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位我上者燦爛星空，陽明心學在我心中
1872年三月，在中國政壇叱吒了三十年的風雲人物曾國藩去世。一位知他最深的故交送上這樣一幅挽聯：
盡瘁武鄉候，千秋臣節；
望隆新建伯，一代儒宗。
武鄉侯是曾國藩，而新建伯就是曾國藩的精神導師，人稱“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絕頂”的王陽明。
曾國藩生前事事效仿王陽明、追慕王陽明，身後得此蓋棺定論，與偶像並稱，可以含笑九泉矣。
其實，無論在思想的影響上還是事功的建立上，曾國藩都稍遜王陽明一籌。在提到王陽明時，曾國藩隻能發出諸如“明代論學，每尚空談，惟陽明能發為事功。”[1]“陽明之文有光明俊偉之象！”[2]之類高
山仰止的讚歎，根本沒想過能與王陽明相提並論。
不過，我們還是可以兩相比較一下：
政治上，王陽明官至都察院左都禦史，兩廣、湖廣、江西四省總督，曆任南贛巡撫、江西巡撫，生前封新建伯，身後諡文成公；曾國藩官至直隸總督，武英殿大學士，生前封毅勇侯，身後諡文正公。二者不分軒輊，打個平手。
軍事上，王陽明在不費朝廷一兵一餉的前提下，選練民兵，平定了為禍南方四省的大規模叛亂；又在朝廷高層的掣肘下，率領沒有實戰經驗的民兵，僅用35天就擊潰了寧王朱宸濠的數萬精兵，一舉粉碎其蓄謀了幾十年的篡位大計；而南贛剿匪、征廣西思田更是體現了王陽明撫剿並用、文武兼修的軍事思想，將兵家權謀上升到了“此心不動即為術”的化境。
曾國藩最為人稱頌的事功是平定太平天國起義，這場戰爭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屢敗屢戰”，堅持到最後終於勝了。當然，這也和曾國藩的治軍有術密不可分。但縱觀團練的建立、湘軍的發展史不難發現，曾國藩並沒有走出王陽明“十家牌法”“保甲法”以及控製軍隊，使其上下相維、治眾如寡的種種措施，隻是亦步亦趨地借鑒與摹仿。並且，曾國藩替滿清政府屠殺漢人，生前就有爭議。而王陽明雖然也誘殺過池仲容，但總體來看，被他擊敗的對手無不對其心服口服。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曾國藩破的是山中賊，而王陽明破的是心中賊，境界有別，高下立判。
在思想上，曾國藩借宋明理學之道，釀自家之術，亦有成就，但比起王陽明的道術一體、收放自如尚有距離。
王陽明融合儒、釋、道三家之精華，打破僵化的官方意識形態程朱理學的窠臼，獨創以“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為三大命題的陽明心學，信從者上至宰相，下至農夫，流傳之速，蔓延之廣，不僅有明一代無人能匹，縱觀古今中外亦不多見。他的弟子中官居高位者不計其數，入閣拜相者不乏其人（徐階、張居正、趙貞吉等），在各自領域獨領風騷者更是如過江之鯽（徐文長、湯顯祖、徐光啟、李贄等）。在明朝，他從祀孔廟；在近代，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孫中山，五四時的陳獨秀、胡適之無不從陽明心學中吸取人性解放、自尊無畏的思想，建立了不朽的事功。梁啟超認為他“在近代學術界極其偉大，在政治和軍事上亦有很大勳業。”[3]章太炎一針見血地指出“日本維新，王學為其先導。”[4]孫中山更是讚歎道：“心之為用大矣哉！”[5]
誠如章太炎所言，王陽明對日本的明治維新以及快速步入工業化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數之不盡的日本政治家、企業家對他奉若神明。倒幕領袖，“維新三傑”西鄉隆盛、久阪玄瑞、前原一誠，明治開國元勳伊藤博文、高杉晉作，日俄戰爭總指揮、獨裁領袖山縣有朋盡出王門。三菱集團創始人岩崎彌太郎，日本國立銀行創始人、實業巨擘澀澤榮一，早稻田大學創始人、日本首相大隈重信，著名作家三島由紀夫無一不是王陽明的追隨者。可以說，陽明心學對日本的影響遍及各行各業，是全方位、深入人心的。
除此之外，王陽明對毛澤東也影響深遠。據曆史學家王元化研究，毛澤東很早便通讀過《王陽明全集》，並逐字逐句地批注。
早在湖南第一師範念書時，毛澤東就以一篇《心之力》的作文脫穎而出，受到楊昌濟的矚目。作為毛澤東的授業恩師，楊昌濟是王陽明的忠實信徒。在他的指引下，毛澤東對陽明心學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並以一句“名世於今五百年，諸公碌碌皆餘子”[6]來表達對王陽明的敬仰。
直到20年後，毛澤東在戎馬倥傯之餘讀了劉少奇討論人性善惡問題的書信，覺得意猶未盡，還特意補充了一句“王陽明也有一些真理”[7]作為提醒。
毛澤東之所以長於決斷、應變無窮，又能在革命事業的低穀期安時處順，“勝似閑庭信步”，同陽明心學的支撐密不可分。
隨著《蔣介石日記》的重見天日，曆史學家發現蔣介石對王陽明的崇拜更是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且不說台灣的陽明山、陽明大學都是由蔣公命名，便是“中正紀念堂”門前牌匾上的四個大字“大中至正”也語出王陽明《傳習錄》之序言。
據蔣介石自述：“我早年留學日本的時候，不論在火車上、電車上或渡輪上，凡是旅行的時候，總看到許多日本人都在閱讀王陽明的《傳習錄》，許多人讀了之後，就閉目靜坐，似乎是在聚精會神、思索精義。”[8]於是蔣介石跑到書店，抱回一大堆王陽明的著作，“不斷閱讀研究，到了後來，對於這個哲學，真是一種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心領神馳的仰慕……”[9]
1914年至1915年之間，蔣介石研讀王陽明、曾國藩、胡林翼的著作，自稱“研究至再，頗有心得。甚至夢寐之間亦不忘此三集。”[10]
1926年11月17日日記：“車中悶坐，深思看陽明格言。”[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