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人類語言起源的科學思考
提要：語言起源的研究對象不是人類符號係統的起源，而是現代人類語言的起源。化石解剖學的研究表明，人類有聲分節語言的成熟有賴於咽腔成熟。依據分子遺傳學的夏娃理論，現代人類祖先和現代人類語言都具有同源性。人類思維交際符號的演變表現為從原始體態語、手勢語、胚胎語到現代有聲分節語的連續統。3.5萬年前考古記錄中突然出現的藝術表現力和精巧技術，是體質現代人進化為心智現代人的清晰信號。語言的成熟被確定為“人性”出現過程中達到頂點的事件。“人性”就是“語言性”，“人的世界”就是“語言符號的世界”，現代語言造就了現代人類和現代文化。
一、語言起源探索中的“語言”界定
關於語言的起源，現當代的歐美有兩種對立的觀點：一種是突發型模式，認為語言是現代人的獨有特征，語言能力是隨著腦子增大而在晚近迅速出現的一種能力；一種是連續型模式，認為語言隨著人屬的進化而開始，通過作用於各種認識能力的自然選擇而逐步成熟。所謂現代人類或新人，是指我們這些具有意識表現力、藝術想象力和語言交際力的人類，所謂現代語言就是指現代人類所使用的語言。
在語言出現以前，盡管遠古人類使用的交際手段可以看作廣義語言的一部分，但是一旦將這種在動物性感受與交換信息手段基礎之上發展起來的非有聲分節語言與有聲分節語言混為一談，語言起源的討論則含混不清。為了避免把語言的起源和人類符號的起源相混淆，首先有必要對“語言”做出明確的界定。語言具有三個顯著特點：1．語言的人類性。雖然人類符號交際能力產生於和其他動物有著相似點的原始交換手段，但語言是現代人特有的信息交換符號，就其抽象性、孳生性和開放性而言與動物性信息交換方式有著本質區別。所謂“動物的語言”僅是“語言”一詞的泛化。2．語言的有聲性。語言是語音構成的符號係統，用“語言”指稱人類的“非語音符號交際工具”是引申用法。3．語言的分節性。表達一定語義的可分為不同音節的語音，不但與動物嚎叫的連續性發音有著本質區別，而且也與早期人類的連續性發音有著質的區別。隻有首先討論清楚“有聲分節語言的起源”，然後才有可能在“非有聲分節語言”與“有聲分節語言”之間加以連續性溝通，以推測人類思維交際符號的演變連續統。
二、現代語言起源的化石解剖學思考
雖然語言起源於勞動說揭示了語言與社會勞動的依存條件，語言與思維同時起源說揭出了語言與神經思維的交互作用，但是這些思辨性論斷除了誘導人們把語言的誕生時間任意前推以外，還有一個共同的盲點：忽視了語言出現的關鍵條件是發音器官的成熟。化石智人的發音器官是否能夠發出清晰的元音，才是語言誕生的唯一準繩。當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學者將語言起源研究的目光投向探索化石智人發音器官的功能狀態時，就預示著這一研究的由思辨性轉向實證性。
現代人之所以能夠發出清晰的音節和不同的音素，這是由於喉部位置較低，在聲帶之上存在一個較大的音室－－咽腔。除了現代人，所有哺乳動物喉部都位於喉嚨高處，在能呼吸和飲水並舉的同時限製了發音功能。兒童的體質發育史折射了人類的體質進化史。為適應吸奶和呼吸並舉的需要，嬰兒和哺乳動物的喉部位置一樣，但在18個月以後開始下移，14歲時到達成年人的位置。如果能夠確定喉部在人類進化不同階段的高低位置，就可以對這些個體的發音狀況或語言能力做出若幹判斷。雖然發音器官軟組織不可能作為化石保存下來，但是依據頭骨底部哺乳動物平直形而現代人拱形這一差別，解剖學家認為可以利用化石頭骨底部的形狀來模擬發音器官的構造，即依據顱底曲度來推斷人類祖先的發音功能。
美國科學家選擇了生存在距今4.5萬年前的一個成年男子的化石。解剖學家愛德蒙·克裏林（E.Crelin）製作了這位古典尼人的模擬聲道，語言學家菲力普·利伯曼（P.Lieberman）利用計算機測定了通過這一聲道模型可能發出的語音。結果表明，尼人不可能發出清晰的、分節的語音，其中包括像[a][i][u]這樣的元音，其原因在於口腔與喉部直接相連，沒有現代人的咽腔或咽腔過於狹窄，由此推論尼人沒有現代人的這種有聲分節語言。利伯曼認為“尼人文化的普遍水平表明，他們的有限發音能力看來已充分加以利用，因此他們具有某種類型的語言”，而蘇俄學者帕諾烏（E.H.Ланов）卻認為“從尼人的物質和精神文化是那樣複雜多樣這一點來加以判斷，他們的語言應是相當發達的了”。利伯曼的“某種類型的語言”，也許是含混語音伴隨性的手勢語；帕諾烏的“物質和精神文化的複雜多樣性必然有相當發達的語言”，其理由並不充分。語音天然為語言，但語言並非天然是語音，遠古複雜多樣的文化可以借助“非語音符號”來運作。語言的產生並不是需要或想要就可以“脫口而出”，必須有賴於發音器官的成熟。
即使如此，尼人的物質和精神文化的複雜多樣性與聲道的相當原始性，仍然使人們陷入某種困惑和茫然。不得不重新思考：顱底曲度大是否就意味著具有充分發達的語言？傑弗裏·萊普曼（J.Laitman）認為，發現充分彎曲的顱底的最早時間是在距今30－40萬年的遠古智人中，可是依據當時的“文化”狀況，這些智人似乎並不可能具有發達的語言。尼人的顱底曲度甚至不如早幾十萬年前的別的遠古智人，這種進化上的退化似乎是不可能的。雖然人類學家認為更為可能的答案是：尼人的頭骨解剖學結構特征是對寒冷氣候的一種適應，這種適應可能影響了顱底形狀而又不致於明顯降低發音能力，但是這一解釋仍然明顯缺少說服力。
既然尼人的顱底曲度較平直並非意味著他們的退化，那麼是否可以對“顱底曲度與咽腔成熟度的相關性”這一預設提出質疑。根據英國與荷蘭科學家的報告，通過檢查提供平衡感的內耳
機製，發現在10萬年前進化為現代人的祖先才是第一種完全直立步行的靈長類動物。這似乎在提醒：發音器官的成熟－－咽腔與口腔的分離－－與人類祖先的完全直立姿態有關。四肢俯行的動物，口腔勢必直接插入喉部；完全直立的人類，才在口腔與喉部之間的形成了一個彎道。與其說咽腔的形成與顱底曲度具有相關性，不如說與直立程度具有相關性。正是由於直立，才有了喉部與口腔之間的彎道；正是由於有了彎道咽腔，才有了對氣流緩衝的控製能力，語音的分節才成為可能。現代人有50種音素而猿類大約隻有12種，在具有一定數量的音素以後，決定現代語言形成的關鍵並不是音素的多少而是語音的能否分節。隻有語音的分節，才為音素的若幹組合提供了可能。如果顱底曲度與咽腔形成沒有必然相關性而咽腔的成熟度與身體直立度具有相關性，那麼僅僅依據顱底曲度模擬聲道以測定其發音功能推出的結論就不可靠。也許隨著新人化石的不斷發現，不是對尼人化石而是對新人化石進行聲道模擬的連續性序列研究，對現代人發音器官的成熟才可能有明晰的看法。
語言的形成除了發音器官的成熟，還需要相應的神經係統的成熟。美國神經生理學家史密斯（C.Smith）認為，一直到10萬年前，人類祖先的神經生理狀況和別的動物沒有太大差別，那些較為複雜的狩獵活動、地區遷移、社會組織、工具製造和環境控製等，都是由較為簡單的符號性學習、記錄、儲存和革新的神經過程執行的。然後，一係列的前語言在某一方麵的預先適應，與大腦進化到關鍵體積的相一致導致了語言的突然發明。雖然依據顱底曲度模擬尼人聲道以測定其發音功能的結果大可懷疑，但人類學家既然普遍同意在3.5萬年前已經滅絕的尼人不是現代人類的祖先，那麼根據現代人類的完全直立在距今10萬年前和神經生理狀況的突變在距今10萬年時，就可以推斷人類有聲分節語言的出現不會早於這之前。蘭德爾·懷特（R。White）提出，早於10萬年前的人類各種活動的證據顯示了“完全缺乏會被現代人認為語言的東西”。雖然解剖學上的現代人這時已經出現，但是還沒有發明文化涵義的語言，還不是心智上的現代人。直到3.5萬年前，我們的祖先才掌握了現代語言和文化。
三、現代語言起源的分子遺傳學思考
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預見：“如果我們擁有一份完備的人類譜係圖表，那麼人種形成的序列將為全世界所使用的各種不同的語言提供最好的分類”。現代語言的起源和流播，與現代人的起源和遷徙密切相關。依據區域進化論即各地新人單獨起源的多源論，必然推定現代語言的多源論。與之相反，持有換代論或伊甸園論的人類學家認為，現代人源於東非大草原的新人，然後流向全世界。新人起源的單源論也就蘊涵了語言起源的單源論。
區域進化論的證據主要來自古人類化石解剖學的特征，通過古人類化石和當地現代人的解剖學特征的比較而證明二者具有相承關係。必須認識到：1．某地出土的古人化石與當地現代人之間沒有必然聯係。出土古人化石這一事實僅僅表明這一古人曾在這一地區生活，並不能證明就是當地人的祖先。除非具有可靠的連續性材料，否則這一推測就是“結論溢出發現”。2．僅僅依據解剖性狀的相似性並不能證明區域進化。某些性狀既不限於某一區域，要證明某些性狀具有區域連續性的參考點又太少。雖然鏟形門牙在中國人中間占80－90%，在非洲占10%以上，在歐洲占10%以下，但是這畢竟不是隻有東亞人種才具有的唯一特征。倫敦自然博物館的克裏斯托弗·斯特林厄（H.Stringer）指出，在顏麵形狀、顴骨構造和鏟形門牙等方麵的這些性狀並不局限於亞洲北部，所以不能用作區域連續性的證據。3．人類解剖學性狀研究的相似比較法，得出的結論隻具有或然性質，而不具有必然性。
與之相反，遺傳基因的研究為換代論提供了佐證：1．分子生物學發現細胞質中的線粒體也含有遺傳物質DNA；2．現代生殖學也已證明在高等動物的受精過程中，精子中的線粒體DNA是不能夠進入受精卵的，人類細胞的線粒體DNA都是來自母親；3．既然線粒體DNA屬於嚴格的母係遺傳，那麼如果能夠證實現代人類的線粒體DNA是相同的，就可以推斷他們來源於同一個母係。1987年，美國伯克萊加州大學阿蘭·威爾遜（A.Wilson）小組的科學家呂貝卡·卡門（RebeccaL.Cam）等人，選擇了來自非洲、歐洲、中東、亞洲以及幾內亞和澳大利亞土著婦女147人生產嬰兒的胎盤，進行不同種族胎盤的線粒體DNA研究。發現人類線粒體DNA基本相同，平均差異率隻有0.32%左右。由此推定現代各民族居民的線粒體DNA，最終都是一個共同女性祖先的遺傳。迄今為止，接受測試的人數已經達到4000多人，生物學家宣稱沒有發現具有古老來源的不同於現代人的線粒體類型。由此美國生物學家提出現代人源於15－12萬年生活在東非的同一個聚落的共同祖先，在距今大約10萬年之後向全球擴散開來，與各地原有的直立人並不相幹的夏娃理論”支撐這一理論的還有“新人化石·石器文化”的考古學證據。在非洲發現了距今大約10萬年前的新人化石和距今大約9－7萬年新人所建立的晚期舊石器文化。在非歐亞通道的中東地區，發現了距今大約9萬年左右的卡夫塞洞穴新人化石。根據夏娃理論，在夏娃後代遷往各地的過程中，雖然古典尼人和山頂洞人這些晚期智人已在歐亞各地生息繁衍，但是夏娃後代並沒有與當地原人混合交融而是完全取代了他們。否則那些歐亞智人就會將與夏娃人種不同的線粒體DNA遺傳下來，現代人中就會具有不同種類的線粒體DNA。然而研究思路決定了對實驗結果的解釋，為了判斷正確與否，有必要向夏娃理論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