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性別比失調20年與人口控製中的若幹問題
1955年10月,聯合國出版物公示的出生性別比正常值域為102-107，即一定時期內的人口，在無人為幹擾胎兒性別及出生時刻有足夠量活產嬰兒的條件下，每出生100女嬰相對出生102-107男嬰。出生時男嬰略多於女嬰，是對始於出生性別比的分年齡性別比逐齡有所降低，提前自然做出的性別平衡性補償。出生性別比創新成果表明：出生性別比失調必是人為幹擾胎兒性別所致，否則，無論其值是大於107還是小於102均都屬正常。在出生率變動不大條件下，持續重度的出生性別比失調，將在其婚配期內釀成女性人數的大量短缺，危及人口安全。這無論是從以人為本、事關群眾切身利益方麵考慮，還是從影響未來家庭與社會穩定和諧發展方麵考慮，都是萬不可掉以輕心的一大問題。
一、出生性別比失調問題的決策失誤代價
多數家庭非要生有一個男孩的性別偏好，一直是我國廣大農村實施計劃生育的難點，其由來已久，本質是發展問題。受有形與無形、內在與外在的部分相關傳統文化影響，受所在地區人口祖輩居住地相對穩定，生產方式與生產力發展水平的製約，加之社會保障製度隻是在少數發達農村地區剛剛起步，全麵建立、健全還尚需時日。因此，農村中多數隻生有女孩的一孩與部分二孩家庭，總是千方百計要再生一個男孩。這種生男偏好，決不僅是一個簡單的認識問題。認識問題可通過宣傳教育解決，實際困難則需解決其賴以生存的基本物質條件。講科學須二者兼顧，即隻有加快發展社會生產力，逐步提高城鎮化水平與社會保障水平，才能在積極改善男女性別角色差異、更新觀念的同時，不斷有效地根治男性偏好產生的土壤。然而，這決非是在短期內所能奏效的。
在無檢測與影響胎兒性別的現代科技條件下，生男偏好再強也隻不過是個偏好問題。胎兒的性別既不會因此而改變，出生性別比也不會因此而失調。所謂舊中國出生性別比“失調”，主要是一些西方學者把那時數量頗大的溺女嬰，以及低年齡死亡概率女性超常高於男性，所導致的低年齡性別比失常，誤近似成了相應曆年出生性別比。須知溺嬰無一不是在出生時刻之後，當見到嬰兒性別是女性才溺的，而未溺前的女嬰即溺掉的女嬰，本應計入卻未計入出生性別比統計。因此，所謂溺女嬰釀成的出生性別比失調，完全是對出生性別比概念本義的混淆與背離。
正是源於沒從理念上糾正此誤，一直把溺女嬰作為舊中國出生性別比失調成因的西方學者，近期才故技重演。老調重彈地稱：是計劃生育誘使舊中國溺女嬰陋習死灰複燃，進而把出生性別比失調強加於計劃生育。
20世紀80年代至今，受人口控製及其形成的年齡結構影響，年出生人口從1.6千萬左右降至1.1千萬左右。與之相比的個別溺女嬰現象，其量微乎其微，在出生性別比統計中可完全忽略不計。無庸諱言，溺女嬰屬侵犯人權。然而，把部分孕婦采用科技手段，人為幹擾胎兒性別致成的出生性別比失調，誤為是溺女嬰導致，毫無疑問，在科學上是荒謬的，在政治上是荒唐的。
1988年2‰人口生育節育抽樣調查的全國1980-1986年曆年出生性別比，分別為107.27、107.01、107.19、107.80、108.32、111.15和112.15。原判定失調的1980-1983年曆年出生性別比，根據出生性別比新理論本屬正常。因此，曆史上首次真正意義上的失調是始於1984年,主要成因是部分孕婦在做了胎兒性別鑒定後流產了本應出生的女胎。此結論還可從相關B超儀引進時間及累積數量為佐證。
1992年，絕大多數國內學者都將人口普查的1989年出生性別比111.92的失調成因，誤歸咎於主要是瞞漏報女嬰，從而把嚴重的失調實質否定而變成了統計不實問題。因此，對當時已持續了9年之久的出生性別比失調，既未在計劃生育工作中引起足夠重視、擺上重要議事日程，也未采取得力措施加以監管。最終鑄成了出生性別比失調此後逐年持續加劇的曆史性失誤。
二、緊縮政策與低生育水平付出的高昂代價
1970年，全國城鄉開始普遍實施計劃生育。雖然執行的是從緊從嚴的“晚、稀、少”政策，但因其是來自億萬群眾實踐，故“從緊”，緊的合情，“從嚴”，嚴的有理有度。短短10年後的1980年，就在約占人口80%的農村，當所生第一孩還有49.17%未達晚育，所生第二孩還有82.75%未達間隔年限或規定年齡時，反映初步成效的總和生育率，即婦女平均終身可能生育子女數，全國就從1970年的5.71降至1980年的2.24，創造了世界近代人口史上生育率下降的奇跡。同期的城鎮從3.27降至1.13，農村從6.38降至2.49。無疑，人口控製的成效對當時及後來的經濟社會發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促進作用。1979年，若不刮緊縮政策風，1980年全國生育水平必降至更替水平或以下。須強調指出的是：生育水平城鎮降至隻生一個孩子，農村降至遠不足三個孩子且第三孩又處在急劇下降通道中，都是在政策允許計劃生育二個孩子條件下實現的。
1980年初始後不久，在“晚、稀、少”政策遠還沒有完成其使命的條件下，把人口控製視作機械控製，把人口問題視作數學問題的簡單百年人口預測報告主導思想幹擾，而急於求成地將“提倡”隻生一個，緊縮成“隻能”生一個。這種既不搞試點，又不征求群眾意見，更不考慮是否可行的主觀強迫客觀就範，使計劃生育在農村失去了多數群眾的真心擁護與自覺行動，從而遇到了空前未有的阻力，造成了國內外的長期負麵影響。盡管行政手段大大加強，人財物耗費巨幅增多，黨群關係、幹群關係受損，但其結果非但沒能將生育水平緊縮下來，反而卻引發了下降的生育水平，以及峰值生育年齡段恰處出生低穀而理應下降的出生率，都在1981-1982年產生了報複性地大幅反彈。此間的總和生育率，全國回升為2.63和2.86，農村回升為2.93和3.20，城鎮回升為1.40和1.58；此間的出生率，全國從1980年的18.21‰回升為20.91‰和22.61‰；第一二孩平均出生間隔超常地縮短為2.2年。反映人口控製潛能的生育模式也遠不及1980年，其峰值生育年齡段，以令人吃驚的速度從1980年的25-29歲前移至1983年的20-24歲。人口增速如此顯著地加快，使我國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提前一年多在1986年到來。從此，為了年人口計劃的達標，統計中的“水分”，便成了人為籌碼與公開秘密。這正如鄧小平同誌所指出的那樣，“一個好好的東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
事實雄辯地說明：政策執行效果，決非是政策允許生一則生二，允許生二則生三的如此簡單順序關係。當然，這並不排除少數人中存在的允許生二則生三的問題，但作為政策必須從大多數人的可接受程度出發。隻有這樣，才能限製住少數人的計劃外生育，獲取整體控製的最佳效果。
生育率從本應下降逆轉為大幅回升，其升降之差驚人，所造成的損失是巨大的。雖然此間農村基層幹部的主要精力，至少有一半用於計劃生育，但也是事倍功半。因此，計劃生育被冠以了“天下第一難”之稱。科學與曆史的經驗反複證明：隻有適應才能加強。離開適應，愈加強，愈適得其反。
相對“隻準”生一孩來說，始於1984年的完善政策，雖使政策的可行性大為改善，但多數農村地區的政策偏緊問題仍未根本解決，突擊式的工作仍難以擺脫。總和生育率受其指標的局限及突擊式工作帶來的寅吃卯糧滯後反映，雖在1983-1990年間呈升降交替變動，但實際生育水平卻無明顯下降。然而，在那些凡經批準又恢複執行“晚、稀、少”政策的農村，其生育水平及相關指標，不僅迅速恢複到1980年水平而且還都創出曆史新低，且出生性別比也從未發生過異常，可謂是事半功倍效果。值得重視的是，與之相比的所在地區大多數農村都大不如其實效。這充分證實了1980年鄧小平同誌在《關於農村政策問題》一文中的科學論斷：“如果穩步前進，鞏固一段時間再發展，就可能搞得更好一些。1958年大躍進時，高級社還不鞏固，又普遍搞人民公社，結果60年代初不得不退回去，退到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計劃生育中的緊縮政策及其後果與之是何等的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