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物價問題是關係到國計民生，關係到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關係到億萬人民切身利益的重大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人民政府一貫重視物價問題，製定和貫徹執行了一係列促進生產發展、安定人民生活的物價政策，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收到了顯著的成效。當然，工作中也有挫折和失誤。回顧新中國成立三十六年來，特別是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物價工作，分析其中的因果得失，總結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以便從中找出切合中國實際的規律性認識，這對於人們了解紛繁錯綜的史實，提高對物價工作的認識，進一步深化價格改革，無疑是有益的。
價格連接著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價格運動貫穿在社會再生產過程的各個環節，它是社會經濟活動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對國民經濟各方麵起調節作用，同時又受整個社會經濟活動的影響和製約。在社會主義公有製為主體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條件下，價格還受政治體製和政策要求等上層建築的影響。因此，考察各個時期的物價問題，必須同當時的整個政治經濟形勢聯係起來。
“價格是價值規律的表現。”價格對國民經濟能否起積極的調節作用，決定於人們是否正確認識和運用價值規律。三十多年來，中國的廣大經濟工作者，對於如何看待價值規律問題，在認識和實踐上是有反複的。五十年代前期，盡管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的關係，對價值規律的作用，有這樣那樣的不同認識，但總的說來，是比較重視包括價值規律在內的客觀經濟規律的。一九五六年，主持財經工作的陳雲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會上說：“必須使我們的物價政策有利於生產。一九五○年三月以來，政府對農產品收購價格是略有提高的，工農業產品在市場上的出賣價格是大體上穩定的。”又說：“但是有一部分農產品價格偏低，妨礙了生產，應該加以調整。”他還談到了放開小土產問題：國家對部分小土產放鬆市場管理，改為自由收購、自由販運。他還批評了把穩定物價簡單地看成必須“統一價格”或者“凍結物價”的觀點。所有這些都說明，在工農業產品的購銷活動中，人民政府要求按價值規律辦事，工農業產品的購銷價格一般是隨著成本和供求關係的變化而適當調整的，從而促進了生產的發展，整個市場也相當活躍。但在一九五七年以後，由於“左”傾錯誤的影響，“把搞活企業和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種種正確措施當成‘資本主義’”，大加撻伐。一九五八年大搞“一平二調”，否定價值規律，否定等價交換，造成國民經濟比例失調，工農業生產受到嚴重損失，引起物價大幅度上升。困難和挫折教育了人們，一九六二年執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強調學習價值規律，堅持等價交換，實行了正確的價格政策，使國民經濟迅速得到恢複和發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左”傾錯誤更加泛濫的時期，價值規律再一次被否定，物價被凍結，物價機構被解散。政治上的大動亂使工農業生產受到嚴重的破壞，價格體係和價格管理體製更不合理。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堅決實行按經濟規律辦事，重視價值規律的作用，逐步改革不合理的價格體係和價格管理體製，充分發揮中央部門、地方、企業和勞動者個人四方麵的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從而使社會主義經濟各個部門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
事實充分說明，價格運動不是孤立的，它是整個經濟運行機製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在很大程度上受不同時期總的政治經濟形勢的影響。因此，簡單地就物價論物價，是不行的。隻有聯係社會政治經濟活動，才能對物價問題有全麵的了解。價格改革也要隨著整個經濟體製改革的進程，同其他有關部門的改革相互配合，才能步步深入，共同促進。
研究物價問題，必須堅持曆史發展的觀點。各個時期的價格理論和政策總是和這個時期的具體曆史條件聯係在一起的。隻有把理論和政策置於當時當地的具體條件下來考察，才能對各個不同時期的物價政策措施作出切合實際的評價。不能用今天的觀點作為標準尺度去衡量過去的一切。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後，由於解放戰爭繼續進行，軍費開支浩大，不得不增發貨幣，加上當時工農業生產尚未恢複，投機商人乘機哄抬物價，從一九四九年四月到一九五○年二月，先後發生了四次物價大波動。人民政府審時度勢，通過掌握物資、組織拋售，吸收遊資、緊縮通貨，並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強市場管理、打擊不法奸商，迅速平息了漲價風。一九五○年三月，人民政府統一全國財經工作，財政收支基本平衡以後，市場物價就完全穩定下來。在短短一年時間內就結束了延續十多年的通貨膨脹局麵，這一重大的曆史性勝利，是震古爍今、有目共睹的。
在五十年代社會主義改造高潮時期，利用價格杠杆，通過取消季節差價，縮小批零差價和地區差價等措施，對私營工商業進行利用、限製、改造的工作，收到了明顯的效果。當時這樣做，有利於實現中國共產黨在過渡時期的總任務，因而是必要的、正確的。但在對私改造完成以後，國營商業沒有按照價值規律的要求，及時調整各種差價和比價關係，則給擴大商品流通帶來不利的影響。
五十年代末期的三年“大躍進”，盲目追求超越客觀可能的高速度，造成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工農業生產大幅度下降，市場商品供不應求的矛盾十分突出。國家不得不擴大定量供應的範圍，並對若幹主要生活必需品采取凍結價格的政策。“文化大革命”初期，由於同樣原因也推遲了對不合理價格的調整工作。這兩個時期，從總體來看，經濟工作發生了重大失誤，甚至使國民經濟陷於十分困難的境地。但就物價工作來說，采取斷然措施、凍結部分商品價格，在當時又是必要的、正確的。
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隨著改革、開放、搞活方針的貫徹執行，價格體係和價格管理體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實行國家定價的商品範圍日益縮小，實行指導價格和市場調節價格的範圍不斷擴大，這是商品經濟發展的要求，也是價格形式發展的方向。由於進貨渠道不同，經營方式不一，同一種商品在市場上出現幾種價格的情況時有發生。這在產品經濟條件下是不可思議的，但在有計劃商品經濟條件下卻是正常的。用一切商品都應當統一定價，甚至全國一價的觀點來評價放開搞活之後的價格形式，是不適當的，不可取的。
應當承認，不同時期對價格職能的不同看法和做法，都有其特定的曆史條件和經濟依據。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的價格史，應當聯係當時當地的具體條件來進行曆史的考察。
肯定五十多年來物價工作成績的同時，更要清醒地看到價格體係和價格管理體製方麵存在的嚴重問題。多年來，在管得過多、統得過死、很不靈活的情況下，價格嚴重扭曲，既不反映價值，又不反映供求，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的嚴重障礙。出路在於改革。價格改革的目的，不僅在於理順價格，促進生產和流通，而且要為整個經濟體製改革開辟道路。在八十年代進行的以增強企業活力、完善市場體係和健全宏觀管理製度為主要內容的改革中，價格改革處於重要位置。在價格關係不順，價格信號失真的情況下，社會主義市場體製很難完善起來，充滿生機和活力的新的社會主義經濟體製也就建立不起來。因此，價格體係和價格管理體製改革必須堅決進行下去。
舊中國物價概況
在舊中國，特別是國民黨統治末期，廣大人民深受惡性通貨膨脹和物價劇烈上漲之苦。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推翻了國民黨政府的統治，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長期通貨膨脹和物價暴漲的局麵才迅速得到扭轉。
國民黨統治時期的惡性通貨膨脹，在世界曆史上是罕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在千瘡百孔的經濟基礎上迅速製止了通貨膨脹，穩定了市場物價，則是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跡。為了讓人們對新中國物價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能有全麵的了解，並對新中國物價工作的寶貴經驗能夠作出正確的估價，下麵除了對國民黨統治時期市場物價的演變過程進行分析說明外，還對新舊中國交替過程中，老革命根據地和解放區的市場物價作一些簡要的敘述，作為闡述當代中國物價的曆史背景和前奏。
一、舊中國物價的特點。
1.市場物價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
舊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市場物價也打上了這種畸形社會的印記，在相當大程度上受到官僚買辦和地主階級的操縱。市場物價跟隨國際市場價格波動，進口商品價格不斷上漲，出口商品價格相對下降。僅一九三六年與一九二六年相比較，進口商品價格總水平上漲41.7%，出口商品價格總水平反而下降3.9%，這充分反映了帝國主義國家對落後農業國的剝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