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的哲學思想 莊子哲學的影響
莊子哲學是中國哲學發展史上一支獨放異彩的奇葩。它從一個側麵反映了東方人所特有的智慧和文明。無論是他深邃而雋永的智慧，抑或是他曠達而任真的品性，都啟示過各個不同時代的思想家，也激勵了一代又一代向往精神自由的知識分子。在中國社會的長期發展過程中，莊子哲學又與老子哲學一起構架成了古代哲學史上深具影響力的道家哲學，從而對中國思想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莊子·天下》篇被認為是中國最早的學術批評史。莊子在該篇中對活躍於先秦哲壇上的諸子百家進行了全麵的評述，從學術史的角度看，一方麵公正批評了各種思想固有的缺陷；另一方麵又對每一種可以汲取利用的思想因素作了充分肯定。在《莊子》一書中，我們可以看到莊子這種博采眾長、兼容並蓄的學術傾向。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莊子對儒家思想進行的批判與汲取的理論工作，為中國思想史中特有的儒道互補文化格局作了大量的理論準備。莊子一方麵借儒家的孔子闡述了大量的道家理論；另一方麵又不斷地用道家思想附會儒家觀念。在《莊子》的外篇中就有許多儒道雙修的人物形象，他們都貫穿了亦儒亦道、儒道相契的思想，以道家的外衣包容了儒學的觀點。
漢魏之際，儒學獨尊的思想格局結束以後，儒道思想得到了進一步的融合。魏晉玄學思想家開始著手建立一種新型的儒道兼蓄的思想，他們都大量借鑒了莊子的理論實踐，將《莊子》、《老子》和《周易》並列為魏晉思想的重要內容，曆史上稱之為“三玄”。
著名的玄學家王弼主要通過注疏《老子》和《周易》建立了一個玄學思想體係，提出“以無為本”的哲學命題，他援引了道家的有無理論，企圖建立能為儒道都接納的宇宙本體思想。稍後的玄學名士阮籍、嵇康開始側重於莊子思想中儒道兼蓄的政治理論，建立起玄學的政治觀，他們針砭時弊，大膽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突出莊子的“遊世”旨趣，以此對抗司馬氏專製集團的殘酷政治，從而也使玄學理論逐漸成為知識分子或仕或隱的思想依據。到了玄學後期，郭象則進一步通過他的《莊子注》而發揮莊子思想，努力調和名教與自然，即儒道之間的衝突和對立，使莊子思想中儒道互補的理論得到了極大的發揮，終於演繹成為時代風尚。這樣既滿足了人們對理論思維水平不斷提高的要求，又符合了一般知識分子對異化的現實政治表現的不同需要和選擇。
此外，玄學在融合老莊與儒學的過程中，由於借鑒了道家的抽象思辯思想，因而能夠在東晉時期佛學盛行的時候，從理論的高度與佛學思想對接，從而奠定了中國曆史上儒、道、釋合流的思想格局，特別是老莊關於宇宙本體的理論構架同佛學思想中的“色空”理論水平相若，很容易為佛教僧人引用附會、使釋、道能夠從同一個思想層麵互相融會。
莊子思想中關於“有”和“無”相互關係的那種饒有趣味的解釋同佛教中的禪學理論旨趣更為接近，他們對世界的體認方式也極為相似。比如禪學中的參禪打坐的修行方法，與莊子所實行的“心齋”、“坐忘”等體道方式，無論從形式上還是從內容上都很接近，他們都主張從“虛”、“靜”的體認中來消除內心的是非成見以及種種世俗觀念的束縛，進入無知無欲的心靈境界。再如道、釋兩家的心物之論也頗相似，例如禪宗所謂的“從見山是山，到見山不是山，再到見山又是山”，同莊子的“以道觀物，物於貴賤”的觀點也是不謀而合。到了隋唐以後，許多知識分子往往會徜徉在道家與佛教之間，表現出亦佛亦道的精神風采。由於禪學與莊子思想十分接近，使得它們能夠由道而禪，融合雙方，表現為一種道釋兼備的莊禪精神。
這裏我們有必要指出，莊子思想並不是宗教，莊禪並稱也不意味著莊子思想具有宗教的性質。明白這一點，我們才能弄清老莊道家思想與道教之間的本質區別。
曆史上，老子和莊子都被道教尊奉為道教的教祖。老子的《道德經》被神化為《道德真經》，成了道教第一經典。老子本人被奉為道教教祖。實際上，道教不同於道家，老子和莊子也不是道教的教祖，《老子》和《莊子》也根本不是什麼道教典籍。
莊子哲學影響最深遠的，莫過於他在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奠定了儒道互補的思想格局，從而孕育了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外儒內道的人格形態。
周代封建禮製的分崩離析，使一大批以軍功和耕耘入仕的新興地主脫穎而出，與他們關係密切的士階層的地位和身份也大大提高，這就突破了原來的氏族性的世襲製度。這種文化環境，使士階層的行為獲得某種相對的獨立性，就是說，他們既可以選擇出仕經世的道路，也可以選擇存誌於山林的隱遁閑居的道路。出仕或隱居為一大批具有政治信念的知識分子提供了遊刃有餘的彈性選擇，他們性格中可以同時具有出世和入世兩種截然不同的品質，從而消解了這兩種極端在他們內心深處所引發的尖銳矛盾。
以儒家為代表的一批知識分子，他們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不斷投身現實以執仁行義。在他們心目中，君子必須為道義而生存，即使餓死也不放棄道義，因此他們並不擔心貧窮，而是憂心道義不能夠遍行天下。他們身上凝聚了強烈的出仕行道精神。然而他們又把政治理想能否實現完全寄托在君王身上，如果君王無意於他們的政治方案，他們則回天乏術，就隻好從積極入世走向遁世隱居這一極端。孔子就說過，不能夠懷道事君，寧可出世隱居。不過，即便如此，他依然是肯定這個世俗社會的，隻是用隱世來緘守自我理想，維護人格的尊嚴，從不放棄可能實現的政治理想。
顯然，這種傳統的仕與隱的觀念並沒有擺脫君臣大義的局限性，仕與隱都表現了強烈的入世主義政治傾向和積極的現實精神。像孔子等人，雖然身隱，卻無法擺脫理想政治因現實的阻隔而引起的心理衝突。他們在無法動搖的君主專製麵前，不得不將出仕與否的問題從思想觀念的層麵轉換到另外一個層麵去對待，這就是要從人格方麵消除這種尖銳對立和衝突的心理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