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地理學發展的原因
任何一種文化的發展都與其所處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環境有著密切的聯係。就清代地理學的發展特點而言，影響其發展、變化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有以下3點。
1.社會形態的變化
在專製主義中央集權的清朝，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政策，對科學（包括地理學）的發展具有極大的影響。在政治策略上，清代統治者曾根據不同時期的社會、政治、經濟形勢，製定有相應的文化政策，直接影響了包括地理學在內的各門科學的發展。
清初，建國伊始，為了穩固統治，起於關外的清統治者，在政治上對漢族文人學士采取了感化懷柔政策，文化上對於先進的中外文化采用了寬容並蓄的態度。如皇太極、順治帝，都極推行尊孔崇儒政策，康熙帝自幼即受到嚴格的儒家教育，他自己說：“朕自五令即知讀書，……及四子之書既已通貫，及讀《尚書》……朕皆反複探索，必心與理會，不使纖毫捍格。”他還下令編寫《性理精義》、《朱子全書》等理學著作，使尊孔崇儒的思想及其它漢文化得以在清初繼續發展。
同時，清初統治者對於明末以來傳入中國的西方科學技術，尤其是天文、數理、地理等知識，也采取客觀態度。如關於曆法的製定、欽天監的管理，就先後任用漢人楊光先、西洋傳教士湯若望等執掌。曆法也是通過比較，最後選定西洋湯若望的《時憲曆》。康熙帝曾拜西洋傳教士南懷仁、張誠、白晉、徐日升、安多等人為師，虛心向他們學習科學技術知識，其認真、虛心的態度，連傳教士們都感歎不已。白晉曾說：“康熙皇帝令人難以置信地深切注意並細心地從事這些研究工作。盡管這些原理中包含著極其複雜的問題，而且我們進講時也不夠注意禮節，但皇上從不感到厭煩”。“他說對於刻苦學習科學知識也從不感到苦惱”。在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十月諭西洋傳教士利類安的聖諭中，也表明了他對西方科學技術的重視，如雲：“爾眾西洋人內，如仍似前次各出己見，亂寄書信者，即係亂法之人，在中國亦無用處，除會技藝人留用外，其餘眾西洋人，務必逐回，斷不姑留。”
正是在這種君主倡導、政治寬鬆的客觀形勢下，清初地理學才呈現出中西交融發展，互補長短，甚至出現了學習西方地理學更新中國傳統地理學的思想。
經過清初近百年的發展，到雍、乾以後，清朝統治者的地位已相當鞏固。清朝在國家政治文化策略上，便開始有了明顯的變化。
首先，從自康熙時即已開始的皇朝禮俗與耶穌會教義禮法的爭論，這時已經公開化。康熙雖對羅馬教義不滿，但在多次詔諭中，仍有袒護教士的傾向，以圖利用他們的科學技術才能，發展國家的政治經濟，豐富人們的文化知識。而到雍正即位後，對於已危及皇權尊嚴的天主教及其傳播者，即采取了嚴厲措施，將傳教士驅逐出中國，不允許他們再在中國活動以傷“風俗”。雍正元年、二年，多次下達諭旨嚴禁天主教活動，雍正七年再次申令查禁，《朱批諭旨》載雍正七年湖南巡撫趙弘思奏疏雲：
一、……大學士馬爾塞等寄信，奉上諭：“近聞西洋之人，外省府縣中，尚有潛藏居住者。本地無賴之人，相互往來，私從其教。恐久之湔染益深，甚有關於風俗。欽此。”臣已嚴飭各屬，晝夜查報，倘有潛住之人。臣當遵旨委官押送澳門安插。
正是在雍正時期這種對西洋傳教士的嚴查禁止情況下，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英國派馬戛爾尼（Lord.Macartney）來華要求通商、通使，遂被清朝以“與天朝體製不合，斷不可行”回絕；嘉慶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英國再次提出要求，仍被依“天朝不寶遠物，凡爾國奇巧之器，亦不視為珍異”而斷然拒絕。這樣，就進一步走上閉關自守的道路，隔斷了中國與外國文化的交流，使清初逐漸發展起來的西方地理學，成了無源之流而漸次枯竭。
在推行閉關政策的同時，清中期，尤其是乾隆時期，對漢人、漢文化也采取了高壓政策。清代對漢人、漢族文化，雖然一直標謗“滿漢合一”、“滿漢一體”。但實際上，無論在官職任用，還是待遇上，都有“右滿而外漢”之別；朝廷大吏雖滿漢兼用，漢人卻任事而品低，滿人則品高而權重，此外對於滿人還有許多特權。總之，滿清統治者對漢人從一開始就采用了懷柔、利用和懲處並用的政策，尤其是對待社會文化的中堅力量——知識分子，一方麵拉籠、利用，另一方麵大興文字獄，限製他們不得危及滿清統治。從清初康熙網絡文人學士開修《古今圖書集成》、《佩文韻府》等大型工具書和類書，同時，又大興莊廷瓏《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等文字獄，到清中期乾隆時，繼承前代之法，實有過之無不及。乾隆時文字之獄層出不窮，懲罰更嚴，告奸亦盛，如禦史曹一士指出當時文網的嚴酷說：
比年以來，小人不知兩朝所以誅殛大憝之故，往往挾睚眥之怨，借影響之詞，攻訐詩書，指摘字句；有司見事生風，多方窮鞫，或致波累師生，株連親故，破家亡命，甚可憫也！
乾隆時也廣羅學士，組織了大型類書《四庫全書》的修纂，以及其它重要著作的纂修（如《清文鑒》、《明史》、《平定準噶爾方略》、《大清會典》等），也多次行諭征集民間藏書。但是，清政府對於這些書籍的處理卻有一係列明確的規定，即對於所有不利清朝統治者的書籍，盡行銷毀。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八月諭令曰：
明季造野史者甚多，其間毀譽任意，傳聞異詞，必有詆觸本朝之語，正當及此一番查辦，盡行銷毀，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風俗，斷不宜置之不辦。……若此次傳諭之後，複有隱諱存留，則是有心藏匿偽妄之書，日後別經發覺，其罪概不能逭，承辦之督撫等亦難辭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