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樣板戲"的產生，是戲曲表現現代生活與表現曆史生活的爭論在"左"傾思想支配下上升到政治鬥爭的結果。1962年9月，毛澤東在中央八屆十中全會上把階級鬥爭擴大化。1965年初，他又錯誤地提出批判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說法。這種思想被少數在政治上有野心的官員們利用。1963年元旦，柯施慶在上海部分文藝工作者座談會上提出"寫十三年"的口號，要求文藝工作者大寫新中國成立以來十三年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題材。4月，中宣部召開文藝工作會議，會上就"寫十三年"的問題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爭論。周揚、林默涵、邵荃麟等人認為這個口號有片麵性，批駁了隻有寫社會主義生活才是社會主義文藝的錯誤論調。張春橋用所謂"寫十三年十大好處"進行辯解。此後，"寫十三年"的口號實際上取代了"三並舉"的劇目方針。在這種狀況下，戲曲界在批判曆史劇的同時開始孤立地發展現代戲。1963年5月6日，《文彙報》發表文章，批判孟超的昆劇《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無害"論。從此，全國展開了批判所謂"鬼戲"的熱潮。1963年12月12日，毛澤東就文藝工作做出批示，認為："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不能低估電影、新詩、民歌、美術、小說的成績，但其中的問題也不少。至於戲劇等部門，問題就更大了。社會經濟基礎已經改變了，為這個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築之一的藝術部門，至今還是大問題。這需要從調查研究著手，認真地抓起來。"又指出："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1964年6月27日，毛澤東作了關於文藝工作的第二個批示，他說："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毛澤東的兩個批示對文藝界的形勢作了錯誤的估量，為文藝界接下來的所謂整頓提供了理論依據。之後，文藝界展開了整風運動，夏衍、田漢等人受到撤職、批判，激烈的政治鬥爭在文藝界包括戲劇界展開。1964年夏天舉辦的京劇現代戲觀摩大會在取得了巨大成績的同時，因江青、康生等人的插手，也出現了粗暴否定優秀戲曲劇目、打擊文藝工作者的不良傾向。江青在大會之前就分別以歌頌錯誤路線和形式不倫不類等罪名否定了中國戲曲研究院實驗京劇團排演的《紅旗譜》和根據豫劇移植的《朝陽溝》。康生在彙演總結大會上點名攻擊京劇《謝瑤環》和昆劇《李慧娘》是"大毒草"。1965年11月10日，由江青等人策劃、姚文元署名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在《文彙報》發表，專橫地認為《海瑞罷官》是"一株毒草"，汙蔑劇中所寫的"退田"和"平冤獄"是"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焦點"，是為了煽動地富反壞右和牛鬼蛇神"同無產階級專政對抗"，"使他們再上台執政"。《人民日報》等報刊先後轉載了這篇文章，一場以批判《海瑞罷官》為開端的並觸及一係列文藝作品和人物的政治批判運動在全國展開，這場大批判成為日後"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之一。
1966年5月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帶給中國的是一場災難，帶給戲曲藝術的同樣也是一場災難。這場災難性的運動使全國大多數劇團解散，許多戲曲演員遭到迫害，戲曲舞台出現一片蕭條景象。"樣板戲"就是在這種惡劣的政治氣候中炮製出來的。"樣板戲"最初是指京劇《紅燈記》、《智取威虎山》、《奇襲白虎團》、《海港》、《沙家浜》和舞劇《紅色娘子軍》、《白毛女》及交響樂《沙家浜》，後來也包括70年代初江青指令編演的京劇《龍江頌》、《紅色娘子軍》、《平原作戰》、《杜鵑山》、《磐石灣》及鋼琴伴唱《紅燈記》、舞劇《沂蒙頌》、《草原兒女》、交響樂《智取威虎山》等作品。事實上，"樣板戲"並非無源之水，許多優秀劇目都是在前人編創的基礎上加工而成的。《智取威虎山》和《奇襲白虎團》是1964年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前後創作的。《沙家浜》是從1963年10月著手，根據滬劇《蘆蕩火種》移植的。《紅燈記》是根據同名滬劇移植的。《海港》是1964年初根據淮劇《海港的早晨》移植的。這幾部戲的原作為京劇的移植提供了良好的基礎。江青染指後也主要依靠廣大文藝工作者進行創作。但江青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把這些勞動成果據為己有，並且把原來的編創者打成"反革命"。江青一夥借助"樣板戲"扶搖直上，江青本人竟被奉為"京劇革命的旗手"。他們借助"樣板戲"在為自己謀得政治利益的同時，還打擊、迫害與他們的思想相左的人和劇目。1966年11月28日的群眾大會上，陳伯達講話大力稱頌江青領導的文藝革命"給京劇、芭蕾舞劇、交響音樂等以新的生命，不但在內容上是新的，而且在形式上也有很大的變革"。並把"革命文藝方針"與"同反動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鬥爭聯係起來。1967年5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1964年江青在晉劇現代戲觀摩會上的講話《談京劇革命》。1967年5月23日，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5周年期間，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等八個樣板戲同時在北京舞台上演。5月31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京劇《智取威虎山》劇本，並發表社論《革命文藝的優秀樣板》。《文藝革命》發表《江青同誌對京劇紅燈記的指示》。1967年7月19日，《人民日報》發表首都批判資產階級權威聯絡委員會題為《京劇舞台上的一場大搏鬥--徹底清算黨內最大走資派夥同彭真、周揚破壞京劇革命的罪行》的文章。1967年10月20日，紅衛兵《戲劇戰報》記者發表《跟著江青同誌，大鬧京劇革命》。1968年，上海交響樂團指揮陸洪恩被公審，其中一條罪狀是"反對革命樣板戲"。1969年9月30日，《紅旗》雜誌第10期發表文章，提出"學習革命樣板戲，保衛革命樣板戲"的口號。1969年10月19日，《人民日報》發表哲平《學習革命樣板戲，保衛革命樣板戲》的文章。1970年9月，北京電影製片廠率先推出了全國第一部樣板戲電影《智取威虎山》。此後不久，"樣板戲"電影《紅燈記》、《龍江頌》、《沙家浜》、《海港》、《杜鵑山》、《奇襲白虎團》、《紅色娘子軍》等陸續拍成。1970年12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群眾文藝是一條重要戰線》，指出群眾文藝的中心內容是學習樣板戲和宣傳樣板戲。1971年6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長纓《英雄壯美，銀幕生輝--讚革命現代京劇沙家浜彩色影片》。1973年7月28日，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審查湘劇電影《園丁之歌》後，該劇被扣上"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等罪名。1974年1月，《紅旗》雜誌發表初瀾《中國革命曆史的壯麗畫卷--談革命樣板戲的成就和意義》。1974年1月23日至2月18日，國務院文化組舉辦的華北地區文藝調演在北京舉行，晉劇《三上桃峰》被打為"大毒草"。2月29日，初瀾在《人民日報》發表《評晉劇三上桃峰》，說該劇是"反革命的修正主義文藝黑線的回潮"。1974年7月，初瀾在《紅旗》雜誌第7期發表《京劇革命十年》，認為"過去的十年，可以說是無產階級文藝的創業期"。
由於"樣板戲"被定為至尊，戲曲創作也被引向公式化、概念化的歧途，尤其到了"文革"後期，這種傾向竟被總結為"三突出"原則。1968年5月23日，於會泳在《文彙報》發表《讓文藝舞台永遠成為宣傳毛澤東思想的陣地》的文章，第一次公開提出"三突出"的口號："我們根據江青同誌的指示精神，歸納為'三突出'，作為塑造人物的重要原則，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麵人物來；在正麵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來；在主要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來。"之後，他又提出了"三陪襯"作為"三突出"的補充："在正麵人物與反麵人物之間，反麵人物要反襯正麵人物；在所有正麵人物之中，一般人要烘托、陪襯英雄人物；在所有英雄人物之中，非主要英雄人物要烘托、陪襯主要英雄人物。"1969年，姚文元在一篇文章中將"三突出"尊為"無產階級文藝創作必須遵循的一條原則"。1972年，"四人幫"炮製出一個文件，進而將"三突出"奉為"無產階級文藝創作的根本原則"。這種傾向不僅在戲劇界泛濫成災，而且在整個文藝界被當作一種標尺，整個文藝創作在這種原則統領之下生產出一大批假、大、空作品，影響十分惡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