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市化進入青春期
在民權意識尚未覺醒和成型的空白期，城市差不多已經定型了，市民對城市的設想和權益保護是缺席的，隻有曆史會給大建設時期留下定論。
“15”這個數字對2004年的中國人來說有絕佳的寓意：房地產市場發展15個年頭了；如果此時要購房，那麼總房款大約會是你年薪的15倍。人們並未意識到高昂房價背後的民權缺失，學者最新的研究成果披露，民權意識相對城市開發來說有30年的滯後期，2004年，滯後期演進到一半，正好又是一個15年。
吳誌強教授是上海同濟大學建築與規劃學院院長，他在向《新周刊》拋出他的雙“S”曲線理論時，並未忘記從城市的角度喚醒人們疲憊的記憶：“一言以蔽之，城市是誰的？是市民的。不是官員的，更不是開發商的。”
雙“S”曲線理論形象地描述了一個“盛世危言”的場景：城市的大發展是一個“S”形，它從一個較低的平台上啟動，然後進入高速發展期，最後趨於緩和定型，進入較高的平台穩定期；民權意識的發展也是一個“S”形，也是由較低的平台覺醒，進入快速覺悟階段，然後進入較高的平台穩定期。
吳誌強教授的研究表明，民權意識的發展較之城市開發建設的發展有30年的滯後性，30年的時間大約也是一個新型城市發展的關鍵期，這個時候盛行的是大軸線的規劃、大廣場的建設以及此伏彼起的大拆大建。
也就是說，在民權意識尚未覺醒和成形的空白期，城市差不多已經定型了，市民對城市的設想和權益保護是缺席的，隻有曆史會給大建設時期留下定論。
現在，正是民權意識滯後的第15年，城市開發建設的關鍵年限也行進到一半，學者們認為，2003年諸多拆遷、房產糾紛案件的發生，正從普適角度反映了民權的缺席。在央視《今日說法》節目2003年的年終盤點“年度十大說法”中，涉及到房地產法規、維權與個案的事件就占了三席。
被房地產套牢的中國人，將2003年稱之為“拆遷維權年”。
誰的城市？
城市化是人類最偉大的事件之一，一個不斷增高的亞洲戴著“通俗城市”的麵具在舞蹈，這既是一場偉大的實驗，同時也不乏痛苦的感覺。經過十多年的發展，中國的城市化進入了“青春期”。
有學者表示，回顧中國城市化的發展，經曆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體現的是超強的國家意誌，以大廣場、寬馬路、火柴盒式的建築為特征，體現的是集權的建築；第二個階段是改革開放之後，計劃經濟時代的配給製和市場化的商品交易先後出現，在不完全的自由市場和雙軌製度下，城市呈現的是膠著的狀態，在集權與市場之間擺渡；而第三個階段則以2003年為原點，在居住利益上爆發的維權事件，以及對城市規劃的空前關注，可以看作是民權意識的覺醒，這使得房地產市場回歸到市民本體成為可能。
在城市化的遊戲規則中，開發商是重要的一個角色，學者丁東為此總結出“四方博弈”的結論：“城市開發建設是四方利益博弈的結果。官方、開發商、民間再加上傳媒及公共知識分子構成了博弈的四方。”
在四股力量中，官方是各方的調適平衡者；媒體則是監督者和評判者，但媒體本身有自己的多重特性，作為多方博弈的一個平台，一方麵受官方輿論導向的左右，還要接受開發商的廣告，另一方麵要為百姓代言，傳遞知識分子的民間話語。故此，媒體作為城市化進程中的第四種力量卻被削弱了。而民間的力量因為缺少與官方和開發商等利益集團對話的途徑在博弈中處於弱勢地位。所以，剩下來的事情，隻是兩方博弈，演變成官方和開發商的“二人轉”。
民間和傳媒的兩股勢力雖正在覺醒，但遠未形成氣候，未建構起有效的製衡平台。在城市化的共謀中的缺失，被很多公共知識分子認作是“自身的尷尬”。
自身的尷尬來源於著名的“囚徒困境”。在四方博弈中，民間力量/代言者顯然具有與對方陣營官員/開發商的信息不對稱，在這種情況下，選擇“共謀城市”還是“放棄城市”就成為一個悖論。共謀城市是集體理性在起作用，而放棄城市是個體理性在起作用，在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的較量中，顯然，放棄城市所付出的代價最少。居住在北京的丁東幹脆直言：“我們越來越不喜歡北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