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遠古先秦音樂
我們的祖先和世界上的許多民族一樣，經曆了幾十萬年原始氏族公社的生活。氏族公社分為母係和父係兩個階段。我國地域廣大，各地都發現有遠古人們活動的遺跡，但其曆史發展是不平衡的。各種類型的文化在每個曆史階段存在和延續的時間，有先有後，有長有短，有著錯綜複雜的關係。大致說來屬於較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有距今約六千年左右的長江流域河姆渡文化與黃河流域的裴李崗文化、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馬家窯文化。它們的音樂遺物證明，黃河、長江流域是中華民族音樂文化的最早發祥地。約五千年前，各個氏族部落先後進入氏族社會晚期，音樂文化有了顯著的發展。屬於這個時期的龍山文化、青龍泉三期文化、良渚文化遺址出土的原始樂器皆可為證。
先民們在漫長的原始社會中創造了原始音樂。從現存遠古傳說，可以看出音樂起源於勞動，並與巫術、原始舞蹈、詩歌溶為一體，為勞動實踐和氏族集體的利益服務。我國古書所載“百獸率舞”與“奮五穀”等傳說均說明它們與先民們的祭祀、狩獵、畜牧、耕種生活有關。各個文化遺存地區出土有原始樂器，如陶塤、用禽獸肢骨製成的“骨笛”、陶角、鼉鼓及陶鐸等。
從公元前二十世紀的夏朝起，我國曆史進入奴隸社會。
關於夏文化仍在探索中。夏以後的商（約前17—前11世紀）和西周（約前11世紀—前770年），已是文明燦爛的青銅文化的鼎盛時期。音樂達到了更高的水平，出現了《桑林》、《濩》（hú音戶）、《裓》（jiè音節）、《大武》等樂舞，並有更多的樂器品種出現。此外還產生了多種音階調式，創立了十二律，已經有了絕對音高、半音觀念，對旋宮轉調有了初步的認識，也興辦了一些音樂教育事業。
春秋戰國（前770——前221年）是我國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轉化和封建社會初步形成的時期。當時列國縱橫，戰爭頻繁，幾百個小國逐漸歸並為幾個大國，為我國統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國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礎。這個時期，由於鐵器的使用，各國農業、手工業和商業都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各地區、各民族在經濟文化方麵相互交流、相互影響，也推動了音樂文化的發展。首先在鄭、衛、宋、齊、（今河南、山東）各國，商周舊樂“雅頌”開始失去往昔至高無上的神聖地位，民間新樂“鄭聲”日益受到重視。
《詩經》所載十五國“風”和二“南”、“小雅”，很多都是各地優秀的民歌或貴族的吟唱。城市中的音樂生活也很豐富，產生了不少傑出的民間歌手和器樂演奏家。以編鍾為主的鍾鼓樂隊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南方楚、越、滇等地的音樂文化相當發達。大詩人屈原填詞、楚國女巫祀神時唱的“楚聲”——“九歌”，越國裸體女巫跪唱祭祀的銅雕，滇人祭祀時敲擊的銅鼓、羊角編鍾，似乎使我們看到了南國藝術特有的神韻和豐采。
春秋戰國時期，音樂理論空前活躍。見於曾侯鍾的樂律銘文和《管子·地員篇》、《呂氏春秋·音律》的三分損益法，記述了我國最早的樂律計算方法。音樂美學方麵，儒家孔丘、荀卿、公孫尼重功利、重情理；道家老聘、莊周重藝術、重精神。他們的見解，對日後中國音樂的發展育著極為深遠的影響。
“百獸率舞”與《奮五穀》
先秦典籍《尚書》中記有“擊石撾石，百獸率舞”的傳說故事。大約在幾萬年以前，我們的祖先開始進入以漁獵為生的母係氏族社會。他們在勞動之餘需要抒發和表達生活和勞動中的感受，用藝術的形式再現狩獵時手持武器與野獸搏鬥的情景，於是產生了用於祭祀以狩獵為內容的原始歌舞音樂。所謂“擊石撾石，百獸率舞”，就是遠古人們敲擊著石頭化裝成各種野獸歌舞祭祀的生動寫照。
近年在青海省大通縣上孫寨出上的新石器時代舞蹈紋彩陶盆，其內壁上有五人一列，共三列舞人，環繞盆沿形成圓圈。下麵有四道平行帶紋，代表水麵。盆中盛水以後，這些舞人好像在河邊，擺動著身上裝飾的獸尾，歡快地歌舞。從畫麵來看，舞者神態逼真，作育節奏的跳躍動作。它是我們了解原始社會歌舞的生動的形象資料。
至於敲擊的石頭，最早可能是原始的石製生產工具，後來逐漸演變成祭祀時伴奏歌舞的禮樂器。近年在山西夏縣東下馮夏代文化遺址，發現了至今年代較早的“石磬”。它的斜上方，有一個懸桂用的圓孔，並有長期使用的磨損痕跡，整體打製得非常粗糙，有的棱角還十分銳利，形狀像耕田用的石犁。我們曾將它懸掛起來敲擊，仍能發出清脆嘹亮的聲音。測音結如表明，其音高為#C。
大約從六、七千年前起，在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我們祖先的經濟生活有了較大的改變。他們除狩獵以外，已經開始種植穀物和飼養家畜。社會生活的變化，也在音樂上得到相應的反映。傳說在一個叫做葛天氏的氏族裏，流行著一種集體歌舞。表演時，由三個人手裏拿著牛尾，踏足而歌。殷商時代甲骨文中的“舞”字，像一個人兩手各執一根牛尾在舞蹈，就是表現了當時人們跳舞的形象。
《呂氏春秋》記載，跳這種舞蹈時所唱的歌有《載民》、《玄鳥》、《遂草木》、《奮五穀》、《敬天常》、《達帝功》、《依地德》、《總禽獸之極》等八闋（què音缺）。其中，《奮五穀》是祝願五穀更快地成長；《遂草木》是祈求牧草長得更加茂盛，《總禽獸之極》是希望牲畜繁殖得很多；《敬天常》和《依地德》是頌揚天和地的功德，反映先民們為了耕種的需要，對氣候和土壤的重視；《達帝德》、《載民》、《玄鳥》（燕子）等，則是歌頌祖先與圖騰（氏族的標誌）的。在原始社會，人們對於自然界的許多現象，如生死、風雨、雷電等，都不能理解。為了更好地生存，他們常常在一定的季節舉行種種宗教的儀式，唱歌跳舞，祈求祖先、天地、圖騰保佑他們，希望風調雨順，免除災難，更能夠五穀豐稔，牲畜興旺。這八首歌就是在宗教儀式上唱的。它的內容說明，農耕和畜牧在人們的經濟生活中已占有重要地位。
《奮五穀》等樂舞在音樂上有何特點，由於年代久遠，已難以查考。看來它與原始舞蹈結合緊密，可以推知節奏應是它的基本因素。曲調可能較為簡單樸實，古人記載說原始歌曲“樂而無轉”（《鹽鐵論》），其旋律性不強，是可信的。
治水之歌
《大夏》傳說是我國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的過渡時期產生的著名的歌舞。
大約四千年前，黃河流域洪水為患，農田無法耕種，人民顛沛流寓。傳說當時部落聯盟的首領舜（shún音順）任用鯨（gǔn音滾）來治水。鯨用築堤堵水的辦法，始終不能製服洪水。後來，舜又讓鯀的兒子禹來治水。禹用了十年時間，日夜操勞，不敢稍懈，三過家門而不入，最後終於疏通三江五湖，鑿開龍門，讓洪水通暢地東流入海。洪水平息後，禹又親自拉犁開荒，發展農業生產。人民為了歡慶治水的勝利，歌頌禹的功績，舉行盛大的歌舞祭把活動，人們表演的樂舞，後來就叫做《大夏》。
春秋時期，南方的吳國（今江蘇蘇州一帶）有一個貴族，名叫季劄，非常喜愛音樂。有一次，他充當吳國使臣，到魯國（今山東曲阜一帶）去訪問。他聽說魯國保存了很多西周宮廷中的著名樂舞，就請求參觀學習。魯國很熱情地為他演出了《大夏》、《韶》等古樂和“大雅”、“小雅”、“周南”、“召南”，以及鄭、衛（今河南）、豳（bin音賓）、秦（今陝西）、齊（今山東臨淄）、魏（今山西）、陳（今河南、安徽一帶）等國的民間歌曲“國風”。
據說《大夏》演出時，舞者每八個人站成一行，稱為一“佾”（yì音義）。舞者頭上戴著毛皮帽子，袒露上半身，下身穿著白色短裙。右手持羽毛，左手持樂器“籥”（yuè音月），邊唱邊舞，頗為質樸、粗曠。季劄看後，深深地被它的內容和表演所感動，說：“真美啊！像這樣勤勞而又有道德的人，除了禹，誰能比得上呢？”季劄的話，雖然帶有過分讚譽的成分，但也說明《大夏》的內容確與大禹治水有關。所以商周以來，它一直被奴隸主貴族用來作為祭祀山川的樂舞。
《大夏》已具有一定的藝術性。它共分“九成”（九段），用“籥”伴奏，又稱“夏籥九成”。“籥”像是用數根葦竹製成的管子，周圍用繩子捆紮在一起，管子上端有一個吹孔，可以吹奏發聲。一個籥，可吹出數個不同的樂音。這種樂器，就是後來“蕭”（排蕭）的前身。《大夏》用這種樂器伴奏，比起“擊石拊石”的原始樂舞來，要進步多了。不過，因其樂音較少，推想其曲調可能比較簡單。
除《大夏》以外，這個時期還流傳一首與禹有關的南方民歌。據《呂氏春秋》記載，禹在治水的過程中，遇到一個“塗山氏”氏族的女子。後來禹又到其他地方巡行，那個女子便派人站在塗山（今浙江會嵇）南麓，唱著她所作的“候人兮猗”這首情歌，等待禹的到來。這首歌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一首南方民歌。
這首歌的歌詞，實際上隻有“候人”兩個字，即等待她的情人的意思。它可能反映了父係氏族社會裏，人們的愛情生活。結尾的“兮猗！”兩字，是感歎詞。“兮”，古音讀如“啊”，“猗”與“兮”字音相同。這種結尾形式表明原始歌曲是用婉轉起伏的旋律抒發其強烈的思念之情的。歌詞中詞語的重複，說明旋律性已逐漸成為原始音樂的重要因素。
塤的演變和音階的形成與發展
塤是我國古代一種重要的吹奏樂器。其形狀有管形、橄欖魚形、圓錐形等多種。它們的頂端都有一個吹孔，塤體上有的無按音孔，有的有若幹按音孔。多為陶製品，也有骨製品。
塤的曆史很悠久，目前發現的最古老的塤，是大約六千年前居住在今天浙江杭州灣河姆波遺址的居民使用的橢圓形無音孔陶塤與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遺址發現的兩個陶塤。其中一個無音孔，另一有一音孔者能吹出一個小三度音程：即羽（F）與宮（bA）兩個音。
據近年對新石器時代晚期至殷商時期眾多陶塤的測音結果來看，這些陶塤的絕對音高雖然各不相同，但都可吹出小三度昔程。就是說，都能吹出後來五聲音階中的lado（羽、宮）或misol（角、徵）兩個音，它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一種音階形式。估計當時的樂曲，如《奮五穀》等，可能就是由這少數幾個音組成的。
大約在四、五千年以前，在今天山西萬泉縣荊村和太原市郊義井村，還使用一種二音孔陶塤。這種陶塤能吹出三個音。荊村塤義井塤
其中荊村塤吹出的音，構成一個純五度和小七度音程；義井塤吹出的音，構成一個小三度和純四度音程。就是說，荊村塤能吹出相當於後來G調五聲音階中的635（羽、角、徵）或D調的261（商、羽、宮）三個音。義井塤能吹出相當於G調五聲音階中的612（羽、宮、商）或C調的356（角、徵、羽）三個音。當時人們尚無絕對音高觀念，因此，這兩個塤實際上就是在半坡塤所吹出的小三度音程基礎上，又增加了一個“商”音或“羽”音。它們所構成的兩種三昔列，應是目前已知的最古老的三聲音階。
據目前考古實物證明，塤的進一步發展是在進入奴隸社會以後。近年在甘肅玉門屬於父係氏族社會晚期至奴隸社會早期的火燒溝文化遺址的平民墓葬中，出土了二十多個彩陶塤。其形休呈魚形，魚嘴處是吹孔，塤體上有三個按音孔。測音結果表明，這些塤的絕對音高各不相同，但都能吹出相當於後世五聲音階中的domisolla即宮、角、徵、羽四個骨幹音。有的塤還能吹出fa（清角）。少數塤能吹出羽、宮、商、角四個骨幹音。據此推想，當時可能至少已有上述以宮、羽為調式主音的兩種四聲音階調式。
塤的基本定型，大體在晚商時期。實物有河南輝縣琉璃閣殷墓、河南安陽小屯婦好墓出土三枚一套的陶塤和殷墟1001大墓出土獸麵紋骨塤。三者塤體均呈圓錐形，有五個按音孔。測音結果表明，輝縣塤與婦好塤基音相同，均為a，因此當時可能已有絕對音高的觀念。從輝縣塤的音階結構來看，實際上是在甘肅塤兩種四聲音階的基礎上增添了兩個變化音。如以a為宮，可構成宮、角、徵，羽與清羽及變宮的音階序列；或以e為宮，可構成羽、宮、商、角與清商、清角的音階序列。變化音的出現，說明已存在使用色彩性變音進行變化裝飾或旋宮轉調——改變調高轉換音階調式的可能性。
後世文獻都說“商已前但有五音”，至周代始有“七音”。近年出土的殷王室婦好墓五枚一套的編鐃能奏出相當於後世G調的56145的音階結構，如果聯係起來看，我國五聲音階正式形成，可能不會早於商周之際。
關於七聲音階“七音”的最早記載，見於《左傳》昭公二十年（前632）。如果從商塤已能吹出七聲結構中的某些偏音的事實來看，它的正式形成可能與“五聲”相差不會太遠。目前由於缺乏確證，尚難定論。
隨著七聲音階的出現，牽涉到中國傳統調式研究中經常遇到的新、舊音階與清商音階問題。舊音階“角”、“徵”之間為“變徵”（#fa），半音位置在四度、五度和七度、八度之間；新音階“角”、“徵”之間為“清角”（fa），半音位置在三度、四度和七度、八度之間；清商音階“角”、“徵”之間為清角，半音位置在三度、四度和六度、七度之間。在上述三種七聲結構中，五聲音階的五個正音始終處於核心的地位。這就是子產所說的“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左傳·昭二十五年》）。
從現有測音材料看，輝縣塌雖然還未形成完整的七聲結構，但是清角在火燒溝文化遺址魚形壩已經能吹出的事實，以及清羽在輝縣塤中的存在，說明上述三種七聲結構都是我國具有悠久曆史的音階形式。
從半坡塤產生最早的一個小三度音程到晚商至春秋之際出現完整的五聲音階和七聲音階，其間經曆了三千多年的漫長歲月，可見，人們對於音階的認識是經過長期的探索和實踐的。
巫與商代音樂
巫原是原始社會擁有較多知識、能歌善舞，傳說能交通神人的神秘人物。
商殷的巫，與史、卜、貞等同掌占卜的職務，能替鬼神說話，影響國家的政治與國王的行動。《尚書·洪範篇》就講到商殷的國王有疑難的事情就應該和卿士（高級貴族）、庶民（低級貴族）商量並以巫、史等所進行的“卜筮（shì音事）”定吉凶，“卜筮”的吉凶有決定行動與否的作用。占卜、祭祀時，巫常要唱歌跳舞來配合，所以巫也是商殷精通音樂與舞蹈的人。
商原是居住在黃河下遊的一個以玄鳥（燕子）為圖騰的原始部族。夏末，已進入今河南地區居住，並在湯的領導下滅夏建立商朝。商代在盤庚遷殷前（約前16—前14世紀），尚處於剛進入早期奴隸製的階段，從鄭州二裏崗等早商遺址出上的二音孔或三音孔塤看，這個時期的音樂文化並不特別發達。在祭祀等重大場合，往往由巫主持表演本部族的傳統樂舞《桑林》和讚頌湯代夏立商武功的樂舞《濩》等等。我國古書《左傳》記有一個故事：公元前641年，商王室後裔宋襄公在楚丘為晉侯舉行盛大的宴會，晉侯提出要看宋國祖先的傳統樂舞《桑林》。這個樂舞，據說由用鳥羽化裝成玄鳥的舞師與化裝成先批簡狄的女巫進行表演。由於它描寫了筒狄吞玄鳥卵生商始租契的具體過程，因而使講究禮法的晉侯看了十分害怕，不得不躲到房中去。商代音樂正因為帶有濃厚的原始古風，而顯得那麼粗野離奇，荒誕不經。
商代音樂真正進入文明的盛期，是在定都安陽以後（前13—前11世紀）。出土於安陽殷墟王室墓葬的成組飾有猙獰可怖的饕餮、夔龍等紋樣的各類樂器均可為證。這個時期，不僅王畿及其鄰近地區，甚至一些偏遠的方國，如武丁時進貢“亞弱”編鐃的弜國、出有多件青銅大鐃的今湖南寧鄉與安徽、浙江、江西等地，均已存在相當發達、既有商文化特征又有本地特色的音樂文明。
商代後期，樂器的品種已相當多樣，製作工藝也很巧妙。打擊樂器有多種形製的鐃、鐸、磬（qng音慶）和鼓等。鐃與鐸，最早原是原始社會末期象征氏族貴族權力的禮樂器，用陶上製成。現存實物有陝西長安客省莊龍山文化的素麵陶鐸商代的鐃均為青銅鑄造，或手持演奏，或植於座上演奏。商鐃因其形休的大小不同而有大鐃、小鐃之分。其中，單個的大鐃，有人稱為“庸”（yòng音擁）。卜辭中就說明這一點。由多枚鐃組成一套的稱為編鐃。小型編鐃比較常見，一般由三枚組成一套。近年在殷代大型王室墓葬妣（bǐ音比）辛墓中發現有五枚一套的編饒。我們曾對這套編饒進行測音，其音高大約相當於：G、A、C、F（？）、G，可構成四聲音階序列。大型編鐃比較少見，現存實物僅見於湖南寧鄉一帶。商代的磬有石製、玉製和青銅製等多種。它分為兩種，一種為單個的大磬，如安陽武官村殷代大墓出土的虎紋石磬，紋飾瑰麗，聲音悠揚。經測音，其音高為#C;，與山西夏縣東下馮夏代遺址出土石磬音高相同。一種是編磬，一般均為三枚一套。近年在殷墟西區出土有五枚一套的編磬。鼓，在原始時代已有，叫做“土鼓”，鼓框可能是由陶土製成，故有此名。另有一種大鼓，鼓腔用木製成，外施彩繪，鼓麵蒙有鼉皮，又稱鼉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