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性修養
中國戰略史在描寫軍事謀略家鬥智鬥法的過程中，展現了各種栩栩如生的人物風貌，也表現了各自不同的將性修養。
將性或曰性格，它和心理特征密切相聯。良好的將性修養，是正確用謀用法的必要素質。
性格完善
《三國演義》描寫劉備與曹操兩種不同的性格，劉備好哭，曹操好笑，劉備的哭與曹操的笑，在演義中形成了兩種完全不同的將性。演義描寫劉備在危難之時，常常要擠出幾點眼淚來，做出一番精采的“表演”。例如，當他敗走江陵時，新野、樊城兩縣的民眾扶老攜幼，拖男帶女，紛紛渡河，隨著劉備的軍隊一起撤走。劉備為此痛哭流涕地說道：“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難，吾何生哉！”並假裝要投江自盡。再如趙雲在長阪坡出生入死，從亂軍中救出阿鬥，找到劉備時，劉備不是驚喜交集，相反卻故意把阿鬥摔在地上，哭著說什麼：“為汝這孺子，幾乎損我一員大將！”對於劉備的哭，讀者一眼就看出了其真實的用意——“劉備摔阿鬥——刁買人心”。
演義描寫曹操的笑更加精采。曹操在危難之際，特別是在軍事行動受到挫折的時候，總是放聲大笑，借此來蔑視對手。例如，曹操在濮陽誤中呂布之計，被打得大敗，“手臂須發，盡被燒傷”，險些丟了性命。突圍後眾將前來問安，曹操不但沒有頹喪，反而仰麵大笑道：“誤中匹夫之計，吾必當報之！”接著，使出了“裝死計”，將呂布打了個落花流水。再如，赤壁大戰，曹操喪失了幾十萬大軍，在撤退的途中又多次受阻遭難，但演義卻描寫他連連發笑，充分刻畫出了曹操敗而不餒的頑強性格。
哭與笑表現了截然相反的兩種性格，但目的都是在困難的情況下企圖喚起部下的同情，振奮將士的精神，使大眾齊心協力地戰勝困難。因此這種哭和笑，與其說是一種感情的流露，倒不如說是一種權謀玩弄，是一種富有韜略的將性修養。
演義在反映將軍良好性格修養的同時，也反映了一些修養不成熟的將軍在性格上的缺欠。性格上有缺欠的將軍，必然在用兵指揮、施謀定策上造成失誤。周瑜在和孔明鬥智中，由於氣量狹小，嫉妒心強，使他常常在“失招”中氣昏頭腦；同時也使他在運籌帷幄中視野不寬，處處被孔明所製。與此形成鮮明對照，曹孟德寬宏大量，因而把許多有用之才吸引到了自己身邊。另外，關羽的盛氣淩人，仲達的多疑，既是一種心理上的病態，又可以說是性格上的缺欠，這些弱點促使他們產生過錯誤的軍事行動。
將性，是一種綜合的軍事素養。它是由各個相互製約的因素所構成的。事實證明，單一的性格往往難以保持將軍心理上的平衡。例如膽大和細心，隻有在相互統一和製約中，才能使將軍創造和利用戰機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反過來，一味強調大膽冒險，又容易使指揮員變得魯莽無謀。諸葛亮應該說是性格比較完美的軍事謀略家，但是由於他過分謹慎和事無巨細，也造成了他在用兵上不敢大膽出奇，在用人上不能全麵量才等一些明顯的缺陷。
從演義描寫的戰爭故事看，將帥性格上的優勢最重要的是保持頭腦的冷靜和情緒上的鎮定。正如蘇洵在《心術》文中所言：“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製利害，可以待敵。”演義中描寫劉備“喜怒不形色”的性格，雖然帶有一些政治權術糟粕，但作為一個軍事統帥，不分場合地外露情緒，必定會影響自己理智的思索。軍事統帥為了鼓舞部隊士氣，在一些情況下，當笑則開懷大笑，當哭則痛哭流涕；而在另一些情況下，“喜怒不形色”也是十分必要的。喜怒無形於色，其實是一種抑製自己內心感情的調節方式，也是性格剛強的一種表現。它通過忍耐和克製，使內心的感情之火自我排泄，始終保持情緒上的穩定。劉備從軍閥混戰到建立西蜀政權的大半生中，較好地做到了這一點。但後來隨著軍事力量的壯大，頭腦有些飄飄然起來，特別是在關羽死後，他再也抑製不住內心中悲憤的感情，貿然率軍伐吳，結果導致了彝陵之敗、白帝托孤的悲劇。這也說明，軍事統帥的性格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可以隨著地位、環境的改變而改變，也可以在學習和實際鬥爭中，不斷得到陶冶和完善。東吳當年的阿蒙，隻能在戰場上勇猛衝殺，後來他在孫權的誘導下，一直刻苦學習，加強修養，終於成為深謀遠慮的將帥。性格魯莽的張飛，開始用謀並不高明，雖然在長阪橋上施展小計，喝拒曹操百萬兵，但終因拆橋露了“餡”。然而，張飛卻善於在戰爭中學習戰爭，結合實際潛心研究作戰規律和製敵良策，到後來，他的用謀水平愈來愈高明。他在入西川奪巴郡作戰中所用的一連串計謀，和宕渠山前的醉酒敗張，都表現了成熟的謀略修養和性格陶冶。老將黃忠一生征戰，久經沙場，爭強好勝的性格始終未變，雖然諸葛亮利用他的這種性格，激勵他一鼓作氣，奪取天蕩山，刀斬夏侯淵，但可惜的是，黃忠一直沒有注意加強自身修養，克服性格上的這種毛病，結果被他的敵人所利用，死於非命。
性格殘忍
在中國戰略史上還大量地反映出一些不擇手段的將軍，他們性格是殘忍的，遭到世人的唾罵。如東漢末年的董卓即為其人。《三國演義》第四回中“（董卓）嚐引軍出城，行到陽城地方，時當二月，村民社賽，男女皆集。卓命軍士圍住，盡皆殺之，掠婦女財物，裝載車上，懸頭千餘顆於車下，連軫還卻，揚言殺賊大勝而回。”第六回中記載：董卓想西遷都長安，司徒楊彪曰：“關中殘破零落。今無故捐宗廟，棄皇陵，恐百姓驚動。天下動之至易，安之至難。望丞相鑒察”。卓怒曰：“汝阻國家大計耶？”太尉黃琬曰：“楊司徒之言是也。往者王莽篡逆，更始赤眉之時，焚燒長安，盡為瓦礫之地；更兼人民流移，百無一二。今棄宮室而就荒地，非所宜也。”司徒荀爽諫曰：“丞相若欲遷都，百姓騷動不寧矣。”卓大怒曰：“吾為天下計，豈惜小民哉！”遂下令遷都，限來日便行。李儒曰：“今錢糧缺少，洛陽富戶極多，可籍沒入官。但是袁紹等門下，殺其宗黨而抄其家貲，必得巨萬。”董卓即差鐵騎五千，遍行捉拿洛陽富戶，共數千家，插旗頭上，大書“反臣逆黨”，盡斬於城外，取其金貲。李、郭汜盡驅洛陽之民數百萬口，前赴長安。每百姓一隊，間軍一隊，互相拖押；死於溝壑者，不可勝數。又縱軍士淫人妻女，奪人糧食；啼哭之聲，震動天地。如有行得遲者，背後三軍催督，軍手執白刃，於路殺人。卓臨行，教諸門放火，焚燒居民房屋，並放火燒宗廟宮府。南北兩宮，火焰相接；長樂宮庭，盡為焦土。又差呂布發掘先皇及後妃陵寢，取其金寶。軍士乘勢掘官家墳塚殆盡。董卓裝載金珠緞匹好物數千餘車，劫了天子並後妃等，竟望長安去了。
董卓的殘暴行為令人發指，將百姓作為謀略籌碼並非隻有董卓一人。《三國演義》第三十三回還記載有：郭圖謂（袁）譚曰：“來日盡驅百姓當先，以軍繼其後，與曹操決一死戰。”譚從其言。當夜盡驅南皮百姓，皆執刀槍聽令。次日平明，大開四門，軍在後，驅百姓在前，喊聲大舉，一齊擁出，直抵曹寨。兩軍混戰，自辰至午，勝負未分，殺人遍地。操見未獲全勝，棄馬上山，親自擊鼓。將士見之，奮力向前，譚軍大敗，百姓被殺者無數。
為了自己的利益，在戰爭中不惜殺害老百姓，犧牲公眾的利益，這種謀略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容易遭到人們的唾棄。而同樣是不擇手段的謀略，曆史上有人卻做得很高妙。春秋時期，衛國的州籲殺死了同父異母的哥哥衛莊公，篡奪了君位。怕百姓不服，就叫自己的好友石厚去向他的父親石討主意。石是衛國老臣，已退位在家。聽說此事，想借他人之手除掉這個逆子。於是就說：“安定君位不難，隻要州籲去朝見周天子，取得合法地位，百姓也就沒什麼可說的了。”石厚問怎樣才能見到周天子，石說：“陳國國君桓公正受到周天子寵信。陳、衛兩國又相處得很和睦，如果先去朝見陳桓公，讓他出麵代為請求，就一定能夠達到目的。”同時，石又寫了一封信，暗中派人送給陳桓公，列舉了州籲弑君篡位和石厚助紂為虐的罪行，說自己年事已高，力不從心，請桓公趁此機會除掉他們。不久，州籲、石厚上門，陳桓公就把他們抓起來，捎信給衛國。衛國派人處決州籲、石厚。後衛宣公說石大義滅親、尊奉為國老。石借別人之手除了已患，又博得了好名聲，這種謀略方式實在是帶有很大的欺騙性。
性格奸詐
戰爭史上還反映出一些將軍的奸詐性格。他們為達自己目的，利用、挑撥別人之間的矛盾，使其雙方相互爭鬥、殘殺，結果兩敗俱傷，自己從中漁利。《三國演義》第七十八回記載了一則都企圖使別人鷸蚌相爭，自己坐收漁人之利的故事。孫權在江東獨霸一方，是一位早就想當皇帝的野心家，當他殺了關羽，吳國與蜀國的聯盟破裂，形勢對自己不利時，就遣使上書曹操，“伏望”曹操“早正大位，遣將剿滅劉備”，自己願意“率群臣納土歸降”。他把關羽的首級“星夜送往”洛陽，企圖“明教劉備知是操之所使，必痛恨於曹，西蜀之兵不向吳而向魏矣。吾乃觀其勝負於中取事”。但是曹操識破了孫權的用意，說“是兒欲使吾居爐火上耶！”而反過來企圖吳蜀發生戰爭，曹將關羽的首級刻一香木身軀“配之”，封官加冕，“以王侯之禮葬於洛南門之外”，意在“使劉備知之，必深恨孫權，盡力南征”。魏觀其勝負，乘機取利。
孫權用意被曹識破，曹操則企望吳蜀之間大戰而收其利。《三國演義》第五十九回曹操離間馬超、韓遂，使其互相火並，坐收漁人之利，是較為成功的。賈詡曰：“馬超乃一勇之夫，不識機密。丞相親筆作一書，單於韓遂，中間朦朧字樣，於要害處，自行塗抹改易，然後封送與韓遂，故意使馬超知之。超必索書來看。若看見上麵要緊去處，盡皆改抹，隻猜是韓遂恐超知甚機密事，自行改抹，正合著單騎會語之疑（指前對陣中曹與韓遂相談，馬超心甚疑），疑則必生亂。我更暗結韓遂部下諸將，使互相離間，超可圖矣。”操曰：“此計甚妙。”隨寫書一封，將要緊處盡皆改抹，然後實封，故意多遣從人送過寨去，下了書自回。果然有人報知馬超。超心愈疑，徑來韓遂處索書看。韓遂將書與超。超見上麵有改抹字樣，問遂曰：“書上如何都改抹糊塗？”遂曰：“原書如此，不知何故。”超曰：“豈有以草稿送與人耶？必是叔父怕我知了詳細，先改抹了。”遂曰：“莫非曹操錯將草稿誤封來了。”超曰：“吾又不信。曹操是精細之人，豈有差錯？吾與叔父並力殺賊，奈何忽生異心？”遂曰：“汝若不信吾心，來日吾在陣前賺操說話，汝從陣中突出，一槍刺殺便了。”超曰：“若如此，方見叔父真心。”次日，韓遂叫曹操出陣，曹洪出陣對韓遂說：“夜來丞相拜意將軍之言，切莫有誤。”超聽了大怒，挺槍驟馬，便刺韓遂，被人擋住。在這種情況下，楊秋對韓遂說：“馬超倚仗武勇，常有欺淩主公之心，便勝得曹操，怎肯相讓？以某愚見，不如暗投曹公，他日不失封侯之位。”這樣，韓遂與曹操相約裏應外合，準備宴請馬超，在席間圖之。後曹操借此機會將馬超打敗。
以上所說謀略中不擇手段，或是屠殺老百姓，或者是“以敵借敵”，分化敵人，或者借他人之手鏟除異已。而不擇手段的謀略，還更表現在對既不是自己敵人，也不是異己的屠殺上麵。《三國演義》第十七回記載曹操借王之“頭”以防兵變故事，是不擇手段謀略的典型。“操軍相拒月餘，糧食將盡，致書於孫策，借得糧米十萬斛，不敷支散。管糧官任峻部下倉官王入稟操曰：‘兵多糧少，當如之何？’操曰：‘可將小斛散之，權且救一時之急’。曰：‘兵士倘怨，如何？’操曰：‘吾自有策’。依命，以小斛分散。操暗使人各寨探聽，無不嗟怨，皆言丞相欺眾。操乃密召王入曰：‘吾欲問汝借一物，以壓眾心，汝必勿吝’。曰：‘丞相欲用何物？’操曰：‘欲借汝頭以示眾身。’大驚曰：‘某實無罪！’操曰：‘吾亦知汝無罪，但不殺汝，軍必變矣。汝死後，汝妻子吾自養之，汝勿慮也。’再欲言時，操早呼刀斧手推出門外，一刀斬訖，懸頭高竿，出榜曉示曰：‘王故行小斛，盜竊官糧，謹按軍法。’於是眾怨始解。”曹操的謀略不失為高明，但他借王之頭而王並未同意。戰國時荊軻為刺秦王借樊於期之頭獻秦王則是樊將軍同意的，即使如此，也不能回避“不擇手段”的嫌疑。這個故事是：殺樊將軍，“荊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樊將軍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為之奈何？’荊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抗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恥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日夜切齒拊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刎。”
馬克思說過：“我播下的是龍種，收獲的卻是跳蚤。”正如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既可以給人類造福，同時也可以製造殺人武器給人類帶來災難一樣，作為人類智慧的謀略既促進與推動了社會文明的發展與進步，同時有些也將人類引入了災難的誤區。
謀略本身的無階級性，不同的價值觀念與道德情感的人都可以運用它，用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既可以被君子利用，而有助於社會的發展，也可以被小人掌握，而危害社會；既可在對敵鬥爭中棋高一著、出奇製勝，又可以用來作為“窩裏鬥”的工具。台灣學者薩孟武以我國曆史上的“黨爭”為例指出：在中國官僚爭權奪利的鬥爭中，玩弄權術的無聊政客往往官運亨通，君子常被小人打倒。這種“劣幣驅逐良幣”（用劣質的金屬製成的貨幣在流通中往往驅逐成本高的優良的金銀等金屬製成的貨幣）的法則，說明了小人掌握了謀略（在此稱為“權術”更為恰當）在曆史上起著多麼壞的作用與影響呀！
“賊是小人，智過君子”，僅是謀略誤區的一種表現，然而在曆史上許多人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在謀略時不擇手段、不顧及社會公德的行為，則又給謀略的身上蒙上了一層陰影。“兔死狗烹”，為維護統治長治久安，封建帝王不惜濫殺功臣，甚至連自己的親身骨肉都不放過；為維護一己之私利，而不惜犧牲天下人的大利，故有慈禧太後“量中華之物力，結汝國之歡心”；“吾為天下計，豈惜小民哉”！在謀略時不惜將百姓的性命作為自己取勝的籌碼；為了擺脫自己的不利與困境，曹操可以向部下“借頭”……。如此等等，表現出一些將軍的殘忍性格，而這一點，正是謀略家的失誤，是謀略家的誤區。
我們無意於因謀略的誤區而否定人類的智慧，恰恰相反，找出謀略的誤區及其失誤的規律，則有助於我們更好地謀略，有助於盡量避免謀略的誤區而不斷提高謀略水平，有助於謀略思想的發展。
二○、謀略失誤
中國戰略史上在反映將軍良好性格修養的同時，也反映了一些修養不成熟的將軍在性格上的缺陷。性格上有缺陷的將軍，必然在用兵指揮、施謀定策上造成失誤。由將性修養差而造成戰略失誤，主要表現是：“有人專斷而拒謀；人貪小利而失大謀；有人因為兒女情長而不用謀；有人對司空見慣的事情漠不關心；有人急功近利，缺乏深謀遠慮；有人對自己所作的運籌存在著某種投機心理；有人求穩怕亂，畏懼風險；等等，這些表現說明了某些將帥由於性格不夠成熟，在運用謀略時發生心理障礙。所謂心理障礙，是指謀略時發生心理障礙。所謂心理障礙，是指謀略家在某種謀劃之前或謀劃過程中，已在心理上形成了某種痼癖或者定勢，自覺不自覺地將思維導向到背離客觀事物的主觀想象或願望的一端，進而使謀略失算或失誤。
君主擬斷
在中國曆史上，謀士是依附於主人的，是以自己的智力活動為主人出謀劃策服務的，謀士在謀略時不僅要看主人的臉色行事，貫徹主人的意圖，而且謀略是否被接受利用完全取決於主人的意誌。曆史上較開明的主人還能虛心納諫，聽取謀士的意見，接受謀士的謀略，而獨斷專橫的主人往往輕而易舉地否定謀士的意見，將謀士所獻計謀置之不理或斷然拒絕。高明的謀略因主人專斷而拒絕，實是謀略之大不幸。因此，謀士要使人主納諫，必須很好研究進諫的藝術。
《戰國策·齊六》記載：即墨大夫與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為可與為謀，即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裏，帶甲數百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鄄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眾，使收三晉之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鄢郢大夫不欲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如此，齊威可立，秦國可亡。夫舍南麵之稱製，乃西麵而事秦，為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裏之地。齊王不聽即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處之共鬆柏之間，餓而死。先是，齊為之歌曰：“鬆邪！柏邪！住建共者，客耶！”齊王不聽即墨大夫之謀而客死在秦，為天下人笑。
公元前645年，秦晉大戰於龍門山。結果是秦勝晉敗，晉惠公夷吾也作了秦軍的俘虜。
《東周列國誌》講得明白，晉敗的原因雖然是多方麵，晉惠公的剛愎自用，聽不得半點不同意見，卻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