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柔相濟
封建政治家主張治理國家，要針對具體情況，剛柔並用，不可絕對化，相輔相成，太剛易折，太柔則廢，剛柔相濟，無往而不勝。這是事物發展的內在規律。古代君主治國安邦，必須文武並舉，德刑並用，剛柔相濟，從宏觀上統治人民，控製全國局勢。所以，剛柔之術，是封建君主的最高統治術。
文武並舉
剛柔之道運用於不同領域，各有不同表現形式。治國，則文武並舉；治民，則寬猛相濟；治政，則王霸相雜；治禮，則儒法兼施；治法，則賞罰相輔；治軍，剛德威並舉；治敵，則擒縱相攻；治亂，則剿撫並用；伐交，則軟硬兼施；治盜，則刑術相寓；治事，則剛柔相濟。以下各個問題專門論述剛柔之術的表現形式。
剛柔之術用於外交，即表現為文武並舉。文與武曆來為治國安邦兩大支柱，二者缺一不可。文治武功相輔相成，武功離開文治，窮兵黷武，外強中幹，國家必然難以鞏固與持久；文治離開武功，體虛質弱，不堪一擊，國家將失去屏障。孔子深悉此理。他在齊魯會盟前夕，提出：“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備”的思想，主張文武不能分離，反映出孔子對文治武功的辯證關係的精深見解。
《史記·孔子世家第十七》將孔子描繪成一位文能治國、武能安邦的全才。齊魯之會，孔子施展文才武略，折服強大的齊國，不僅維護魯國的尊嚴，還迫使齊國退還侵占的領土，一舉而為魯國揚威。孔子執政魯國期間，魯國正處於危機四伏多事之秋。孔子文武並舉，一手抓禮製，使民眾講禮義，知廉恥，維護和發揚周公治國之道；一手抓法製，立綱陳紀，平定內亂，誅少正卯，使魯國一度出現中興現象。
在文與武關係問題上，人類曆史經曆一個由分到合，由合到分的發展過程。人類社會處於蒙昧時代，文與武無法分家，率眾生產，狩獵、作戰的部落首領，通常都是該部落智勇雙全的領袖。隨著人類進入以私有製為基礎的文明社會，文與武逐漸分離。文官不習武，甚至鄙視武；武人不習文，甚至目不識丁，真正文武兼備，滿腹經綸的全才，百裏挑一，極為罕見。如何治國安邦，文武二者誰最重要，往往是文官賴文，武官依武，各執一端，難以定論。時至現代，由於文化科學飛躍發展，文與武重新趨於融合，成為國家機器有機的組成部分。就部隊成員素質而言，能否將勇、智、學融為一體，已成為衡量各級指揮合格與否的重要標誌。
總之，文與武是分離還是融合，常因時代不同而有異，就廣義而言，都是富國強兵不可須臾分離的法寶。文治武功相得益彰，為曆代全盛時期共同特點。兩千多年前，孔子所主張文武不相分離思想，至今仍閃耀著真理光芒。
寬猛相濟
列寧說：“所有一切壓迫階級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都需要兩種社會職能：一種是劊子手的職能，另一種是牧師的職能。”（《第二國家的破產》《列寧選集》第二卷）中國封建統治階級，對人民總是采取鎮壓與麻醉相結合的兩手。遠在春秋時期，鄭子產曾提出：“寬猛相濟”的統治術，並授權與子大叔，血醒鎮壓奴隸的起義。孔子對此還讚揚說：“善哉！”並進一步闡發這種反革命策略，說什麼“政策寬大則百姓散慢，散慢必須糾之以猛，政策一猛百姓受到傷殘，傷殘應施之以寬，寬以猛濟，猛以寬濟，政局才能穩定。”“寬”，即政治欺騙；“猛”，即軍事鎮壓，“寬猛相濟”，就是兩手交替使用，互相補充。這是一切剝削階級維護自己反動統治的兩種工具。
封建社會政治家認為：寬猛應用應當得當，寬而有節，嚴而不苛。刑寬則民慢，猛則民殘，治理國家的政策應在寬猛之中，使上下無怨，宋英宗問執政：“積弊甚多，怎麼裁救？”富弼回答說：“必須逐漸進行政革”。歐陽修曾對寬作過正確釋：“以放縱為寬大，以疏略為精簡，則政事必發弛廢而人民必受其弊。我所謂寬者，不為苛急，簡者，不為繁碎。猛本所以濟寬，但過於猛則不可，因為過於猛，人民無所措手足，濟寬而過於猛，猶如矯枉過正。所以為政過寬過猛都有弊端。如上所述：寬則人民怠慢，觸犯刑律就多；過猛則人民傷殘，無所措手足。”
古代中國治理人民，寬猛得當，治民當寬，治盜當嚴，治盛世當寬，治亂世當嚴，不可千篇一律，審時度勢，因勢而用。諸葛亮治蜀尚嚴，法正表示異議，謂亮道：“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國家，尚未安撫人民，況且我們是客，客主之義，應當以禮相待，願丞相緩刑馳禁以安撫眾望。”亮道：“你隻知其一，不知其二。秦朝無道，政苛民怨，人民振臂一呼，天下土崩瓦解。高祖因秦暴政，因而弘揚大德。劉璋暗弱，蜀民頑固不化。自劉焉以來，法令不明，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跋扈，君臣之道，逐漸淪喪。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改敝，實由於此。我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治國之道，於此可以顯著。”孔子說：“政寬則濟之以猛。”諸葛亮深知其理。
治國貴在知變，因勢治民，因時而異，因地而異，不能千篇一律。
唐文宗時，崔郾為鄂嶽觀察使。鄂嶽地帶依山旁水，處於百越、巴、蜀、荊、漢的要樞，地方群盜橫行，剽掠行舟，無論老幼必盡殺而後止。郾到任，訓練士卒，建造兵船，進行追討，一年之中，即全部剿滅。崔郾在陝西為觀察使時，以寬仁治郡，或經數月不鞭一人，及至鄂州，嚴峻刑罰，誅伐從事。或問其原因，郾答道：“陝西土瘠民貧，我安撫還來不及，惟恐他將受驚。鄂州地險民雜，夷俗狡作奸，非用威刑，不能致治。政貴知變，即就此而言。”（《資治通鑒·唐紀》）
寬猛得當，不僅可以治民，亦可以製禦強藩。唐文宗時，史憲誠與李同捷為婚姻，及李同捷叛變，史憲誠暗地送給他糧食。裴度不知此事，謂史憲誠無二心，憲誠遣親信到中書請事，違處厚對其使者說：“晉公（裴度封晉公）在皇上麵前以百口保你家主子；我卻不這樣，待其所做所為以後，自有國家刑典來懲治。”史憲誠聽後很恐懼，不敢再與李同捷私通。對於史憲誠，裴度推心待之，韋處厚明法以示之，此正是寬嚴相濟，所以能製禦強藩。
古代君主得民心在於寬大，反對苛政，孔子說：“苛政猛於虎”。是說苛政為害人民。善於駕車的人，不在於多用鞭子；善於治國者，無須采用嚴刑，所以為政之道，必須寬猛相濟，德刑互設，不嚴而化，則是前代聖哲所重。宋朝以德治天下。治民在於感化。宋孝宗說：“本朝家法，遠過漢、唐，獨用兵不及前代。”龔茂良說：“國家自太祖開基立業，首先用德教化人民，我朝曆代相承，深知厚澤，有以團結人心，我們的政體很象國朝，雖失之於弱，但國祚綿遠，也是由於這個緣故。漢唐之亂，或以母後專製，或以諸侯強大，藩鎮跋扈，本朝均無這些禍患，可見祖宗家法，可以維持萬世。”宗孝宗說：“你說的很對。”明朝得天下後，劉基建議明太祖要修法省刑，休養生息，不能一味使用強力。他說：“治理國家，貴在寬猛相濟。當今要務在於修德省刑，祈天永命。”（《明史卷一百二十八》）
大抵治體不可有所偏廢，正如四時，春生秋殺，才可以成一歲之功，若一味行殺，則萬物必有受其害者。也猶如治理天下者，文武並用，剛柔並舉，則是長久之策，不可看重其某一麵，失之於偏，以致影響國家的建設。
王霸相雜
王道貴文，以德治天下，霸道尚武，以力取天下，前者取柔，所以積弱易亡；後者取剛，所以積怨速亡，各有所偏。曆觀中國各代，有尚文，有尚武，也有文武雜用，王霸兩道各有先後，但都不是長久的策略，周代人民敦樸，天下統一，容易治理，所以周政在寬，實行王道，用道德來教化。戰國之際，斬伐不息，不用實力不能取勝，所以管仲輔齊，主張用武，實行霸道，用武力征服諸侯。秦國統一六國，采取強暴政策，煩策苛政，流毒於天下，所以人民積怨而易反，大概過分采用霸道，這就是暴政。所以周朝製度失之於柔，而秦代製度失之於剛，各自采取其滅亡之術。漢承秦製，既借鑒周朝的仁弱，又借鑒秦代的苛政，自有一番改革，實行霸王道雜用。西漢建國之初，漢高祖並不懂得霸王道雜用之妙，當陸賈奏事每稱詩書，漢高祖罵他說：“我是馬上得天下，用不著詩書。”陸賈說：“馬上得天下，但能馬上治天下嗎？況且湯武逆取順守，文武並用，乃長治久安的要術。”（《藏書·陸賈》）
西漢初期，設立製度，均是霸王道雜用，反對全用德教。漢宣帝告誡太子說：“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用，奈何純任德教，采用周朝的政體呢？”“霸王道雜之”即漢初製度，蓋脫胎於周朝的“刑政相參”，重視劊子手與牧師的雙重作用。不過漢初尋求“文武並用”的統治術，並未按照儒生願望，將文的一手，未讓與儒家，而讓於道家，自蕭何、曹參任相以來，都提倡無為而治，並且國家治理得很好。《漢書》記載：“蕭何逝世，曹參聽說，告訴部下，趕快準備行裝，吾將入相。”沒隔多久，使者果然前來征召曹參，曹參臨走時，屬其後相說：“齊國的獄市製度不要更改。”後相曰：“沒有比當前有更好的獄市製度？！”曹參說：“夫獄市者，所以並容善惡，如你隨意更改，奸人能容忍？我是以先告訴你，一切按舊製度執行。”（《漢書卷三十九》）
老子說：“我無為，民自化，我好靜，民自正。”曹參為政想以道化作根本，不想擾民，所以，“霸王道雜之”的漢家製度，是以“黃老刑名”之說為其根本。由此政局逐漸穩定，出現“文景之治”。後因諸侯王的割據，階級矛盾的尖銳，黃老思想，已無能為力，暴露其弱點，因而儒生與酷吏相結合的儒家思想應運而起。
三國時代，都以武力分割天下，但建國初期，均施行文教，以德服人。
魏國初建，袁煥作郎中令，行禦史大夫職責，袁煥進言於太祖道：“今天下大難已除，文武並用，乃長治久安的根本。我認為應該大力搜集與整理古代典籍，闡明先聖的教化，以改變人民的視聽，使其耳目一新，使海內蔚然向風，如邊遠人民不服，可用文德進行教育。”太祖認為他的話說得很對。
晉繼魏政，多沿用兩漢製度，文治武功相輔為用。如晉朝王沈探尋善政，晉代法製禁令，各方麵施行，都擇正確措施加以運用，教育人民。《晉書》有言：“後生不聽先王的教化，而希望政道日興，決不可能。文武並用，是長久之道，風俗文化因循守舊，不可不革除。事俗的要務，在於興教化，教育後代。昔原伯禽不悅學，閔馬父知其亡，將吏子弟，優閑家門，若不加教育，必致終日遊戲，有傷風光。”於是九郡士子，歡喜學習，潛心道教，移風易俗，蔚然成風。（《晉書卷三十九》）
唐宋兩代，都是以德治天下，武功廢用，所以長期積弱，內憂外患，接踵而至。元代以異族統治中國，文化落後，專恃武力南征北討、人民離怨，所以亡於暴虐。清朝入關雖以異族統治中原，但能接受元代的教訓，攻伐之外，卻能施行文治，故有長遠統治之效。其政令可見於《清史稿》。（《太宗本紀一》雲：“三年八月庚午，頒八旗臨陣貴賞罰令。乙亥，諭曰：“自古及今，文武並用，以文治世，以武克敵，今欲振興文教，試生員，諸貝勒府及滿漢蒙所有生員，俱令赴試，中武者以他丁償之。”（《清史稿》）
儒法兼施
儒法兩家門戶之見，已數千餘年，思想路線不同，而治國的方法亦有差異；儒家講“道德”，說“仁義”，提倡以“德”治天下；而法家講法治，重刑賞，主張以法治萬民。儒家尚柔，以柔守成，適合於盛世，猶如現代的牧師；而法家尚嚴，以剛進取，適合於亂世，猶如現代劊子手。孔子學說的繼承者孟軻，善於搖唇鼓舌，張口“仁義”，閉口“先王”，韓非斥之為“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針鋒相對，水火不容，儒法兩家各執一見，相互排斥，不遺餘力。若秉公而論，二者各有所長，各有所短，貴在結合應用，才能奏效。一般說來，在封建社會打天下，必須用法治，秦代統一六國，實因變法以圖強。劉邦之所以能入關滅秦，實因約法三章，以收拾人心。及其天下已平，人心思定，則又獨尊儒術，純任“德教”，使用周政，西漢儒生叔孫通深懂儒法的妙用，對劉邦說：“儒者難於進取，可與守成。”要他重視儒術的牧師作用。所以亂世多用法，講究武功，可資進取；盛世多崇儒教，提倡文治，可與守成，由此看來，儒法兩家並非水火不容，可因時而用，則有相助之效。
漢魏統治者曆來主張刑德並用，儒法相雜，用“德”不廢刑，重刑不廢“德”。曹操繼承儒法相輔相成的統治，提出“治平尚德行，有事尚功能。”他在《以柔為理曹椽令》，說明“治平之化，以禮為首；撥亂之政，以刑為先。”
曹操崇尚法令，並未廢除“禮教”，史稱曹操“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他教子“慕聖道”，他言必稱孔子，行必效周公，他既尊法又尊儒，儒法並用，兩根大棒，各有用去。曹操謀士荀提出，“教化征戰，並時而用。”他歌頌曹操“外定武功，內修文學”（儒家經學）。袁煥向曹操提出，“以武平亂而濟之以德”“文武並用”，“明光聖之教”。從陸賈向劉邦建議“文武並用，長久之術”，至袁煥向曹操提出，“文武並用，長久之道”此種霸王道雜之，儒法雜用，實為封建政治家的一貫主張。
賞罰相輔
古代用法，在“刑”與“德”，刑者剛戾，德者懷柔。“刑”是刑罰，“德”是尚賜，兩者交互使用，就能很好實行法治。《十六經》道德皇皇非刑不行，穆穆天刑，非德必傾。刑德相養，逆順乃成。刑晦而德明，形隱而德彰。其明者以為法，而微道是德行。（《姓爭》）就是說，帝王之賞是光明的。但無刑的配合不能生效；帝王之刑是嚴肅的，但無賞的配合亦要失敗。所以刑賞互相輔助，臣民守法犯法，有功有罪，才能確定。刑是黑暗，賞是光明；賞是陽氣，刑是陰氣，刑要隱諱，賞要顯著。國法既施之以光明之賞；亦施之以隱晦之刑。這種“德”、“刑”並用，“德”、“刑”相反相成之說，正是法家的共同點。若結合曆史而言，治法不行之以賞罰，雖聖哲不能有功，司馬光說：“有功不賞，有罰不誅，雖堯舜不能治理天下，況一般人怎能做到。”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為善者日進，為惡者日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