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趣話
精誠所至，金石為開
?金陶是康熙年間著名的琴人，他曾經供奉內廷，不時地給皇帝和王公大臣們鼓琴助興。康熙帝第五次南巡，正值他已告老還鄉，但他給康熙帝進貢了古琴及《禦奏琴譜》，琴譜中有些是歌功頌德的曲子，如《太平奏》、《萬國來朝》。這兩樣東西都得到皇帝的歡心，因而召他進見，讓他彈奏了《太平奏》、《平沙落雁》等曲。皇帝對他當然是有賞賜的，但這並未改變他的境遇，他晚年仍淒苦地隱居在西子湖畔。有一位古琴家名叫王澤山，久仰他的大名，很想跟他學琴，就去拜會金陶，表達了自己的意願，但金陶卻冷漠地拒絕了王澤山，也許是他的心境不好吧！他不肯把自己的技藝傳人。王澤山並不灰心，他在金陶居住地附近找了一間屋，每天偷偷地在門外聆聽金陶彈琴，希冀能夠模仿一、二。有一天，他在金陶門外矗立良久，並沒有聽到琴聲，於是他推開屋門，看見金陶病倒在床上，麵如白紙。王澤山立即為他請來了醫生，並且精心侍奉他，直到他病體康複。王澤山的誠心感動了金陶，金陶終於將自己的全部技藝傳給了王澤山。這就應了中國一句古話：“精誠所至，金石為開。”隻要有了誠心，沒有辦不成的事。
醉琴先生韓畕
?清初的韓畕，字石耕，宛平（今北京大興）人。生於北方，但從小就隨父親輾轉於吳越之間。他善於詩文，很有點才氣，以善彈古琴而聞名江左。
他最擅長彈奏的琴曲是《霹靂引》，有人形容他彈奏這首曲子時“直使山雲怒飛，海水起立。”氣勢之磅薄可想而知。而這往往不是演奏家的技巧高，而是他的才華和胸襟的表達。最有趣的一點是，他彈奏的《霹靂引》是沒有節拍的，大約他把此曲的節拍溶化在樂曲的感情表達之中，而達到了隨著藝術表現的需要而隨心所欲的地步。一次，他遊山陰，“蔡君子莊悅其聲，而惡其無拍。”指的是他彈奏的琴曲《霹靂引》。這位蔡君希望能夠用節拍來規範一下琴曲，於是在韓畕演奏時，常常用手掌打拍子。韓畕於是勃然大怒，推琴而起，大聲說道：“此不足與言也！”覺得完全不值得與蔡君一較短長，韓畕的自負可見一斑。
生性耿介的韓畕，最討厭趨炎附勢一類人，對於達官貴人們，他從來不肯屈膝折腰，更不輕易為他們演奏。有些人把他請到家中，待如上賓，陪著笑臉，也難得聽他彈上一曲。即使肯於彈奏，如有人在聽琴時精神不集中，小有談笑，他就會拂袖而去，再也不肯彈奏。錢塘縣有一名監司（官名），想請他教琴，他對來人說：“可以，但非執弟子禮不可。”監司聽如此說，再也不敢登門求教了。遠近都認為韓畕是矜持自負、桀驁不訓的人。韓畕的作法固然有“過之”的成份，但更主要的是反映出他品質的優秀部分：一方麵是對琴曲藝術的執著的追求——無怪他自詡為“醉琴先生”，另一方麵是對那些不學無術，而又要附庸風雅的達官貴人們的極端藐視。
像韓畕這樣的人，當然不會為封建社會所容，也不可能得到上層的理解，盡管他有傑出的才華，又如何能得到施展呢？因而他一生貧困潦倒，隻能寄住在兄長家裏。一張琴和兩筐詩文是他唯一的財產，而詩文在他貧病交加時已用來燒火做飯、糊牆墊鋪，損失殆盡，他死時隻有四十三歲。
蔣文勳與《二香琴譜》
?清代琴人蔣文勳，號夢庵，吳縣人。在所有的琴家中，他大約是與古琴最有緣份的一位。他從小就喜歡聽琴，十一歲時見有人抱琴路過他家，他直追上去，求人彈給他聽。當然，這樣小的年紀也未必能聽懂。十六歲時，開始學琴，也有一個從不懂到懂的過程。第一次上課，老師給他彈了一首《平沙落雁》，他覺得簡直像彈棉花一樣，聽得直想打瞌睡。後來，他學彈了一首《良宵引》，再聽這首《平沙落雁》，則“迥異前日焉！”覺得很好聽。他於是悟到：“不得其門，登其堂，入其室，未由知其中之無盡寶藏也。”
後來，他又師從韓桂，字古香學琴。這位韓老師譽滿天下，雖已年過六十仍虛懷若穀，不斷地苦學。聽說有好的琴曲，“必虔誠請授。虛心習練若初學者。”當然，練習既熟，定然是“無不青出於藍。”他向韓老師學習自然心得不少。
他的另一位老師是戴長庚，字雪香。這位老師五十歲才開始學琴，但他早已精通律呂之學。由於他的素養高，又是一位很好的評論家，能夠經常為蔣文勳“指摘瑕疵，評賞佳妙”，這些對提高蔣文勳的藝術水平都是重要的。
由於他有機緣得遇這二位良師，因而他的琴藝很快提高，成為遐邇聞名的琴師。
他的兩位老師名字都有“香”字，為紀念二位老師，他把自己編的琴譜取名《二香琴譜》以表示對老師的教導之恩永誌不忘。
“吾國樂界開幕第一人”
?清朝晚年，在中國發生了舉世聞名的“戊戌變法”鼓吹變法維新，學習西方科學文明，興辦新式學堂等。像康有為就上奏朝廷“請廢八股”，要摧毀害人的科舉製度，主張“令鄉皆立小學”“教以文史、算數、輿地、物理、歌樂……。”對於數千年來以八股取士的科舉製來講，不能不說是在敲響喪鍾。變法七君子之一的梁啟超在《飲冰室詩話》中也講：“蓋欲改造國民之品質，則詩歌音樂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今日不從事教育則已，苟從事教育，則唱歌一科，實為學校中萬不可缺者。舉國無一人能譜新樂，實為社會之羞也。”變法雖以失敗告終，但“廢科舉，辦新學”的思想卻在人們的心裏紮下了根。最早認識到音樂在國民教育中的重要性，並付諸實踐，努力普及音樂教育的傑出代表就是沈心工先生，李叔同說他是“吾國樂界開幕第一人”，確實是十分恰當的。
沈心工在音樂教育方麵的傑出貢獻，就是在新式學堂中推廣“樂歌”，後來樂歌在各個學校蔚然成風，人們就稱之為“學堂樂歌”。
沈心工在日本東京留學時就開始研究學校歌曲的編寫與創作。他的著名歌曲《體操——兵操》（又名《男兒第一誌氣高》）就是他在東京時的習作。歌詞是這樣的：
男兒第一誌氣高，年紀不妨小，
哥哥弟弟手相招，來做兵隊操。
兵官拿著指揮刀，小兵放槍炮，
龍旗一麵飄飄，銅鼓咚咚敲。
一操再操日日操，操得身體好，
將來打仗立功勞，男兒誌氣高。
這首歌在當時流傳相當廣泛。
1903年，他歸國後，立即在任教的南洋公學附小開設唱歌課，在這以前學校是沒有這門課的。唱歌課的開設一掃學校中的沉悶空氣，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歡樂氣氛。
因為學生們是頭一次學習唱歌，當然學起來很困難，沈心工就盡量做到表情生動，時不時地加上些表演動作，使學生們易於理解和接受。教授樂理時，也力求引起學生們的興趣，比如簡譜的唱名do、re、mi、fa、sol、la、si，學生們不易記住，他就用上海方言編了一句詩：“獨覽梅花掃臘雪”與七個唱名對照教學生唱，使學生很快學會、記住。要知道，開創的工作是多麼艱難！
1927年他出任江蘇省南彙縣縣長，除了盡職盡責做一個好縣長之外，還常常深入到民眾中去教他自己所編的歌曲。這樣平民化的縣長，在當地是前所未有的。他隻當了125天縣長就辭去了職務，但南彙縣的人民卻沒有忘記他，每年秋天給他送去一盆菊花以表示敬意，沈心工有“年年愧見菊花來”的詩句，表現了他收到菊花後的心情。沈心工的推行樂歌，可以說是不遺餘力的了。
沈心工編寫的樂歌有光緒30年出的《學校唱歌集》三冊，民國元年重新編定《學校唱歌集》六冊，次年又編《民國唱歌集》四集。這些樂歌的內容都是健康向上的，比如學習歐美科學文明，富國強兵抵禦外侮等。代表性的作品有《黃河》、《愛國》、《從軍》、《纏足苦》、《女子體操》、《地球》、《電報》、《賽船》、《竹馬》、《革命軍》等。他編的樂歌，大部分采用現成曲調填詞，如《女子體操》的曲調采用莫紮特的《各種小鳥盡來到》、《纏足苦》采用的是《孟薑女小調》、《采茶歌》用的是《鳳陽歌》曲調，他很注重使歌詞與原有曲調的配合相得益彰。當然這樣的歌曲，與現代的根據詞意創作曲調的作法是不能相比的，但在開創的階段，沈心工先生的作法已屬難能可貴了。沈心工先生創作並推廣樂歌，可以說是在為中國人一雪“舉國無一人能譜新樂”之恥了。
從藝術家到弘一大師
?李叔同是我國近代著名的藝術大師，他精於篆刻、文學、書法、演劇、音樂，他的一生展現出很高、很多方麵的藝術才能，他也是少數幾位最早把西洋音樂文化藝術介紹到中國來的人之一，因而在音樂史上有著不可磨滅的曆史地位。
1906年，他27歲時，在日本的一些中國留學生組織了“春柳劇社”，演出話劇《茶花女》、《黑奴籲天錄》等，在《茶花女》中，他扮演女主角瑪格麗特，在《黑奴籲天錄》中，他扮演愛米麗夫人，他們的演出居然轟動了日本戲劇界。這是中國人首次演出話劇，在此之前沒有先例。歸國後，他主要從事教育事業，主教繪畫與音樂，許多著名的畫家，如劉質平、豐子愷等都是他的學生。同時，他又能創作，如所作《送別》、《悲秋》、《憶兒時》等曲子揚名國內各地。如果說沈心工是用“依曲填詞”的方式創作，那麼李叔同已開始運用西洋技法作曲了，盡管他作的曲現在看起來比較簡單，但那個時候他卻是一個勇敢的開創者。
李叔同活躍在文化藝術界，可以算是一個很知名的人物，時人都把他看成是風流才子式的人物。然而就是他，在三十八歲時跑到浙江的虎跑寺皈依了佛教，法名演音，號弘一，由一個藝術家而變為虔誠的佛門子弟。據說，皈依之後，他的日籍夫人痛哭流涕，到虎跑寺要求見最後一麵，但弘一大師始終緊閉山門沒有見她。
弘一大師，當他活躍在文藝界時，他才華橫溢，充滿熱情與活力；當他皈依佛門時，又是一個心堅如石的真和尚。在他48歲時，當地的政府有“滅佛”之議，李叔同當時在佛學界已是有名的高僧了。他立即下請柬，請來當地政府要員，以短簡示來賓。席間，他婉言微語、潛移默化，然後默坐良久。出席者在席間讀短簡，個個汗流浹背，從此之後，滅佛之議頓息。短簡中究竟講的什麼？為何有如此神奇的魔力？直至今天仍然是一大謎案。弘一大師潛心向佛可見一斑。然而，一個藝術家，也未遭受重大的打擊和挫折，為何棄家從佛，也是眾多研究者頗感興趣的題目。
嚴師如父母
?豐子愷是我國現代有名的畫家，又是文學家和音樂家。他在音樂方麵的作為主要是編寫了許多生動的普及讀物，如《音樂入門》、《李叔同歌曲集》、《兒童唱遊》、《小朋友唱歌》、《幼稚園讀本》等等，許多當時的年輕人，讀到他的書都受益匪淺，有些人還因此走上了音樂之路。
豐子愷在繪畫、文學和音樂方麵取得許多成績，除了得力於他的才能、勤奮而外，也得助於他的兩位老師，一位就是李叔同——弘一大師，另一位就是夏丐尊——一位著名的教育家。
1914年豐子愷告別家鄉，來到浙江省第一師範學校就讀。當時他的音樂、美術老師就是李叔同。豐子愷在《懷李叔同先生》一文中講，李叔同老師“高高的瘦削的上半身穿著整潔的黑布馬褂”，“寬廣得可以走馬的前額，細長的鳳眼，隆正的鼻梁，作威嚴的表情。扁平而闊的嘴唇兩端常有深渦，顯示和愛的表情，這副相貌用‘溫而厲’三個字來描寫，大概差不多了。”這就是豐子愷眼中的李叔同先生。這位李先生是相當嚴厲的，無論對自己還是對學生。他上一個小時的課，要用半天時間作預備，他教鋼琴一定要自己彈得很純熟，然後，給學生示範彈奏後，才讓學生回去練。還琴的時間往往安排在飯後的休息時間裏，使豐子愷不得不養成快吃飯的習慣。在還琴時稍有錯誤，老師即會嚴厲地一瞥，表示通不過，下次還得重新來。所以，為了使老師滿意，學生不得不盡量彈好，課餘時間往往可以聽到琴聲。李叔同老師“從來不罵人，學生犯了過失，他當時不說，過後特地把學生叫到房間裏來，和顏悅色地開導他，所以豐子愷在《為青年說弘一法師》一文中說：“用夏丐尊先生的話來說，他（弘一大師）做教師有人格作背景，好比佛菩薩有‘後光’。所以，他從不威脅學生，而學生見他自生敬畏。……他是實行人格感化的一位大教育家，我敢說自有學校以來，自有教師以來，未有盛於李先生者也。”由於先生治學嚴謹，而人格高尚，學生們都敬他、畏他、愛他，在背後親切地稱讚他為“爸爸式的教育”。
豐子愷的另一位老師是夏丐尊先生，這位先生具有獨特的風格與個性。豐子愷在《悼夏丐尊先生》一文中說：“他看見世間的一切不快、不安、不真、不美、不善的狀態，都要皺眉、歎氣。他不但憂自家，又憂友、憂校、憂店、憂國、憂世。看起來，他真是一位待人真誠心地善良而又多愁善感的人。夏先生有很高的文學素養，也是當時文壇的知名人物。他提倡新文學，堅決反對腐朽的封建八股。他要求學生作文要：“不準講空話，要老實寫。”有學生作文寫：“星夜匍伏奔喪”的句子，夏先生就責問他：“那天晚上你果真是爬去的？”以使學生懂得作文要寫實。夏先生當舍監時，遇到看不順眼的事就大聲嗬斥學生，管束他們的行為，但同學們都能感到其中飽含著善意和愛。假日，學生們出外玩，他都要追在後麵大聲喊：“早些回來，勿可吃酒，銅鈿少用些。”由於他免不了有些婆婆媽媽，又長了個大腦袋，同學們在背後都戲稱他“夏木瓜”，但這完全是出於愛，因為學生們一有什麼要求就說：“同夏木瓜講，這才成功。”有一個學生說：“我寧願被夏木瓜罵一頓，李先生的開導真的吃不消，我真想哭出來。”老師愛學生，學生也愛老師，浙一師的同學紛紛把夏丐尊先生的教育稱為：“媽媽式的教育”。
就是有了如父母的嚴師，才造就了豐子愷、劉質平這樣一些藝術家，為中華文明增添了光彩。而如父如母的嚴師品格，是我們當今很應當繼承與發揚的。
“緣緣堂”的由來
?1926年，在立達學園任職的豐子愷，有了新的住所，即校方在永義裏建造的宿舍。這年的秋天，弘一法師——李叔同先生恰好雲遊至此，師生見麵，親熱之情自不待言。豐子愷提議李先生為他的新寓所命名，李先生思索片刻後說：“你在一些小方紙上寫一自己喜歡而又能互相搭配的字”。豐子愷如命寫好，李先生則將這些紙片團成小球，撒在釋迦牟尼佛像的供桌前。兩次拈鬮，拆開來都是“緣”字，於是李先生為寓所起名為“緣緣堂”，當即李先生還書寫了一幅“緣緣堂”的橫額，豐子愷將它裝裱後掛在寓所中。豐子愷對先生的這幅題匾愛惜備至，遷居到哪裏就帶到哪裏，隨同豐子愷有六、七年之久。1933年，豐子愷在家鄉石門灣建了宅第，這個地方才成了名符其實的“緣緣堂”。如果把“緣”字看成是友誼的象征的話，那麼豐子愷與李叔同的友誼是永不磨滅的。
總統府的秘書
?肖友梅先生被人們稱為“現代專業音樂的奠基人”。他在教育家蔡元培先生的支持下創辦了中國第一個音樂專科學校——上海國立音樂院（後改為名“國立音樂專科學校”），蔡元培任院長，肖友梅任教務主任。從此之後，中國有了獨立的專業音樂教育機構。肖友梅在學校提任樂理、和聲、作曲、音樂史等課程。這麼多的課程，在現在恐怕要有四、五位老師才能教得下來。肖友梅還創作了九十多首歌曲和鋼琴曲，如合唱《春江花月夜》、弦樂四重奏《小夜曲》、鋼琴曲《新霓裳羽衣舞》、歌曲《國恥》、《五·四紀念愛國歌》、《卿雲歌》等。由於他和一些人的努力，從此中國走上了音樂專業化的軌道。
作為教育家的肖友梅先生人格高尚，堪稱後世楷模。
音專開辦階段，學校經費不足，辦學是相當艱難的。肖先生生活十分儉樸，達到了克勤克儉的程度。他上班、下班從來沒有乘坐過小汽車，總是步行或乘坐公共電、汽車。一次，教育部撥了一項專款給他作為購買小汽車用，他把這筆錢全部用來買了鋼琴，解決了學校教學上的燃眉之急。他一向公私分明，從不以職權為自己、為朋友謀私利。青主是肖先生的好朋友，肖先生對青主也很器重。一次，他對青主說：“現在音專教務處缺人，想請你擔任教務處長。”青主慨然允諾，還未到任上之前，黃自先生恰好從美國學成歸國，願和肖先生一起為剛剛起步的音樂事業培養人材。肖先生找黃自先生談了一次話，第二天找到青主說：“黃自先生歸國，我已找他談過了，我覺得他擔任教務處長比你更恰當一些，就讓他當吧！”肖先生就是這樣一個篤實的事業家，從不以個人的感情愛好來代替工作需要。廖輔叔先生（青主的弟弟）住在學校的單人宿舍，冬天十分寒冷，日子很難熬，廖先生因而買了一個電爐作為取暖之用。肖先生知道後，立即把廖輔叔先生找到，對他說：“電是公家的，我們不要隨便用，教職員工應當首先起帶頭作用。”然後，肖先生立即派電工，拆去廖先生房中的插座。雖然看起來肖先生確實有些不顧情麵，但正是這樣的不殉私情，使得肖先生在學校師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大約就是因為肖先生具有這許多崇高的品質，才能成為孫中山先生的好友，能夠稱職地當上總統府的秘書。
肖友梅先生1901年到日本留學，當時他還是一位熱血青年，信仰孫中山先生的民主思想。1906年，他加入了孫先生組織的同盟會。由於他為人正直、善良和孫中山先生又是同鄉，關係十分融洽。為了掩護孫先生從事革命活動，他把自己的住所提供出來，供革命黨人作為秘密會議的地點。孫先生舉行會議時，肖先生常常帶著廖仲愷先生的孩子在屋外玩耍，實際上是在給開會的人放哨，一有動靜即可立即通知他們。在長年的交往中，孫先生覺得肖友梅是一位十分信得過的人，對他很器重。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先生在南京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時，任命肖友梅為總統府秘書，從此他們之間的關係更為密切。孫中山先生還贈給肖友梅一張個人照片，親筆題寫“友梅先生惠存”六個字。肖友梅非常珍惜這張照片，一直擺在自己的書房中。雖然已經從政，雖然與孫先生有著深厚的友誼，但他心中念念不忘的卻是音樂，當他聽說有到歐洲學習音樂的機會，就毅然辭掉了總統府的職務，奔赴德國學音樂。此後，他的一生都奉獻給了音樂文化事業，一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少年中國學會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承前啟後的音樂學家要算王光祈了。王光祈有著一顆赤誠的愛國之心，有著豐富的學識，在國際上有很高的聲譽。他寫的音樂專著大約有17種，音樂論文20篇，翻譯西方音樂論著14種，像《中國音樂史》、《東西樂製之研究》、《東方民族之音樂》等都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日本學者岸邊成雄稱讚他為：“東方研究比較音樂學的第一人。”
王光祈青年時代在政治上是相當激進的。他和當時的一批先進青年接受了西方一些新的思想，如“空想社會主義”、托爾斯泰的“泛勞動主義”等，決心“聯合同輩，殺出一條道路，把這個古老腐朽、呻吟垂絕的、被壓迫、被剝削的國家改變為一個青春年少、獨立富強的國家。”1918年，曾琦、李大釗、周太玄、王光祈等人發起成立了我國“五四”時期引人注目的先進社團“少年中國學會”，王光祈被選為執行部主任。
少年中國學會的宗旨是：“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實學術，發展社會事業，轉移末世風氣。”學會的信條是：“奮鬥、實踐、堅忍、儉樸。”加入學會需要五個人介紹，會員必須具備三項條件：一純潔，二奮鬥，三對本會表示充分同情。思想品行有汙點，對內奸外賊麻木不仁，對學會缺乏熱忱者不得入會。少年中國學會存在了六年多的時間，發展了120名會員，除國內，還在德國、美國、日本、法國、南洋等地建立了分會。毛澤東、惲代英、張聞天、趙世炎、劉仁靜等都由王光祈介紹加入了少年中國學會。少年中國學會確實擁有一批傑出的熱血青年，對於抨擊舊社會，傳播新思想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在這個時期，王光祈的愛國主義思想得到了進一步的激發，在日本武者小路等人的“新村主義”的直接啟發下，他忽發奇想，要在中國建設一個“最美、最樂的自由世界”，這就是在中國建設“工讀互助團”。王光祈設想：工讀互助團先是要有帶菜園子的住所，大約可以住十幾個人，成員每天種菜、讀書、遊戲，還要與周圍農家誠誠懇懇地周旋，開會演說、放留聲機，快快活活地過日子。這個互助團的宗旨是：本互助精神，實行半工半讀，共同生產，共同消費，“強者幫助弱者，智者幫助愚者”，實現“人人做工，人人讀書，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王光祈認為如果按照這種想法推廣開去，那麼“要想改造中國是很容易的。”為了實現他的這個理想，他四處籌募資金，終於在北京建立起神話的世界——“工讀互助團”。在內憂外患災難深重的中國，廣大老百姓還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脫離現實，脫離群眾的世外桃源式的社會怎能存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工讀互助團宣告解體，王光祈這一“空想社會主義”式的試驗當然也就失敗了。盡管失敗了，但它卻是一次勇敢的探索，是對黑暗社會的衝擊，它也反映出了“五四”時期中國知識分子改革社會的強烈願望與熱情。王光祈是一個理想主義式的人物，但也是一位實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