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哲學思想
毛澤東哲學的產生和發展
卡爾·馬克思曾經說過一句很有名的話：“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也就是說，真正的哲學是適應一定時代鬥爭實踐的需要而產生的。毛澤東哲學也不例外。
毛澤東哲學產生於本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它的產生，既與當時的國際條件分不開，也與當時的國內條件相關聯。
從國際條件看。19世紀末20世紀初，世界曆史進入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國際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也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即由理論準備階段進入了直接實踐的時期。
1917年爆發的偉大的俄國十月革命，在帝國主義陣線最薄弱的環節上，一舉推翻了資產階級的統治，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鬥爭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十月革命的勝利，衝破了帝國主義陣線，開創了無產階級革命的新紀元；打擊了帝國主義的後方，震撼了帝國主義在殖民地、附屬國的統治，開辟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新紀元，促使民族民主革命新高潮的到來。
從國內條件看。中國是世界文明發達最早的國家之一。我們的祖先創造的燦爛的經濟和文化成果，曾經長期在世界上居於統治地位。但在近代，在世界進入資本主義時代以後，卻一步步落在先進國家後麵。從1840年鴉片戰爭起，帝國主義不斷入侵我國，逐步地將封建的獨立的中國社會變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相勾結，變中國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過程，也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過程。從鴉片戰爭開始，中經太平天國運動、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戊戌變法運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前夕，中國人民進行了長達70多年的艱苦鬥爭。但是，由於各種複雜的原因，這些革命都失敗了。在十月革命的鼓舞和推動下，1919年爆發了偉大的五四運動，中國工人階級以自覺的姿態登上了政治舞台，使中國的民主革命發展到一個新的轉折點——開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階段。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的深入發展，迫切要求有自己的革命理論的指導。毛澤東哲學，就是適應這種革命的需要並在這種鬥爭實踐中產生的。
馬克思的好友恩格斯也說過一段極為精辟的話：“每一個時代的哲學作為分工的一個特定的領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驅者傳給它而它便由以出發的特定的思想資料作為前提。”也就是說，任何哲學的產生，是以前人已取得的思想成果作基礎的。後人要創立新的哲學，往往要踏在“前人的肩上”。毛澤東哲學也是這樣。
毛澤東自己曾經說過，由於中國社會進化的落後，中國今日發展著的辯證唯物主義哲學思潮，不是從繼承與改造自己的哲學遺產而來的，而是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而來的。也就是說，毛澤東哲學的直接理論來源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這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是分不開的。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人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理論。當時，隻是一些先進的人們在向西方尋求真理的過程中，了解到馬克思的名字以及馬克思主義的零碎片斷，而且隻是把馬克思主義作為各種社會主義流派中的一種。十月革命後，馬克思主義才在中國得到真正傳播。特別是五四運動後，在中國社會掀起了一個波瀾壯闊的學習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運動。李大釗、陳獨秀、瞿秋白、李達、蔡和森等人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毛澤東哲學雖是從學習馬克思主義而來的，但又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優秀成果分不開。
中華民族具有悠久的文化傳統和哲學傳統，有著無與倫比的豐富思想和文化遺產。中國傳統哲學，雖然含有不少消極、落後、非科學的東西，但也有許多閃耀著樸素唯物論和辯證法光輝的思想成果。這些成果，為毛澤東哲學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料。毛澤東哲學就是在批判地繼承中國傳統哲學優秀成果的基礎上產生和發展起來的。
毛澤東對中國傳統哲學的批判繼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麵：一是用馬克思主義觀點批判、改造中國傳統哲學的某些範疇和觀念，如：“實事求是”等等；二是科學地總結中國傳統哲學中長期爭論不休的重大理論問題，如“知”、“行”關係問題等等；三是批判繼承中國傳統哲學中樸素唯物論和辯證法的精華，如“相反相成”、“一物兩體”等等。
由於毛澤東以馬克思主義觀點批判繼承了中國傳統哲學的優秀成果，這就一方麵使這些古老的東西大發異彩，把中國傳統哲學推向新的發展高峰；另一方麵，使馬克思主義哲學通俗化，使之具有中國氣派和中國作風，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可以肯定地說，不批判繼承中國哲學的優秀成果，不把中國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哲學融合起來，就不可能產生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毛澤東哲學。從這個意義上說，毛澤東哲學是中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產物。
毛澤東，字潤之，1893年12月26日誕生於湖南湘潭韶山衝上屋場一個農民的家裏。由於特殊環境的影響和時代的造就，由於家人的培養、師長的教誨和朋友的砥礪，特別是由於毛澤東個人的積極奮鬥、不懈努力和嚴格律己，使他具有了種種優良的精神特質。這些精神特質，是毛澤東哲學產生和發展的主觀條件。
俗話說，有誌者事竟成。古往今來，凡是成就大事業者，都是具有遠大理想和偉大抱負的人。毛澤東自然也不例外。
還在13歲那年，毛澤東和弟弟毛澤民及另一個親戚家的孩子給祖父拜年。堂叔問道：“你們三個讀書的伢子，長大後都想做什麼？”親戚家的兒子首先答道：“我要做有錢的人。”毛澤民想了想說：“我要做不受欺負的人。”最後，輪到毛澤東，隻見他不慌不忙地說：“我做掀天揭地的人。”小小的年紀竟有如此的胸懷！在座的人聽了，無不感到欽佩和驚訝。
是的，毛澤東從小就是一個很有誌氣的人。讀初小時，就決心以救國救民為自己的崇高責任，為此，還給自己起了一個“子任”的筆名。後來，離家赴長沙求學，臨行時，他曾抄了一首詩送給表兄，表達了他遠大的誌向，詩中道：
孩兒立誌出鄉關，
學不成名誓不還。
埋骨何須桑梓地，
人生無處不青山。
當他讀了《盛世危言》和有關列強瓜分中國的小冊子時，開始意識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產生了憂國憂民和立誌救國救民的思想。五四運動後，他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更堅定了他改造中國與世界的決心，誓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正是在這遠大的理想和抱負的鼓舞和鞭策下，毛澤東才不管在實踐上還是在理論上都為人類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世界觀是一個人對整個世界的根本看法，對於人的思想認識的正確性和深刻性，對於調節人的行為方式具有重要的影響作用。任何人的世界觀，都不是生來就有的，往往要經曆一個形成和轉變的過程。毛澤東的世界觀，在早期，也是不科學的，但是，經過他的努力，到1920年底1921年初，已經確立了科學的世界觀。
1949年5月7日，周恩來在中華全國青年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指出：“毛主席常說，他是從農村中生長出來的孩子，開始也是迷信的。甚至某些思想是落後的。他最不同意晉察冀一個課本描寫他在10歲的時候就反對迷信，說他從小就不信神。他說恰恰相反，他在小時候也是相信神的，而且信得很厲害。當他媽媽生病的時候，他去求神拜佛。”是的，毛澤東早年的世界觀是唯心主義的，並且帶有迷信的色彩。毛澤東的偉大之處，不僅在於敢於承認自己最初的世界觀是複雜的、不科學的，而且在於，他能夠從迷信中覺悟過來，拋棄唯心主義世界觀，盡快完成世界觀由不科學到科學的轉變。
具體地說，毛澤東完成世界觀轉變的過程，經曆了相互銜接而又各具特點的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13年至1918年6月，他的世界觀從客觀唯心主義的“無我論”到主觀唯心主義的“唯我論”，並以二元論為契機，開始向唯物主義轉化；而其基本哲學傾向，則是以“唯我論”形式表現出來的主觀唯心主義；在倫理觀上表現為個人主義；在曆史觀上強調個人的價值。同時，還具有豐富的辯證法思想。其中，變化觀念、抵抗和差別觀念，尤為突出。
第二階段，1918年至1919年，即五四運動前後，開始由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轉變。其標誌是：唯物主義思想原則基本確立，主張踏著人生社會的實際說話；理論聯係實際的基本思想已經形成，強調討論各種理論，應聯係活事件；唯物曆史觀開始萌芽，不僅注意從經濟因素考察人的社會地位的差異，而且高度評價人民群眾的曆史作用。
第三階段，1919年至1921年初，世界觀轉變完成，科學世界觀確立。毛澤東後來回憶這一階段的情況時曾說：“到1920年夏天，我已經在理論上和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且從此我也自認為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毛澤東完成世界觀轉變的標誌是：進一步發展了唯物主義思想原則，更加自覺地把從實際出發當做改造中國的指導方針；強調實踐在社會改造中的意義，認識到實際的行動比理論更為重要；在曆史觀上，確立了階級鬥爭觀點，接受了無產階級專政學說。
青年毛澤東世界觀轉變的完成，即科學世界觀的確立，為毛澤東哲學的產生，奠定了必要的世界觀基礎。
毛澤東具有強烈的求知欲。讀書奮鬥，終生不輟，是他鮮明的個性。毛澤東讀書不是不講究方法的亂讀、瞎讀，而是有其獨特的讀書之道的。
不動筆墨不看書，是毛澤東讀書藝術的一大特點。例如，早年他讀《倫理學原理》一書，在這本僅有10萬多字的書麵上，留下了他1.2萬多字的批注。正是由於這一特點，毛澤東才為我們留下了《毛澤東哲學批注集》等等的珍貴遺產。
博覽群書，精讀益書，是毛澤東讀書的又一個特點。有人研究，毛澤東博覽群書，僅主要涉及到的就有10大領域。可以說，毛澤東是一位博覽群書的巨匠。在這些領域中，毛澤東偏愛的又是馬列著作、哲學、中國曆史等。在馬列著作中，他讀得最多、下功夫最大的，是列寧的著作。列寧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毛澤東在延安時就讀了40遍。
自學與切磋相結合，是毛澤東讀書的第三個特點。毛澤東認為，“學問”兩個字連起來組成一個詞是很有道理的。既要好學，注重自己看書，獨立思考，又要好問，與他人討論、交流。討論、交流的目的，是使大家都取得真知、真理，即所謂“殊趨而同至”。因此，他在利用一切時間獨立自學的同時，總是利用一切機會向他人求教、質凝問難，並努力創造一些共學的條件，如創立哲學學習小組、俄羅斯研究會、星期同樂會、新民學會等等。
毛澤東讀書的第四個特點，是既讀有字之書，也讀無字之書。讀無字之書，就是向社會學習，向實際學習，向群眾學習。為了讀無字之書，毛澤東在學生時代，就多次利用假期，積極地開展遊學活動。參加革命後，就更加自覺地麵向社會，深入實際，注重實踐。由於長期讀無字之書，使毛澤東逐步養成了理論聯係實際的良好學風。這和那些隻讀有字之書、專門從書本上討生活的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毛澤東獨特的為學之道，使他建立了獨特的知識結構。總的說來，毛澤東的知識結構具有如下幾個特點。
一是廣博性與精深性的統一。在毛澤東的知識結構中，一方麵具有豐富的、多學科的知識。如哲學、經濟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學、曆史、邏輯學、美學、宗教學、地理、自然科學等等方麵的知識，都無所不有。從古代的到現代的，從中國的到外國的，從社會的到自然的，可以說，都有所涉獵。由此看來，說毛澤東是通曉古今、學貫中西的大學問家，並不為過。另一方麵，某些方麵的知識，如曆史，特別是中國曆史；哲學，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和中國傳統哲學等，都有精深的造詣。就曆史而言，有人說，對於中國曆史，像毛澤東那樣熟悉的，不僅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內，就是在近代革命家中，都是不多見的。哲學方麵的知識也是如此。總之，在毛澤東知識結構中，廣博性與精深性達到了高度的統一。
二是具有高質量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知識。毛澤東是在經過對各種思想流派和革命學說進行探討、比較之後，才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的。而他一旦認定馬克思主義是唯一能夠救中國的真理，便自覺地信仰馬克思主義，孜孜不倦地學習馬克思主義，千方百計地用馬克思主義的知識豐富自己的頭腦。因此，馬克思主義的知識是其知識結構中基本的也是重要的內容。
應當特別地指出，從數量上說，毛澤東所讀的馬列著作，並不比他同時代的人，如陳獨秀、王明等人多，但是，由於他重視讀無字之書，具有豐富的實際知識和實踐經驗，又善於把理論與實際相聯係，所以，他對馬克思主義的接受、理解和掌握，要比其他人快捷得多，深刻得多，牢固得多，更善於抓住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就是說，在質上，他對馬克思主義知識的把握，比其他人要優越得多。
三是實際知識占有相當的比重。在毛澤東的知識結構中，充滿著大量的理論知識，這是沒有人能否認的，也是同時代人很少能與之比擬的，更使同時代人感到望塵莫及的，是他還具有極為豐富的實際知識。這主要包括兩方麵的內容：一是關於中國國情的知識，也就是關於中國的曆史條件、現實狀況、自然環境、人口數量和密度、科技文化水平、生產力狀況、社會製度諸方麵的因素，以及這些因素間的相互關係的知識。獲得這方麵的知識，與他喜歡讀無字之書、重視國情的了解和研究分不開。二是關於中國革命實踐的知識，包括革命的成功經驗的失敗的教訓。獲得這方麵的知識，與他長期投身革命實踐、飽嚐“甜酸苦辣”緊緊地聯係在一起。
毛澤東的知識結構，相對於中國革命的需要和毛澤東哲學的產生來說，是合理的、優化的。其廣博性，使他開闊了視野，站得高，看得遠，促其深刻理解、係統把握馬克思主義。其對於曆史、哲學、軍事等知識的精深性，不僅能幫助他解決實踐中的具體問題，而且有利於他把馬克思主義哲學通俗化、形象化。其高質量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知識，使他能有效地發揮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作用，並在實踐中正確地堅持它，發展它。其書本知識和實際知識並重，一方麵，由於有書本知識，可以使實際知識帶上條理性、綜合性，上升成為理論，不把局部經驗誤認為即是普遍真理，從而不犯經驗主義的錯誤；另一方麵，由於有實際知識，可以使書本知識向實際方麵發展，不停止在書本上，從而不犯教條主義的錯誤。應當說，毛澤東哲學的產生，是得益於他優化的知識結構的。
當然，毛澤東的知識結構的合理性、優化是相對的。事實上，其中也有某些不足或欠缺。比如：外國文學的作品，除少數名著外，他讀得很少；中國的現實文學作品也讀得不多；至於經濟管理方麵的書，特別是國外有關社會化大生產管理方麵的書讀得更少。他自己曾說過，他注意較多的是製度方麵的問題，生產關係方麵的問題，至於生產力方麵，他的知識很少。對於經濟問題，他是懵懵懂懂，不甚了了。這種狀況，不能不使毛澤東的理論和實踐受到某種程度的限製。毛澤東哲學以及毛澤東整個思想的後來發展出現曲折，不能說與此無關。但是，相對於毛澤東哲學的產生來說，這種缺欠和不足，應當說是無關宏旨的。
毛澤東學識淵博、經驗豐富，但他不是一個人雲亦雲、墨守成規的人，也不是一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人，而是一個洋溢著創造精神的人。
一個人是否具有創造精神，最重要的就是看他是否敢於懷疑，不懼權威，善於思考，勇於批判。毛澤東在學生時期，就表現出獨立思考、反對迷信、絕不盲從的良好習慣和品質。他常對同學們講：我們讀書、看報、上課、聽演講，都要動腦筋想一想，多問幾個“為什麼”。不論古人的話、洋人的話、老師的話、名流學者的話，都必須反複思考，真是對的，才能接受。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比如：在讀《韓昌黎文集》時，凡是他認為道理對的、文字好的地方，就圈圈點點，寫上“此論頗精”、“此話甚合吾意”等批語；相反，他認為道理講得不對、文字不好的地方，就打叉畫杠，寫上“不通”、“此說非是”等眉批。他並不因為韓愈是“唐宋八大家”之首，是一位古文大家和古文運動中的倡導者，就不問青紅皂白，盲目崇拜。一概接受。
毛澤東在完成世界觀轉變、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後，他的創造精神得以進一步發揚光大。這在他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上表現得尤為明顯。他要求人們一定要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本本，但是又強烈反對那種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對於那種把馬克思偶像化、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外國經驗神聖化的教條主義，他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批判。他主張，真正的理論家，應是富有創造精神的人，善於應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從中國的曆史實際和革命實際的研究中，在各方麵作出合乎中國需要的理論性的創造。就毛澤東自身而言，他堅定地信仰馬克思主義、自覺地堅持馬克思主義，但又不受馬克思主義的個別詞句的束縛，勇於發展馬克思主義。他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的指導下，善於提出新的科學理論和觀點。他自己是一個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者，同時也要求人們創造性地對待馬克思主義。這是毛澤東創造精神的集中體現。
1945年5月，劉少奇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指出：“我們的毛澤東同誌，不隻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理論和科學家，他不但敢於率領全黨和全體人民進行翻天覆地的戰鬥，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論上的修養和最大的理論上的勇氣。他在理論上敢於進行大膽的創造，拋棄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某些已經過時的、不適合於中國具體環境的個別原理和個別結論，而代之以適合於中國曆史環境的新原理和新結論，所以他能成功地進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件艱巨的事業。”，這是合乎客觀事實的正確結論，也是對毛澤東哲學產生的主觀條件很好的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