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過了一段時間，為緩和西安與南京的緊張關係，張學良電請東北元老莫德惠去向蔣陳述情況，進行疏通。莫答應了，但提出請張派一隨行秘書。張當時指派一名叫吳家興（現名吳一凡）的總部第二廳的上尉科員同去。那時吳隻有二十多歲，是個初出茅廬的青年軍官，眾皆驚異，認為他太年輕了。但張學良認為“莫老這個人是一個好人，但就是軟些，遇事優柔寡斷，拿不定主意。而讓這個年輕人去，就是為了遇事時能幫他拿些主義”
但那時見蔣談何容易！他不僅位高權重，門禁森嚴，而且還常常四出督戰，行蹤不定。莫、吳二人為此跑了半個多月，又在杭州等了十多天，才“終於得到蔣的通知，約莫翌日到天竺別墅相見”。關於這次見蔣的情況，吳一凡有如下記載：
在杭州受到國民黨市長周象賢的接待。我們住在西湖的西泠飯店，等候蔣的召見。莫德惠和我利用這些日子，飽覽西湖風景，還由杭州市政府招待到浙江省海寧縣觀覽了一次錢塘潮。在等待召見期間，莫和我幾次提到：“我年老了，血壓又高，實不應承擔這次旅途勞頓的任務，惟念漢卿是先大帥的長公子，不能不挺身而出，以報先大帥的知遇之恩。”談到這裏時，莫總是眼裏閃著淚花，流露出緬懷張作霖真摯感情。
過了十餘日，終於得到蔣的通知，約莫翌日到天竺相見。屆時莫一個人去了，我留在飯店候信。莫早晨去的，下午歸來，見我時麵帶愁容地說：“我和蔣先生講了許多關於張如何忠於委座，以及不得已不搜查陝西省黨部的苦衷，並請委座予以教誨”等語，而蔣則始終不大吭聲，隻是不時‘哼……哼’地頷首點頭，既未表示出憤怒之色，也毫無表示諒解之意。最後隻說了一句：‘張副司令教訓教訓他們也是應該的。’看來，蔣是居心叵測呀！你回去要和漢卿說：要多加小心呀！”
隨後莫和我一同回到上海，他寫了一封信讓我帶交張學良，然後他登車返回天津，我直返西安複命。記得張看了莫的信，並聽我口頭彙報之後，麵部表情很深沉，未說什麼話，就讓我回去休息了。
我執行這次任務，前後曆時月餘，去時正是“西風落葉下長安”，歸來已屈朔風初勁，節序初冬了。改善關係、緩和矛盾的努力，看起來是失敗了。可是陝西的抗日救亡運動卻如火如荼，一浪高過一浪。“九·一八”事變五周年時，西安群眾和西北軍聯合召開紀念大會，人們憤怒聲討日寇侵占東北後的滔天罪行，公開發出“放棄先安內後攘外的政策”的呼聲，並要求張學良認清形勢，擔負起抗日重任。參加會議的群眾甚至還表示：“願以我們數十萬顆肉彈作為抗擊日寇的武器，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會後舉行了大規模的示威遊行，張學良曾接見群眾代表，他熱情稱讚群眾的愛國熱情，同時也表示了他一定要親“率東北軍，披甲還鄉，雪恥報仇”的決心。
可那時，蔣介石的行動卻是與此完全相反的，他在處理完了“兩廣事變”之後，即把注意力轉向西北，在剿共問題上加緊了對張、楊的催逼。
１０月２２日，蔣介石匆匆趕赴西安，進行視察，西安的形勢頓時緊張起來。未來之前，他對於陝北前線平靜，張、楊剿共不力等情況已略有所聞，他之所以在百忙中特地奔赴陝西，其目的也正是為要打破這個局麵，督促張、楊“迷途知返”，迅速投入剿共戰爭。不過，表麵上他卻不動聲色，還特地邀請了張學良、楊虎城、邵力子等陪他登華山，觀名勝，說說笑笑，仿佛此番西行不是負有重大使命，而是專為遊山逛景似的。張學良知道，這是假相，如果你認為老蔣真是來耍的，或者對於剿共他會輕易放鬆，那就錯了。所以，張學良無心觀景，當他陪蔣登上華山北峰，向東遙望時，一種強烈的思鄉之情，使他思緒萬千，倍感傷痛，曾作舊體詩《華山》一首，滿含對故鄉親人深切懷念的激情寫道：
偶來此地竟忘歸，
風景依稀夢欲飛，
回首故鄉心已碎，
河山無恙主人非。
然而，蔣介石的感受卻是與此大相徑庭的，他最關注的，不是民族的危機，國家的興亡，仍然是他的權勢，他的名位，以及那個他始終耿耿於懷的剿共戰事。
果然，正如古人所說的，圖窮匕首現，當走馬觀花的遊覽一結束，蔣介石就立即向張、楊發布了向紅軍進攻的命令。
張學良麵有難色，對此很不讚成。他不願意再打內戰，而一心要走聯共抗日的道路，他不僅在此之前當麵向蔣說過（那時蔣對此當然是聽不進去的），而且在前不久給蔣的一封電報中也痛切陳辭，作了誠懇的規勸。如他在電報中說：“居今日而欲救亡圖存，複興民族，良以為除抗日外，別無他途。比來寇入益深，華北半壁河山，幾全淪陷，而多數民眾鹹感覺忍無可忍，抗日聲浪，漸次彌漫於全國，中樞（有）領導民眾之責，似應利用時機，把握現實，堅民眾之信仰，而謀抗敵之實現。否則民氣不伸，騷動終恐難免。彼時中樞或反處於被動地位，其失策孰甚！良年來擁護統一，服從領袖，人縱有所不諒，我亦矢誌不渝，固為分數當然，情不自己，亦以深仇未複，隱痛日甚，愧對逝者，愧對國人。所日夜隱忍希冀者，惟在舉國一致之抗日耳。”在蔣氏此番來西安後，張學良更進一步向他說明，這還不僅是他個人的看法，而是西北廣大軍民的共同願望和要求，請他三思。不料，蔣卻大發雷霆，聲稱：“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我叫你向東，你就應該向東，我叫你去死，你就得去死。不要問為什麼。至於士氣，關鍵在官不在兵，隻要當官的身先士卒，士兵是決不會後退的；如果當官的貪生怕死，畏縮不前，士兵們也是不會認真作戰的。風吹草動，兵隨將走，這個道理我想你是懂得的，唵，唵！”
蔣介石在接見楊虎城時，因楊也提到“部隊抗日情緒高，剿共士氣低，值得憂慮”的問題，所以蔣介石也向他重申上述主張，楊虎城對委員長的高論雖不敢苟同，但也未同他爭辯。可張學良卻鬥膽進言，講了自己的不同的見解，他說：“風吹草動，兵隨將走，誠哉斯言！但這個將要是良將，並真正是愛國愛民的，還必須得把路看清楚，若是不走正路走邪路，那就糟了。士兵們因為不明真相，也可能暫時會跟他走，但他遲早是會被拋棄的。再說，你有你的理，他們也有他們的理，如他們愛說，日本侵略我們，是要把中國變成他們的殖民地，要把中國的老百姓變為亡國奴和他們的奴隸，這，我們是決不答應的。我們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不，不，你搞錯了，士兵決不會是這樣的！”蔣介石對任何問題常常是先入為主，有它的一套固定不變的論點和模式，而且是不容置疑的，所以，他不等張學良把話說完，就很武斷地說：“關於抗日問題，你們不要聽信謠言，這事政府自然會管的。至於士氣問題，我來解決，我要向王曲軍官訓練團講話，我會說服他們的，唵。”
１０月２７日上午，蔣介石在張、楊二將軍陪同下乘汽車來到西安郊區的王曲軍官訓練團，準備向訓練團軍官講話。
這天，到會的軍官人數比較多，除軍官訓練團全體人員外，還有西北“剿總”和十七路軍總部以及駐西安各部隊團長以上的軍官。據說，委員長有令：任何團以上軍官均不得缺席。
因為人多，沒有那麼大的禮堂可以容納，會場就臨時設在訓練團駐地廟內戲台前的大院子裏。上午十時以前，參加會議的軍官都準時進入會場，專候“委座”光臨了。
大約十點鍾左右，在嚴密警戒的王曲軍官訓練團駐地門外傳來一陣汽車的馬達聲，蔣介石的車隊到達軍訓團門口了。
這時，早有一批軍官上前迎接。蔣介石下了汽車，即由張、楊二將軍陪同，緩步進入會場。頓時，軍樂高奏，全體立正；也有一些稀稀拉拉的掌聲。蔣介石揚了揚手，算是答禮，可麵孔卻一直是板著的，不說也不笑，更顯得盛氣淩人，不可一世。然而，由於平時對蔣氏的尊容難得一見，所以不管他是怎樣的傲氣十足，人們還是象看什麼稀奇似的，都注意觀看。隻見他身穿軍服，腰懸嶄新的金燦燦的有半截身子那麼長的指揮刀，腳登烏黑發亮的長統皮靴，戴著雪白的手套。但他人並不富態，似乎缺乏一般大人物挺胸腆肚的那種派頭，而是瘦長臉，細高個，走起路來腰板挺得直直的，倒還精神，隻是未免過於嚴肅了，一直繃著臉，麵無表情，冷若冰霜。總之，從出場到離開，沒見他有個好臉色，沒露一絲笑容。
那天，主要是他講話。他獨自站在主席台上，張、楊二將軍都站在台下隊列前麵，其餘軍官站在他們後麵。他講話不轉彎抹角，而是直截了當，並注意聲調的抑揚頓挫，還是很有些煽動性的。他這次講話實際是向中、高級軍官發出的繼續大舉“剿共”的動員令，也是對反對內戰、主張抗日的中、高級軍官所作的露骨的威脅。為了論證他的諸如“攘外必先安內’之類的論調，他大講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也談禮義廉恥、三綱五常，儼然以孔夫子和曾文正公的得意門徒自居。他還引經據典，大談所謂日寇是外敵，共產黨是內患等，叫人好不掃興。總之，那天他喋喋不休地講了很多，很多，可惜收效不佳，因為他說的是鄉音很重的寧波官話，有些是聽懂了，也有些就難免有不知所雲之感，但他最後疾言厲色地所說的一段話，因為講得稍微慢一點，大家還是聽清了，他分明說的是：“我們革命軍人先要明禮義，知廉恥。在家要盡孝，要孝順父母；為國要盡忠，要服從長官。這是我們革命軍人的本分。同時，我們革命軍人還要分清敵人的遠近，事情的緩急。我們最近的敵人是共產黨，為害也最急；日本離我們很遠，為害尚緩。如果遠近不分，緩急不辨，不積極剿共而輕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後倒置，便不是革命。那樣在家是不孝，為國是不忠；不忠不孝，便不能算一個革命軍人。國家有法律、紀律在，對這樣不忠不孝的軍人，是要予以製裁的，是決不寬恕的，這一點，唵，唵，我希望諸位要特別加以注意，萬勿聽信共黨宣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