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對輕紡工業品中許多不合理的價格進行了有升有降的調整。降價的主要是維棉布、滌棉布、中長纖維、腈綸製品、國產彈力呢、手表、鬧鍾、解放鞋、電視機、電風扇、膠卷、塑料製品、部分藥品等，提價的是保溫瓶及瓶膽、部分紙張、皮革製品、竹木製品、煙酒等。有升有降地合理調整了化纖織品與純棉織品比價。國營零售牌價指數以一九七八年為100，一九八五年是：衣著類96.7，日用品類106.3，文化用品類92，醫藥類117.8（西藥降價，中藥提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