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內---寬恕的造化
闊別多年以後，一名美國戰地記者重新回到越南，造訪它的首都河內。他發現，在經曆了千年烽火以後，這座“詩人的城市”不但依舊保持著浪漫氛圍和悠久傳統，而且已經揮別戰爭陰影，正大步邁向未來。
我曾經兩次到過越南，身份都是“戰地記者”，一次是1972年，一次是1975年。當戰爭結束，一眾記者從西貢離開越南時，很多同行說：“這(越南)其實真是個美麗的地方，等到和平歲月，我要再來這裏看看。”可是我當時卻絲毫沒有這樣的想法，對我而言，早一秒鍾離開越南都是幸福，我畏懼任何有關越南與河內的回憶。
時間到了1997年，我接受了《洛杉磯時報》的委托，到河內成立該報社在中南半島和平時期的新聞辦事處。出發前，我安慰自己，這是因為工作的原因使我重返河內，那一瞬間，這個傳奇城市在我腦海中是一片空白。
我在這座城市一幢比較現代化的建築的9樓租用了一個辦公室。開始工作的第一天，窗外，沒有寫字樓周圍應有的靜謐和幹淨，而是讓我陌生不已的、屬於河內的特有嘈雜和熱烈。從樓下街道傳來的是麵包小販高聲調的叫賣聲、騎著自行車的報紙小販用喇叭重複當天頭條的叫喊聲音、一群工匠正雕刻一尊快要完工的青銅佛像的敲打聲。
原本，對隨時可能目睹的戰爭傷疤，我已做好了心理準備，但是聽到這些聲音的時候，我願意說服自己相信：河內，東南亞最古老的都市之一，並沒有被戰爭擊垮，而是把戰爭的傷痕謙卑地隱藏在內心。我看到的是一個充滿活力和樂觀的城市，帶著美麗的標誌——有十幾個湖泊、寬廣的林蔭大道和法國殖民時期留下來的琥珀色的洋房。
超過千年的戰爭、貧困和殖民統治使河內變得謙卑，現在終於有機會重新煥發生機，而這生機是越南政府在20年前決定對外開放的政策帶來的。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越南政府決定效仿中國的成功政策，打開國門，對西方世界，包括曾經是敵人的美國敞開國門。具體的措施包括開放越南的旅遊市場、吸引外資、允許國外私人企業在越南開設公司和辦事處。然而，和很多實施開放政策的東南亞城市在發展的巨輪中失去自我不同，越南始終保持自己的風格，沒有淪為單純的發達國家的廉價加工中心。
十年，時間變成一絲纖細的線，
當紫色花朵再次綻放，
牆上徒有滿壁青苔，
河內的十年，
我所收集的，
是自己的歡樂和憂愁。
以上詩句的作者是越南的前衛詩人之一，他的名字是毛那度(音)。越南戰爭期間，他曾是一名北越士兵。那時他經常在戰壕裏借著微弱的燭光寫詩，而使用的紙是在戰場上撿來的，美軍士兵丟棄的煙盒。戰爭之後的一係列政治迫害把毛那度多次投進監獄，就是在監獄裏，他也天天趴著，用小棍子在泥地上寫詩。
大多數河內人的居住條件很一般，通常空間狹小，這家人沒有餐桌，吃飯要在門口的小空地上將就
見到毛那度，是在他的辦公室。他給我衝了一杯綠茶，茶幾上放著的是一本在美國出版的，越南戰爭中美國和越南士兵的戰地詩集，裏麵也收錄了他的作品。詩集是用英文出版的，而毛那度顯然知道一點英文，書頁裏經常能看到他標注的越南語的解釋。身為戰地記者的我可不明白越南幾千年的詩歌史，因此我的開場白是一個最簡單的問題：“為什麼所有越南的詩人都生活在河內？”(河內又被稱為詩人的城市)
毛那度的答案很有點玄妙：“這個很難解釋，我想可能是因為這個城市能夠滋養詩人的靈魂。這裏有一種你能感覺到的力量，在街道上、在薄霧中、在紅河邊、在幾千年的傳統裏、在與困苦的抗爭中，你都能感受到這種力量。”
毛那度那詩意的解釋或許是有道理的，河內集中了越南所有藝術家和知識分子，有部分的原因來自曆史。越南的發展一直是北部強於南部，在北部，很早就建立了王朝集權統治。早在11世紀，當時的李氏王朝就非常重視文化、藝術的發展。王宮裏居住著大批優秀詩人、文學家、巧手工匠和藝術家，他們受到以國王為首的王族和整個社會的尊重。統治階級對藝術的敬仰給北部形成長期文化積澱。而南部的情況則不同，南部幾千年來一直處於半蠻荒狀態，沒有得到充分開發，直到18世紀的時候，西貢還沒發展成為一個城市，隻是個普通的村子。和當時的河內差距驚人。
揣著毛那度的一本詩集，我離開了他的辦公室。騎著一輛中國製造的自行車，我融進了一條奇特的人流和車流中。街道之擁擠是我生平從未見識過的，人車混雜看似危險叢生卻又井井有條。行人主要是女人，都背著很大的竹籃，裏麵多半是蔬菜，還有可以在集市上販賣的小商品。騎車的全部是男人，而我說的車可不是汽車，而是摩托車和自行車。在越南，摩托車和自行車比汽車多得多。作為最主要的運輸工具，摩托車運送的東西五花八門：有死豬、裝著活狗的籠子，這些都是運到肉販子那裏的；還有鄉村手藝人手工製作的陶器、裝電視機的紙盒子、甚至還有人用摩托車運送席夢思——這是新近開始在越南流行的產品。自行車的運輸功能要遜色很多，不過依然是主要的代步工具。在越南，有一種叫做CYCLO的自行車，那其實是當作出租車用的三輪車，每個CYCLO上可以運送兩個人和部分行李，靠人力拉，和中國舊時的黃包車有點類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