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遠流長的地理學
地理學是研究地球表層的科學。地球表層是人類生存、社會發展的地理環境。因此，地理學也是研究地理環境的科學。地理環境包括人類存在的一切客觀環境，包括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
地理環境的個別成分，如大氣、岩石、生物等，分別是氣象學、地質學、生物學研究的對象。地理學著重研究地球表層自然和社會各因素的空間關係，探索它們相互聯係、相互作用的規律性，探索地球表層的整體和各個區域的形態、結構、功能及其演變的規律性。
地理學是一門既年輕又古老的學科。農業和航海的開發，政治和軍事的需要，推動地理學的成長。
1.古代地理學
地理一詞在我國最早出現於殷商的《周易·係辭》，其中說：“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淮南子》的解釋是：“俯視地理，以製度量，察陵陸、水澤、肥璬、高下之宜，立事生財，以除饑寒之患”。東漢王充的解釋是：“天有日月星辰謂之文，地有山川陵穀謂之理”。唐孔穎達認為:“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條理，故稱理也”。地理一詞，既有地的含意，又有原理、規律的內容，是非常確切的概括。
關於地形的原理，成書於春秋末年的《考工記》指出：“天下之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矣，大川之上，必有塗矣”。對《周易》中“地道變盈而流謙”一句，孔穎達的注釋是：“丘陵川穀之屬，高者漸下，下者益高，是改變盈者，流布謙者也。”
關於環境保護、封山育林，荀子說：“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釜斤不入山林，不滅其生，不絕其長也”。
關於地理環境對社會的影響，《禮記·王製》說：“廣穀大川異製，民生其間異俗”。北魏賈思勰在《齊民要術》中指出：“順天時，量地利，則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蕩而無獲”(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地學史組，1984)。
我國有十分豐富的地理古典文獻。其中，比較重要的有《山海經》、《管子·地員篇》、《水經注》、《禹貢》、《史紀》中的《貨殖列傳》、《漢書》中的《地理誌》等。
《山海經》是戰國後期的作品，分山經、海經、大荒經三部分。其中五藏山經最有價值，把全國山脈分為五個係統，有起始，有走向。在記述水係的同時，記錄了各地的植物和動物。南山經、東山經、中山經記述的動植物有熱帶和亞熱帶特色。西山經記述的動植物有溫帶和幹旱區的特色。北山經記述的動植物有草原和幹旱區的特色。山經記載昆侖山的火山活動，“南望昆侖，其光熊熊”，是我國最早記載火山的實錄。
《管子·地員篇》是我國最古老的地植物學和生態學著作。書中分述平原、丘陵、山地等地形。丘陵分15個亞類。山地分5個亞類。土壤分3等7級90個種，闡述了地形、水文、土壤和植物間的聯係。書中將陸上的水生植物、濕生植物、中生植物和旱生植物按12種描述，反映陸上植物與水環境的關係。地員篇重視人們必須按自然規律辦事的觀點，認為：“地者政之本，辨於土而民可富”。
《水經注》是北魏酈道元(472—527)在前人《水經》基礎上寫成。《水經》相傳係戰國時作品，全文不過1萬字，記述130多條河流。《水經注》達30餘萬字，記述1252條河流，涉及地貌、植物、水文、水利、經濟、民俗。《水經注》引文436種，許多古代著作得以部分流傳。作者對海河、淮河、黃河中下遊考察尤細，文字精練，語言新穎，具有極高的文學價值。目前國內外不少學者研究《水經注》，稱為“酈學”。
《禹貢》成書於戰國時期，是儒家經典《尚書》中的一篇，是我國第一部比較係統的區域地理作品。《禹貢》全文不過1189字，將全國分為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九州，分別描述各州的山、川、湖、泊、土壤、草木、物產、貢品、田賦、交通。《禹貢》對九州土壤作了分類、分級。在列國分治的時代，提出九州一統的觀念，反映華夏統一的政治傾向。
漢代司馬遷所著《史記》中有《貨殖列傳》，包含有豐富的地理知識。《貨殖列傳》把全國分為山東、山西、江西、龍門碣石四個區，對各區的範圍、位置、經濟、物產、生活習慣和二十幾座城池作了描述。從史記起，曆代史書都有食貨誌，記述田製、戶口、賦役、倉庫、漕運、鹽法、雜稅、鐵法、礦冶、會計等經濟和社會狀況。
以地理命名的第一部著作是班固(公元32—92)編的《漢書·地理誌》。全書共有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轉錄《尚書·禹貢》和《周禮·職方》，簡介曆代沿革。第三部分轉錄劉向的《域分》和朱幹的《風俗》。最重要的是第二部分，按平帝元始二年的疆域政區，記載103郡國，1587縣、道、邑、侯國，對每個行政區的戶口、山川、礦藏、物產、經濟、居落、名勝都有描述。《漢書·地理誌》比較係統地反映當時的地理和經濟情況，是我國第一部以政區為主體的地理著作，開創沿革地理的先河。以後24部正史中，15部有地理誌。《漢書·地理誌》還記載了我國與南亞、東南亞國家的海上交通狀況。其中“高奴(今陝西延安)有洧水，可燃”一語，是我國有關石油的最早的記錄。
從晉朝開始，以行政區為對象的地方誌大批湧現。宋朝以後，地方誌遍及全國。據朱士嘉統計，我國共有地方誌7413種。到1976年編《全國地方誌綜錄》，已超過8000種。其中，縣誌占70%。最後一部全國性方誌是大清一統誌，從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起共修訂三次。最後一次以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為下限，又名嘉慶重修一統誌。各省有圖表和總敘，分府、廳、州，共530卷。
《元和郡縣圖誌》是唐末宰相李吉甫(758—814)所撰，是正史地理誌外流傳至今最古的地理誌。全書按唐製分10道，47鎮。每鎮附圖。至宋，圖亡誌存，名為《元和郡縣誌》。清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元和郡縣誌》的評價甚高：“輿記圖經，隋唐誌所著錄者，率散佚無存，其傳於今者，惟此書為最古，其體例亦為最善。後來雖遞相損益，無能出其範圍”。《元和郡縣誌》對後世方誌有很大影響。
北宋樂史(930—1007)以宋初疆域為範圍，引證著作200餘種，編成《太平寰宇記》，共200卷，對農，林、牧、漁、藥材記述較詳。樂史引證的著作大都亡佚不傳。後代編書大量引用《太平寰宇記》。
明末清初我國有兩部與地理學有關的著作。
一是顧炎武(1613—1682)的《天下郡國利病書》，共120卷，引用文獻一千餘種，是研究中國古代曆史、軍事的重要參考文獻。《天下郡國利病書》有曆代州域形勢，分省方輿記要、川瀆、天文分野等部分，分區記述地理形勢、水利、糧額、屯田、設官、邊防、關隘等。
二是顧祖禹(1631—1692)的《讀史方輿紀要》，按明末清初的政區，敘述疆域沿革、名山大川、關隘古跡，是我國沿革地理的大成。該書記載“銅廠在德興城東北三十裏，唐置銅場處”，“用膽水浸銅，宋政和五年，雨水泉溢，所得最多”。解放後根據這一記錄，在江西德興找到銅礦廢礦渣堆和古煉銅區，發現一個大型斑岩銅礦。
我國古代的探險、遊記對地理學貢獻突出。東晉法顯(337—422)的《佛國記》，唐玄奘(596—664)的《大唐西域記》，宋沈括(1031—1059)的《夢溪筆談》是比較重要的佳作。明鄭和在1405—1433年間七次下西洋，隨行人員根據沿途見聞寫成《瀛涯勝攬》、《星槎勝攬》、《西洋番國誌》等書介紹世界地理知識。法顯於58歲之年從長安，經河西走廊，越帕米爾高原到印度、錫蘭，(斯裏蘭卡)經海路返回。法顯在佛國記中備述30餘國的地理、民俗是研究西北和中亞、南亞的曆史地理文獻。玄奘於627年經河西、焉耆、天山南麓、塔什幹、阿富汗，回程沿塔裏木盆地南緣，於648年抵長安，著《大唐西域記》，記述100餘國的地理、物產、商業、宗教、文化，為曆史上塔裏木盆地一帶的變遷留下了寶貴的信息。
明代徐霞客(1586—1641)用30餘年時間，遊曆我國東南半壁，寫成《徐霞客遊記》，具有很高的科學價值和文學價值。書中對喀斯特地貌作了係統研究，提出了把水係中最大和最長的河流為主源的河源規則，確定金沙江是長江正源。對噴泉、地熱、植物生態、動物地理、氣候、物候、社會、經濟等方麵的記載也很詳實。徐霞客擬訂了喀斯特地貌的類型和名稱，分析了喀斯特地貌的差異與成因，比歐洲對喀斯特地貌的係統分類研究早200年(任美鍔，1984)。
此外，在我國浩瀚的文獻中含有重要的地理信息。晉代出土的《竹書紀年》中有4000年前的地震記錄。根據8000多種文獻編撰而成的《中國地震資料年表》對我國地震區劃、地震預報、生產力布局有重大參考價值，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高度評價(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地學史組，1984)。
西方地理學發軔於古希臘。公元前9世紀，荷馬史詩中有愛琴海和黑海沿岸的描述。公元前5世紀赫羅多德(公元前484—前425？)跋涉意大利、小亞細亞、巴比倫、黑海北岸，把世界分為歐、亞、利比亞(今非洲)三部分進行描述。他認為研究曆史要用地理觀點。他第一次把亞洲與非洲的界線從尼羅河改到蘇伊士地峽，探索了尼羅河泛濫的成因、堆積的來源，計算了尼羅河三角洲堆積的年代，提出裏海是一個封閉的大湖。亞裏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提出比較係統的自然地理概念，從月蝕時的地球圓形陰影證明地球是圓形體。他提出地球有兩個地極，兩個溫帶和一個熱帶，溫帶最宜於人類居住。他探索河流衝積、潮汐和海侵等自然現象。在西方最早提出地理一詞的是希臘學者埃拉托色尼(約公元前276—前194)。Geo是地球，graphy是描述。合在一起是地球的描述。他畫過一幅世界地圖，首先畫出6條緯線，7條經線。他利用西埃尼(阿斯旺)和亞曆山大兩地的太陽高度角和距離，計算地球的周長是25000英裏，與今計算的誤差不到百分之一。古羅馬斯特拉波(公元前64—公元後20)著十七卷《地理》，對西起西班牙、高盧(今法國)東到波斯、印度作了描述。公元2世紀托勒密(90—168)著《地理學導言》(又譯《地理學指南》)八卷，首創用圓周、球麵等投影法製地圖。在古希臘、羅馬時期，適應商業和航海需要，產生了《航海錄》、《商路圖》、《商業指南》等商業地理萌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