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學理論
清代的地理學理論，主要包括對地理學體係、人地關係，及其它有關地理理論的認識3個方麵。
（一）“地理”的含義與地理學體係概念
地理學（Geography），在西方自古希臘、古羅馬以至於近現代，其基本含義都是指一門學問，一門關於“大地描述”（geo，大地的；graphy，描述）的學問。
而在中國古代則不同。“地理”一詞最早出現於先秦著作《易·係辭》中，其最初的含義正如曹婉如先生和唐錫仁先生所指出的：中國最早所謂的“地理”，在一定程度上是指地球表麵的自然環境而言，更確切地說是指山川、陵陸、水澤等的分布和特點而言。與西方的地理（Geogra-phy）一詞的含義不盡相同。特別是自東漢班固將“地理”作為著作的篇名——《漢書·地理誌》，而使之成為一門學問的名詞術語後，中國古代關於“地理學”的含義，更有了明顯差異。後人對它的解，見仁見智，各不相同。
從《漢書·地理誌》的內容特征及其對以後“正史”地理誌的影響來看，“地理學（誌）”是以記述政區沿革為主，附記山川、物產、風俗等自然地理和人文現象的一種學問。《隋書·經籍誌》在記述有關地理類著作時曾說道：“齊時，陸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說，依其前後遠近編而為部，謂之《地理書》。任昉又增陸澄之書八十四家，謂之《地記》。陳時，顧野王抄撰眾家之言作《輿地誌》。……今任、陸二家所記之內，而又別行者，各錄在其書上，自餘次之於下，以備地理之記焉。”由此可見，南北朝至隋時，是將地理誌、地方誌，都稱為“地理”書和地理學的內容，並在圖書分類上，將之置於史部之內，這種分類法一直沿用到近代。
但是，在宋歐陽修編撰的《新唐書·藝文誌》中，卻出現了一種值得注意的新情況。即在地理類中，除繼續著錄有關地誌著作外，如賈耽的《三代地理誌》、《地理論》、刑禺的《景法朝陵·地理記》、薛常的《地理叢考》等，又在“五行”類中還著錄了一些以“地理”命名的堪輿、風水著作，如所謂《大唐地理經》、《五音地理經》等。宋代這類著作大量出現，如《宋史·藝文誌》五行類著錄的就有《地理三寶經》、《地理正經》、《地理口訣》等22種以“地理”命名的堪輿著作。這種情況直至清代依然如此，如在《四庫全書》的分類上，史部地理類收入有關地理誌、沿革誌、方誌等地理著作，而在子部五行等類收入堪輿風水等“地理”著作。
唐杜佑曾說：言地理者應包括“辯區域，征因革，知要害，察風土”。比較正確的指出了中國古代地理學的二重性內容。因此，可以說在中國古代地理學具有二重意義：一是作為官方正統的地理學概念。其側重於疆域、政區的各種地理、人文沿革等事項的記述。其代表著作形式就是所謂正史中的地理誌、一統誌、沿革誌、地方誌等；二是作為民間方術的地理學概念。即所謂堪輿風水學，其側重於局部地區微觀地形、地理情況的研究，帶有相當的迷信色彩。
清代，中國地理學這種二重性仍然表現突出。如《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等都著錄了大量方誌、地誌、沿革，以及堪輿等方麵的著作，尤其是紀昀在撰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時，不僅對有關地方誌、地理誌、沿革誌、遊記等史部地理類的地理著作進行考證、評價，而且對許多堪輿風水著作，也作有提要，對作者、成書年代等問題做過考證與質疑，其中包括有《天機素書》、《地理玉函纂要》、《九星穴法》、《玉尺經》、《地理大全》、《地理總括》、《堪輿類纂人天共寶》、《山法全書》等堪輿著作。
因此，清代的地理學有其獨特的內容體係和範疇，而就清代傳統觀點來看，地理學仍以官方傳統的方誌、地理誌、沿革誌等內容為主。以《古今圖書集成》等叢書的著錄為例，可以看出當時地理學所涉及的範圍和內容體係，主要是對全國各行政區域的沿革現狀（職方典），以及全國山川等地理實體、邊疆和世界地理（邊裔典）的記述。而就其著作形式來看，則如《四庫全書》所分，地理學包括以下幾方麵：總誌、都會郡縣誌、河渠、邊防、山川、雜記、遊記、外紀，以及包含大量地理內容的相宅墓書等。即地理學可概括為：
總誌、方誌、河渠水利、山川、名勝古跡、遊記、邊疆域外（邊防·外紀）、堪輿、其它（雜記，包括各地物產、風土等著作類型）、計9種著作形式。、如果根據清末民初王重民先生《清代文集篇目索引》中地理類的劃分，則地理學包括以下方麵：
通論、總誌、方誌（古地理、地方沿革、民族等）、河渠水利、山川、遊記、古跡名勝、外紀邊防其中，每類都有大量關於各地理要素（都邑、山川湖海等）沿革的“考釋”論著。
根據清代地理著作的實際情況，以及人們對地理學的傳統觀念分類，筆者認為清代對於地理學體係的概念，從著作形式上可以歸納為：總誌（以全國地理情況為記述對象）、方誌（包括邊疆域外地理著作）、沿革地理著作、山川水利著作、遊記、堪輿等著作，即將有關以上各方麵的研究、著述都歸之於地理學的範疇，使之具有濃厚的、中國傳統的、以沿革地理為主要內容的學科特征。其中，沿革地理方麵內容類乎於近代行政區劃地理學；方誌類乎區域地理學；方誌與遊記，又近於人文地理學；而山川水利及堪輿則近於自然地理學。
在各分支學科發展中，清代尤以方誌、沿革地理、堪輿等方麵比較發達，在論著和理論方麵的建樹也較多。
（二）沿革地理學理論
沿革地理學在清代得到很大發展，以至於有人將政區沿革作為地理學的主要基本內容。如說：
地理之學，經史鈐鍵，誌乘為地理專書，其要尤在郡縣沿革。蓋秦漢迄今，分並增省，名同實異最為糾紛。戴震尚謂：地誌沿革不明，則山川人物無一不誤。洵知言也。鄭樵譏班氏地理不主山川，而主郡國。謂：九州有時而移，山川千古不易，不知《禹貢》九州大界，可以山川定之，郡縣壤地分割，山川在其境者大率卑小無名，本不足以定經界之正，況山則今古而號，川更移徙無常，以雲不易，夫豈其然。且班氏自謂推表山川，縣邑之下，頗詳山水，考古者取以互證，自勝鑿空，必謂山川可恃。郡國不可恃者，鄭氏之過論也。今作表，以著相承之，緒而博采史誌及專家之書於後。
在乾嘉年間沿革地理學得到迅速發展，而且成績斐然。在一般記述方麵，有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胡謂的《禹貢錐指》、清《一統誌》等；專題水道著作方麵，有黃宗羲的《今水經》、齊召南的《水道提綱》、徐鬆的《西域水道記》、傅澤洪等的《行水金鑒》和黎世序等的《續行水金鑒》等；在沿革地理表方麵，有陳芳績的《曆代地理沿革表》、楊丕複的《曆代輿地沿革表》、段長基的《曆代疆域表》、《曆代沿革表》等；在曆史沿革地圖方麵，自胡謂《禹貢錐指》中的沿革地理附圖，至清末一直皆有製作，其中尤以李兆洛的《曆代地理沿革圖》、楊守敬的《曆代輿地圖》等著名。
在沿革地理學理論方麵，清代除繼承古代傳統著作體係方式外，主要表現在：經過清初顧炎武等人的工作，特別是乾嘉考據學方法的借鑒，使沿革地理學形成了一套比較科學的方法。這就是：以比較、分析、歸納的邏輯方法為主，講求嚴謹認真，實事求是的研究。即以史料、實證為主，結合邏輯分析等科學方法，進行地名、政區沿革、古代地理著作校釋等沿革地理研究工作。在研究程序上，如顧炎武所說：考證研究，首先要搜尋有關資料證據，“事無證”，再“求之跡，跡有不明，當度之理。”
在具體研究上，無論是進行考證、注釋，還是輯佚，都強調要廣泛占據有關考論對象的所有資料。如胡渭在進行《禹貢》研究時，就說自己在資料方麵，“諸家《書》解及《河渠書》、《地理誌》、《溝洫誌》、《水經注》之外，凡古今載籍之言，無論經史子集，苟有當於《禹貢》，必備錄之。”顧炎武從27歲起即廣泛收集二十一史、一統誌與各省、府、州、縣誌書及文集、奏章中的資料，為其《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誌》等地理著作準備資料。而顧祖禹也是：“思欲遠追《禹貢》、《職方》之紀，近考《春秋》曆代之文，旁及裨官野乘之說，參訂百家之誌，續昭代之書，垂之後代，俾覽者有所考鏡。”
其次，進行資料的分析、比較、檢驗，以確定所論釋資料的價值。清代學者大都比較尊崇古代經典文獻的資料價值，如顧炎武說：“凡考地理，當以《水經》、《皇覽》、《郡國誌》等書為據。”其著《山東肇域記》所援引的史料，都以經典著作和“正史”資料為主，很少使用地方資料。據統計，該書引用書籍文獻80餘種，引文700餘條，其中出自《尚書》、《春秋》三傳、《國語》、《戰國策》及先秦諸子者，凡280餘條（內《春秋》、《左傳》占近200條）；出自《史記》、《漢書》等二十一史者，共300餘條（內前四史約200餘條）；《水經》、《水經注》80餘條；各類典章製度、政書、總誌、方誌、碑刻、文集、遊記60餘條。而其中元、明方誌資料則不滿20條，即使引用方誌，也往往證之於正史。
再次，在論證方法上，還依據論據資料的價值，以及對論題的直接或間接等關係，運用本證、旁證、推論等不同手段進行考訂或證明。所謂本證，即指校釋之書本身不同章節資料的相互說明；旁證則是采用其它著作的資料。如顧炎武在講到他的治學方法時說：“列本證旁證二條，本證者恃自相證也，旁證者采之他書。二者俱無，則宛轉以審其音，參伍以偕其韻……。”又說：“炎武潛心有年，既得《廣韻》之書，乃始發悟於中，而旁通其說，於是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據古經以正沈氏唐人之失。”
然而，在具體對待史料的分析、評判和研究方法運用上，也有不同的觀點。如顧祖禹就自稱他所撰的《讀史方輿紀要》在史料運用上，是“以史為主，以誌證之；形勢為主，以理通之。”戴震則在沿革地理研究中強調了水係的作用。段玉裁在《戴東原先生年譜》中，對戴震的研究方法有詳細敘述，其雲：
國朝之言地理者……而先生乃至其上。蓋從來以郡國為主而求其山川，先生以山川為主而求其郡縣。……然則，先生之《水地記》固將合天下之山為一山，合天下之川為一川，而自《尚書》、《周官》、《周禮》、《春秋》之地名，以及我國曆代史誌建置沿革之紛錯，無不以山川之左右曲折安置妥貼，至跡而不亂。
以上不難看出，清代學者在沿革地理的研究方法、著作等方麵，已形成了比較明確的理論觀點。
（三）方誌學理論
方誌作為中國古代地理學的一項重要內容，在清代得到了巨大發展。無論從誌書的編撰數量，還是從方誌編纂的理論、方法上，都達到中國古代方誌著作鼎盛時期。
關於方誌理論的闡述，清初顧炎武、方苞等就有論述，到乾隆大修方誌時，有關修誌的理論方法更受重視，並逐形成了所謂考據地理派和方誌史誌派兩大學術派別。
1.清初顧炎武、方苞等修誌原則
清初顧炎武在編寫《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誌》等著作基礎上，曾對方誌修纂方法、原則有所論述，他在《營平二州史事序》中曾說到：“昔神廟之初，邊陲無事，大帥（指戚繼光）得以治兵之暇，留意圖籍。而福（指福建）之士人郭選卿在戚大將軍幕府，網羅天下書誌略備；又自行曆薊北諸邊營壘；又遣卒至塞外，窮濡源，視舊大寧遺址還報，與書不合，則再複按，必得實乃止，作《燕史》百三十卷。文雖晦澀，而一方之故，頗稱明悉。”後人將他的修誌要點概括為5點：（1）修誌的人要有一定的學識；（2）要網羅天下誌書作參考；(3)要深入現場進行調查研究，反複勘對，必修行其實而後止；（4）要有充裕的時間；(5)文字要通俗易懂。入現場進行調查研究，反複勘對，必修
康熙初年任保和殿大學士的衛國祚，提出了修誌的“三長”理論。他在《曲沃縣誌》序言中說道：
嚐聞作史有三長。曰：才、學、識。修誌亦有三長。曰：正、虛、公。這裏的“正”，是指修誌者必須剛正不阿，不曲從權貴；“虛”是指修誌者要虛己受人，廣泛接受意見；“公”是指修誌者要主持公道，不為個人主觀意見相左右，客觀反映事物真象。
雍正時，方苞在《與一統誌館諸翰林書》中，闡明了修誌的許多原則，主要包括：（1）體例必須統一；（2）由博返約，提倡簡明扼要；(3)強調資料的可靠性。多原則，主要包括：（1）體例必須
2.戴震等考據地理派修誌理論
在清代文化高壓政策下，一批學者深受摧殘，使當時文化界隻有走向考古探微的曆史研究之中，從事與現實相去甚遠的詞章考據、名物訓詁工作，形成所謂考據學派。其中一批學者則側重於考證地理沿革、名物方位，並進行相關誌書評斷、撰述的工作，形成所謂考據地理學派。他們對方誌修撰有自己的理論和原則，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戴震、錢大昕、孫星衍、洪亮吉等人。
他們的主要修誌理論和方法，就是倚重考據學的“崇古薄今”思想和“詮釋故訓，究索名物”的方法，認為地方誌即是地理沿革考證。如戴震所說：“夫誌以考地理，但悉心於地理沿革，則誌事已竟。侈言文獻，豈所謂急務哉。”無論從孫星衍所修《三水縣誌》（今陝西旬邑縣）、《禮泉縣誌》（今陝西禮泉）、《乾隆直隸州誌》（陝西）；洪亮吉修《涇縣誌》（甘肅）、《淳化縣誌》（陝西）、《長武縣誌》（陝西），還是孫、洪合修《澄城縣誌》（陝西）等，都體現了他們“厚古薄今”、重視舊材料、輕視現代材料的原則，甚至認為搜集舊有資料，隻要進行排比，注明出處，搞成資料彙編就可以。如洪亮吉所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