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哲學思想 王守仁心學的影響
說到這裏，我們似乎把王守仁的故事講完了。但是，作為一個曆史人物，還留下一個重要的題目，這就是：應該怎樣評價、認識他和他的思想？
王守仁作為封建時代的思想家，他繼陸九淵之後完成的陸王心學，曾與封建社會後期長期統治思想界的程朱理學形成對立之勢，影響了明代中期以後的思想達100多年之久。他作為繼孔孟之學的儒者，曾熱情地追求“聖人”的理想，不僅用畢生的心血和精力創立“良知”說，並且身體力行地去實踐“良知”，把它作為自己的人生指南。同時王守仁作為明朝時被封建朝廷任用的官吏，又曾不遺餘力地為鞏固封建王朝服務，曾親手鎮壓贛南農民起義和廣西少數民族的造反；他所倡導的良知說其用意也是為了鞏固封建製度，求得封建社會命運的長久不衰。
對於王守仁這樣一個生在複雜時代的複雜多麵的人物，究竟應該怎樣評價？人們曆來認識不同，眾說紛紜。曆史上，推崇他為“超入聖域，粹然大中至正”（《傳習錄上》徐愛語），或曰兼“立功、立言、立德”三者於一身的“聖人”者有之；把他看做明朝亡國的禍首，謂“陽明一出而盡壞天下之學術，壞天下之人心”（張烈《讀史質疑》卷四），說他是聖人的萬世罪人者也不乏人在。到了現代，人們在研究他的思想時，有的讚美他的學說具有平等精神、個性解放的要求，引發了對理學的思想革新運動，有的則指斥其學說鼓吹蒙昧主義，欲“破心中賊”，為反動統治階級服務。
是功是過？這裏無須多作評說，我們隻要繼續沿著他思想的軌跡，看看在他身後其學說的演變和思想的影響，就自然可以經過思考而得出每個人自己的結論。
王守仁晚年有兩位大弟子，一個叫錢德洪，一個叫王畿（汝中），他們經常協助老師教誨新來的弟子，也常在王守仁身邊耳濡目染，聽他講一些最能表達自己思想的透辟的話。嘉靖六年九月，王守仁受命到廣西出征前，錢、王二人之間發生了一次爭辯，內容是如何理解“致良知”說實質，以及王守仁常用來教導學生的四句教言：
王畿舉王守仁的教言，說：先生常說“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的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錢德洪即問：這又怎麼樣呢？王畿接著說：我以為這四句話中有矛盾的地方，恐怕不是一種最終的定說。如果人心本來是無善無惡的，那麼由心所生出的“意念”自然也是無善無惡的，“知”也是無善無惡的知，“物”也是無善無惡的物。故老師的這四句話，很可能是隨機指點的說法，我們不能把它看做不變的定理，應該靠自己去領悟。錢德洪一向是個守規矩的學生，聽了王畿的話，很不以為然。他以為，老師的說法怎麼能隨意更改呢？於是說：我認為這四句話就是老師教人的“定本”，一句話也不能改。我們應該這樣理解，即：人心本來都是無善無惡的，這是天生的“良知”，但人生以後有聞有見，所以“心”被後天習染，自然有了善惡。老師講“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不就是要我們做“為善去惡”的功夫，來恢複“心”的本來麵目嗎？如果隻強調心是“無善無惡”的，那還用得著什麼道德修養的實踐功夫呢？
錢、王二人爭持不下，於是當晚一同去請問王守仁。這時天已夜半時分，王守仁送走了最後一批送行的客人，便移席天泉橋上，在3年前中秋節夜晚師生們曾歡宴歌唱的地方，為二子解難。他先讓兩個弟子各述己見，細細地聽過之後，才說：
我今天將行，正要你們有這一問，我好講破此意。你們兩人的見解，應該互相借鑒、互相補充，才可以成為完整的意見，千萬不可各執一邊。
他說，我曆來教育學生，都有兩種方法。因為學生的資質不同，或教他們修養，或教他們直悟，全是因人而定：“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即是功夫……其次不免有習心在……且教在意念上實落為善去惡。”“汝中之見，是我這裏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見，是我這裏為其次立法的。”（《傳習錄下》）
他囑咐兩個學生說：以後與朋友講學，千萬不可失了我的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的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就依這四句話指點人。但是，他又告誡說，世上所謂“利根”的，絕頂聰明、資質高的人，其實很難遇到。即使是孔子的最得意弟子顏淵，或大理學家程明道（顥）也不敢這樣自封，而都要用切實的修養功夫。所以，一定要在良知上克己去私，做“為善去惡”的實踐功夫，切不可懸空想象，“養成一個虛寂”，“此個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說破”。（同上）
王守仁與錢、王二弟子的這一段故事就是“天泉證道”的故事。天泉證道中所舉的那四句話，就是人們講的“王門四句教”。它點出了“致良知”學說的核心問題，由此，便引起了王門後學無休無止的爭論，並成為後人評價王學的焦點。
“天泉證道”時，王守仁將行廣西，似乎知道與弟子們講學的日子不會太多，所以他是帶著對自己學說的發展，與對陽明學派前途的擔心和不安來講這番話的。一方麵，他恐怕弟子不明白這些年來自己講學的宗旨、自己思想的奧秘，而不得不點出良知的“無善無惡”本質；但同時，又唯恐一下子點透會導致一些圖輕便不用功之人放棄“致良知”的實踐功夫。所以他一再強調“上根”（上智）之人絕無僅有，人人都應該用在“事上磨練”的修養工夫。
王守仁的良苦用心不是沒有理由的。在他身後，他的弟子果然根據各自的理解去發揮陽明學說。王守仁的弟子，依照《明儒學案》的說法，按地域分成七派，它們是；浙中王門、江右王門、南中王門、楚中王門、北方王門、閩粵王門和泰州學派。其中浙中是王守仁的家鄉，江右（江西）是他長期做官講學的地方，還有泰州學派，這三派都是勢力和影響較大的派別。但浙中王門的重要代表王畿，堅持按照心、意、知、物都是無善無惡的“四無”觀點解釋“良知”說，把“良知”看做“無是無非”、“無善無惡”、不學不慮的本來天性；以為“致良知”不用修養、當下現成，這就好像在懸崖上放一件物，隻要撒手，它自會滾落下來，又像是珠走玉盤一樣，毫不費氣力。這樣的“良知現成”說，完全忽略了王守仁“事上磨練”的修養功夫，背離了“良知說”封建道德的宗旨，而流入佛教的“空無”觀點，被稱做“狂禪”。泰州學派王艮雖然沒有脫離儒家的立場，但他的後人背離封建道德更遠，《明儒學案·泰州學案》中說：“泰州之後，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龍蛇，傳至顏山農、何山隱一派，遂複非名教之所能羈絡矣。”在這中間，江右王門雖然堅持王守仁的道德實踐修養說，被認為是王守仁的“正傳”，但他們想糾正王畿等人的偏向，自己在理論上又沒有什麼大的發明，這就使得他們的影響反不及前兩派那樣大。
看了王門弟子的情況，我們不禁問：王守仁的思想為什麼會導致“狂禪”和對封建道德的衝擊，甚至否定呢？這還要從“王門四句教”所包含的意蘊說起。
“四句教”的首句為“無善無惡是心之體”。盡管有些維護王守仁學說的封建道德色彩的人總是否定這句話為王守仁的原話，但以“無善無惡”來規定良知的最終本質，確實是王守仁本人的思想。他這裏講的，是他為學所追求的最終修養目標。如果我們結合王守仁少年時豪邁不羈的性格及他後來講學的狂放精神看，“無善無惡”所提倡的其實是一種追求精神自由的境界。儒家思想雖然講封建道德修養，但它作為哲學也要求人達到一種精神境界。理學中常講“孔顏樂處”，就是要人以孔子和顏回為榜樣追求這種境界。又講“鳶飛魚躍”，鳶，指在長空中飛翔的鷹。“鳶飛魚躍”與我們平常說的“海闊憑魚躍，天空任鳥飛”的話有相近處，就是指人在精神上、心理狀態上能夠自由自在、瀟灑自如，沒有負擔。
關於這個題目王守仁講得最多，他還舉很多例子，用了不少比喻。例如他的學生薛侃在給花鋤草時，曾向他提出這樣的問題說：天地間為什麼“善”這樣難培，“惡”這樣難去？薛侃以花為善，以草為惡，其實是將倫理的善惡問題轉移到與此不相關的花草身上。王守仁回答：這樣的善惡，都是由你心中的好惡所生。天地生花草，與生其它萬物一樣，都沒有善惡之分，你欲觀花，則以花為善，你欲鋤草，就以草為惡了。他由此說明，“無善無惡”本是自然之“理”，“有善有惡”都是人的情緒在作用，隻有做事的時候一切順其自然，保持平靜的情緒，這才能達到“無善無惡”的境界。他這樣講“無善無惡”，是要人解除精神上的各種負擔。所以他又曾這樣舉例說，心體上容不得一點意念滯留，才能讓“良知”更好地發揮作用。例如你的眼睛是明亮的，眼睛裏揉不得一點沙塵。如果眼裏有一粒沙子，就會滿眼混天黑地，什麼也看不見了。退一步講，即使眼裏迷入的不是沙子，而是金粉，會不會就兩樣呢，他說：不，它們揉到眼裏所起的作用是一樣的。
王守仁這樣告誡人們，不僅壞的念頭不要執著，好的念頭也不要太執著。例如養花時，因為草有防礙就去鋤草，偶爾鋤不淨，也不要成為心理負擔。他用這樣的道理講“致良知”，要人凡事順著自己的本心、真心去做，不要強求，即使是道德修養也是順其自然的事。這就是不違背良知的“本體”。
王守仁的思想講到這裏，盡管他沒直接說，卻已經包含了衝破一切外在精神束縛的意思。如果我們問：對聖人的過分迷信是不是違反了人的本心呢？對於儒家經書一味地固守是不是束縛了人的思想呢？對於通常的道德規範隻知道循守而失去了靈活性、變通性是不是也要適得其反呢？他的回答應該是肯定的。王守仁追求內心的自由解脫，把佛教的“無念、無相”，和道家的“清靜無為”的修養方法也融到“致良知”的思想中來，以便為封建道德修養服務。但是他把這種思想強調得過分了，就必然要衝擊封建倫理本身，使人感到一切道德的規定都是多餘的，人隻要遵照自己的本心，按自己的意願行事就可以了。他的弟子王畿就是這樣把王守仁思想引向了佛教，偏離了封建道德修養的大方向。另有一派弟子，與王畿思想相通而又不同，他們中有的人更“危險”，徹底走向對封建道德的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