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時期的地圖學
秦、漢統一的社會政治條件，為商旅和交通的發展鋪設了寬闊的大陸，同時也為地圖學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秦朝雖然隻存15年，但在統一的政治形勢下，在頻繁的軍事活動中，需要地理知識，更需要地圖。因此，秦朝有各種地圖。1986年甘肅放馬灘出土的木板地圖便是秦代的軍事地圖。秦朝末年，史書記載，劉邦入鹹陽，蕭何深知地圖的寶貴，於是“獨先入，收秦丞相禦史律令圖書藏之。”蕭何的這一舉動，替劉邦幫了大忙，後來“沛公具知天下厄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眾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漢誌》中曾兩次提到《秦地圖》，這種地圖可能是秦朝的全國性地圖。因為它標有瑯邪郡、代郡這兩個距頗遠的郡地地名。
在《史記·大宛列傳》中，還提到一種“古圖書”，漢武帝依據這幅古地圖把黃河發源的山命名為昆侖。這種古地圖可能也是秦朝的地圖，也可能是傳說中的《山海經圖》，範圍相當廣，包括今新疆部的山脈。
兩漢時期的穩定和經濟繁榮使地理學取得了重要成就。《史記》有經濟地理的內容，《漢書》有地理學的篇章。
1973年，長沙馬五堆漢墓出土的地形圖、駐軍圖、城邑圖，是三幅繪在帛上的西漢地圖，說明當時我國的地圖學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地形圖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以實測為基礎的古地圖。它對山脈的設計繪製技術，比歐洲早1400多年。其中，駐軍圖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彩色帛繪地圖。
漢代全國性的地圖有《輿地圖》。從這種圖上可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除此之外，記有《輿地圖》的文獻還有《史記·三王世家》、《漢書·惟南王傳》、《漢書·江都易王傳》、《後漢書·明德馬皇後紀》、《後漢書·鄧禹傳》等。晉朝虞喜《誌林》說：“輿地圖，漢家所畫，非出遠古也。”
漢代還有《軍陣圖》，馬王堆出土了《駐軍圖》。從《駐軍圖》看，這種圖除繪有山脈、河流、道路、居民點外，主要表現當地軍隊的布防、防區界限、指揮城堡等軍事情況。《軍陣圖》中有為軍事活動服務的《地形圖》，如馬王堆出土的《地形圖》。這是經過測量後畫得很精確的地圖。此外，《漢書·李陵傳》中講的李廣曾帶800名騎兵，深入匈奴1000餘公裏，過居延視地形。
漢代有地方性的《郡圖》，也有邊遠地區的地圖。如建昭四年（公元前35年）春正月，漢元帝劉爽“以誅郅支單於告祠郊廟，赦天下。郡臣上壽置酒，以其圖書示後宮貴人”。這種圖可能是郅支單於那個邊遠地方的地圖。
在地方性地圖中，又有一種《地形圖》，和軍事上用的地形圖可能基本相似，或者說差別不大，隻是服務對象不同而已。如東漢張衡繪製的《地形圖》，有可能是局部地區山川城邑的山水畫式地圖。此外，東漢李恂“持節幽州，宣布恩譯，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
東漢，還有城市局部圖，如四川省成都市和新繁縣東漢墓出土的市井畫像磚就是這類圖。市麵上井是城市的一部分，因此，市進口車比例尺。所繪市井，也不是實指某個城市的確良市井，而是反映漢代一般郡縣中的市井麵貌。繪圖方法采取平麵立麵相結合的方法，道路用平麵表示，建築物和人用立麵表示，它與馬王堆出土的不是一個類型，而市井圖則是風景圖畫式的地圖，作為藝術裝飾品使用。這種地圖，漢以後有較大發展，形成了一個係列。
漢代已經設有專掌圖籍秘書的官吏叫禦史中丞。從班固《東都賦》“天子受四海之圖籍”來看，漢代可能已經有了由郡國奏進地圖的製度。
總之，秦漢時期的地圖學比春秋戰國時期又有了發展，隻是由於保存下來的地圖不多，文獻記載又很簡略，使後人無法看清它的全貌。
秦漢時期的方誌著作
中國古代曆史與地理相結合，產生了方誌著作。秦漢時期，由於中央集權製度的確立與發展，特別是郡縣製度的確立與發展，使中央政權迫切需要了解全國各地的地理情況和政治經濟情況。漢武帝時，令郡國將記載當地物產、項賦和道路的資料，隨同報送“計簿”的“計車”上報到太史。西漢成帝時，丞相張禹管理天下財賦，令其屬下朱贛“條記”各地“風俗”，擴大搜輯地方資料的範圍①。在這種製度的促進和影響下，出現了一些全國性的區域誌和早期地方誌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