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學名著導讀（續）
《國語》
古代國別體史料彙編。舊傳春秋時左丘明撰，現一般認為是先秦史家編纂各國史料而成。全書共21卷，分《周語》、《魯語》、《齊語》、《晉語》、《鄭語》、《楚語》、《吳語》、《越語》八個部分，《晉語》最多。全書起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以記述西周末年至春秋時期各國貴族言論為主，因其內容可與《左傳》相參證，所以有《春秋外傳》之稱。
《國語》的思想比較駁雜。它重在記實，所以表現出來的思想也隨所記之人、所記之言不同而各異。如《魯語》記孔子語則含有儒家思想；《齊語》記管仲語則談霸術;《越語》寫範蠡尚陰柔、持盈定傾、功成身退,帶有道家色彩。《國語》與《左傳》、《史記》不同，作者不加“君子曰”或“太史公曰”一類評語。所以作者的主張並不明顯，比較客觀。
就文學價值說,《國語》雖不及《左傳》,但比《尚書》《春秋》等曆史散文還有所發展和提高，具體表現為:①作者比較善於選擇曆史人物的一些精彩言論,來反映和說明某些社會問題。如《周語》“召公諫弭謗”一節,通過召公之口,闡明了“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著名論題。②在敘事方麵,亦時有縝密、生動之筆。如《晉語》記優施唆使驪姬讒害申生，《吳語》和《越語》記載吳越兩國鬥爭始末，多為《左傳》所不載，文章波瀾起伏，為曆代傳誦之名篇。又《晉語》記董叔將娶於範氏，似絕妙的諷刺小品。③所載朝聘、饗宴、辯詰、應對之辭。有些部分寫得較精練、真切。由於原始史料的來源不同，《國語》本身的文風不很統一，誠如崔述所說:“周魯多平衍,晉楚多尖穎，吳越多恣放。”（《洙泗考信錄·餘錄》）
現存最早的注本，是三國時吳國韋昭的《國語解》（其原序中提及東漢以來各家注本均已散佚），有天聖明道本(宋明道二年取天聖七年印本重刊)和公序本（宋代宋庠《國語補音》本,庠字公序,故稱）。其後有清代洪亮吉《國語韋昭注疏》、汪遠孫《國語校注本三種》、董增齡《國語正義》及近人徐元誥《國語集解》。
《論語》
孔子與弟子的語錄結集。儒家經典之一。結集工作是由孔子門人及再傳弟子所做的。孔子（公元前 551～前479）,春秋後期魯國昌平鄉陬邑(今山東曲阜□城)人。姓孔名丘字仲尼。是中國古代思想家和教育家,《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其行事。《論語》名稱的來由,班固《漢書·藝文誌》說:“《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這一說法，大體可信。原始記錄雜出於眾手，最後編定當在戰國初期，以曾參門人為主。
現在通行的《論語》20篇，內容以倫理、教育為主。它雖非文學著作，但由於曆來為士人誦習，對文學的影響極為深遠。《論語》多三言兩語為章，言簡意賅，發人深省。如論為政，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顏淵》）；論教育，說“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述而》），“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為政》）；論為人，說“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當仁不讓於師”（《衛靈公》），“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子罕》），等等。比起《尚書》來，《論語》語言流暢通達，活潑生動，大量運用語氣詞、多疊句、排比、對偶，感情色彩頗濃。如孔子知冉求為季氏聚斂，就說：“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先進》）表現出激憤深惡之情。又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子罕》）說得雍容和雅，表現出孔子的自強不息的精神。子路聽到孔子說為政“必也正名乎”之後，率而便說：“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寫出了子路的直率;孔子被圍於匡,顏淵後到，“子曰：‘吾以女（汝）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可見顏淵的敬順老師。這些都表現了人物的個性。言語之外，《論語》中還有不少關於神情態度的描寫，《鄉黨》中的孔子，《微子》中的隱者，都形象具體。“季氏將伐顓臾”章(《季氏》)、“子路等侍坐”章（《先進》）等，略具情節，可以視作魏晉軼事小說的濫觴。
《論語》在漢代有《魯論》、《齊論》與《古論》等不同本子流傳，後來統一於鄭玄。現存舊注有魏何晏注、宋邢□疏《論語注疏》、宋朱熹《論語集注》及清劉寶楠《論語正義》等，今注本有楊伯峻《論語譯注》。
《孫子》
孫武所著兵書。一名《孫子兵法》，共13篇。孫武，軍事家，春秋時人，齊國田完的後代，生卒年代不詳。《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載吳王闔閭對孫武說：“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見活動時期與吳王闔閭同時。宋代以後，有人認為13篇是偽托，又有人懷疑孫武並無其人，或將《孫子》與《孫臏兵法》混為一談。但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竹簡中，同時有《孫子》與《孫臏兵法》，證明司馬遷之說確鑿可信。
《孫子》一書雖非文學作品，但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值得注意。它大約與《論語》同時成書，而且按專題分篇論說，有中心，有層次，篇章比較完整。它的邏輯性強，語言簡練，文風質樸。如《謀攻篇》：“知彼知己者，百戰不殆”，“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說得明白樸實而意義深刻。它大量運用排比句式，比喻手法也很熟練，如寫軍隊的行動：“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震”（《軍爭篇》）；寫用兵：“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九地篇》），都含義貼切，形象生動，音韻鏗鏘，頗有氣勢。所以劉勰稱“孫武兵經，辭如珠玉”（《文心雕龍·程器》）。
《孫子》有曹操等11家注本和今人郭化若的《孫子今譯》。
《老子》
先秦道家典籍，又名《道德經》。相傳是老聃所著。老聃姓李，名耳，字伯陽，諡曰聃。楚國苦縣（今河南鹿邑）人，生活時代在春秋後期,與孔丘同時而略早,曾任周王室的柱下史，掌管王室圖籍。孔子到周，曾向他問禮。老子見周衰，即離去，莫知其所終。一說老子即太史儋，又一說老子即老萊子。
關於《老子》這部書的產生時間，一般認為是在戰國時期,其中雖有一些老聃本人的思想,但它更多地表現了戰國時期的特征。此書分上、下篇，共5000多字。後人稱上篇為《道經》,下篇為《德經》,合稱《道德經》。近年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帛書《老子》則先《德經》而後《道經》。
《老子》是一本道家的哲理書，但它具有一定的文學性，對後世文學的影響不小。它主要闡述自然無為思想，其中包含了不少對立轉化的樸素辯證觀點。在形式上，此書是語錄體韻文,語言精練,多排比對偶之句。如“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58章），“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75章），修詞凝練，音節鏗鏘，理雖玄遠，文實多姿。其修辭比況，多為後世文士所取法。
古今注《老子》者多家，魏王弼《老子注》多言玄理，最為通行。清人魏源《老子本義》掘其義蘊。近人馬敘倫《老子校詁》詳於章句訓詁。
《墨子》
墨翟及其後學的言論、著作集。墨翟（約公元前468～前376），戰國初魯人,也有說是宋人或楚人。據說他最初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後來覺得儒家的禮過於煩擾，厚葬浪費財物，使百姓貧困，而長時間的服喪也有傷身體，妨礙生計。所以撇棄儒學，並進而創立了墨家學說，與其弟子身體力行。
《墨子》為墨家經典著作。據《漢書·藝文誌》所記，共71篇，今存53篇（另 8篇僅存篇目）。其中《尚賢》、《尚同》、《兼愛》、《非攻》、《節用》、《節葬》、《天誌》、《明鬼》、《非樂》、《非命》等篇，體現了墨子的基本主張。每篇又分上中下，內容一致而詳略有異。可能是他的弟子記錄的不同本子。其他篇目，除《經》上、下是墨子自作外，都成於弟子之手。畢沅、孫星衍則以為《親士》、《修身》篇也是墨子自著。
《墨子》散文雖保留對話的形式，但基本上已是初具規模的論說文。作者還確立了“三表”作為立論說理的準則。所謂“三表”，即“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廢（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非命上》)。這表明作者已自覺運用邏輯理論進行論證。又常用設問、設難之法，使論述得以深入；還多用比喻，以求文意通曉。《公輸》一篇，屬於記事散文,記述了墨子阻止楚攻宋的事跡,情節首尾完整，曲折生動，寫楚王驕橫愚蠢，公輸般狡黠，墨子正氣凜然、大膽機智，性格頗為鮮明。
《墨子》文字雖比較質樸，但保存了不少古字，訛奪錯亂又多，不便閱讀。清代畢沅為之校注，其後孫詒讓吸取各家研究成果，撰《墨子□詁》，是比較詳備的注本。
《孟子》
孟軻及其門人所著散文集。儒家經典之一。孟軻（公元前372～前289），鄒（今山東鄒縣）人，是孔子之孫孔□的再傳弟子。戰國時，各諸侯國互相攻伐兼並，孟子標榜唐虞三代之德。提倡“仁政”、“王道”，不能為世所用。他曾往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又到魏，見梁惠王，惠王認為他的主張迂闊不合時宜。
《孟子》在後世被列為儒家經典。孟子把孔子側重於道德修養的“仁”，發展為他的政治論“仁政”，主張行王道，製定民產，省刑薄賦，申孝悌之義。他又提出“性善”論,認為人的本性是善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公孫醜上》)，就是仁政。他提出了民貴君輕思想，這是十分可貴的。他常以救民於水火的姿態，奔走呼號。書中揭露了“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滕文公下》)的悲慘現實，發出對暴君的聲討：“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梁惠王下》)他以孔子學說的繼承者與捍衛者自居，故後世常“孔孟”並稱，元文宗時封他為“亞聖”。
《孟子》發展了《論語》的語錄體。《論語》中單人的語錄占總條數的三分之二以上，對話體不到三分之一；而《孟子》則基本上是對話體。對話比單人語錄更能把論題闡發得具體深入。《論語·述而》：“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語焉不詳，僅僅提出了論點。《孟子·告子下》則記錄了曹交與孟子的一段對話，說明“人皆可以為堯舜”，並且不需要受業於師，“歸而求之，有餘師”。同一論題而後者說得透徹、具體。《萬章》篇幾乎全是辯難式的對話，先樹靶子,有的放矢,中心明確。至若《滕文公上》的“許行”章，《公孫醜上》的“四十不動心”章，《梁惠王上》的“齊桓晉文之事”章，則已揮灑成洋洋大篇，與專題論文相差不遠。
《孟子》文章向以雄辯著稱。好辯、善辯為戰國諸子所同。孟子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滕文公下》）說明時勢使然。讀孟子文，令人感到氣勢磅礴，感情激越，銳不可當。出於對當時執政者貪婪殘暴行徑的憤慨，對掙紮在苦難中人民的同情，對別家學說的敵視，對貫徹自己主張的強烈願望，以及那種“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公孫醜下》）的救世責任感，使孟子的文章激切、剛厲、理直氣壯。他又善於運用各種驅誘論敵就範的手法，使辯難對方往往墮入他所設的陷阱之中。加上文辭鋪張揚厲，時露尖刻，喜用一連串的排偶句式，所以筆鋒咄咄逼人。
孟子以“言近而指遠”為“善言”（《盡心下》）。他的文章淺近如話,明白曉暢,而又寓意深遠，真正實踐了自己的主張。如“專心致誌”、“與人為善”、“舍己為人”、“明察秋毫”等，都成了很有生命力的成語。趙岐《孟子章句·題辭解》說：“孟子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以獨至。”如將百姓盼望出現能使自己生活得到安定的君主，喻為“大旱之望雲霓”；把行為與目的之背謬，比作“緣木求魚”;把見小不見大,比作“能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都很形象準確。寓言也是孟子常用的手法之一。“揠苗助長”(《公孫醜上》)、“日攘其鄰之雞者”（《滕文公下》）、“五十步笑百步”（《梁惠王上》）、“學弈”（《告子上》）、“齊人有一妻一妾”(《離婁下》)等，都是人們所熟悉的。它們既不似完全虛構，也非曆史傳說，大概是采自民間故事，具有通俗、詼諧的特點。
《孟子》一書對後代散文的發展影響深遠，如賈誼、韓愈、蘇洵等著名散文家，他們說理的痛切，感情的激烈,氣勢的奔放,詞鋒的銳利，都可看出吸取了《孟子》的長處。宋代刻本《孟子集疏》
《孟子》注本最早是東漢趙歧的《孟子章句》，以箋釋文句為主,為後代注家所本。南宋朱熹《孟子集注》，大多闡發宋儒理學的觀點，後代頗為流行。清焦循《孟子正義》，則以趙注為基礎，集清代學者考訂訓釋之大成，較為詳備。新注有楊伯峻《孟子譯注》，便於初學。
《莊子》
莊周及其後學的著作集。莊周（約公元前 369～前286），宋國蒙（今河南商丘東北）人,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曾任漆園吏。楚威王聞其賢，聘以為相，不就，窮困終生。生平行事，略見於《史記·老子韓非列傳》。
《莊子》為道家經典之一。據《漢書·藝文誌》著錄，《莊子》52篇。今存33篇,分內7篇、外15篇、雜11篇，為郭象注本。內篇的思想、結構、文風都比較一致，一般認為是莊周自著。外、雜篇則兼有其後學之作，甚至羼入其他學派的個別篇章，思想觀點與內篇多有出入。如在哲學上不僅僅有唯心主義的虛無之道，有時還賦予其某些物質性，帶有唯物主義的色彩；在政治上時而主張絕對的無為，時而主張在上者無為而在下者有為；在處世態度上，時而宣揚混世，時而讚成避世；在人生觀上，時而提倡寡欲，時而鼓吹縱欲；在對待其他學派的態度上，時而堅持混合齊同，時而針鋒相對。這些分歧，反映了戰國中葉至秦漢間社會變革形勢下道家學派的發展與分化，也反映了各種學派的相互滲透。但從全書總體說，唯心主義的本體論、相對主義的循環論、認識上的不可知論、無為的政治主張、虛無的人生哲學，構成了莊子學派的基本傾向。同時，書中也有不少辯證的因素，尤其對社會黑暗麵的揭露、批判，不遺餘力，十分深刻。
關於莊子思想的淵源,司馬遷指出:“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明老子之術”(《史記·老子韓非列傳》)。書中對於儒墨等當時顯學，多有詆訾，並表現了憤世嫉俗的精神。
《莊子》也是一部傑出的文學著作。作者要闡述的雖然是玄虛的天道，但由於其“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所以“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天下》），特別是大量地運用了寓言，把抽象迷蒙的天道描繪得似乎可感可知。其他子書也運用寓言，但多從曆史傳說與民間故事中引用；《莊子》“寓言十九”則多是作者所虛構。其他子書的寓言多為短小故事，插入議論之中，以資譬喻或論證；而《莊子》中的部分寓言，則擴展成篇，將作者的議論，寓於故事人物口中。如《盜蹠》、《秋水》、《說劍》等，都是“作人姓名，使相與語，是寄辭於其人”(劉向《別錄》)。這些類似短篇小說的寓言，虛構了人物與故事情節，有動作、有對話，還有肖像、表情的描繪，與《墨子》、《孟子》中基於實錄的一些對話式語錄大不相同。這是中國文學史上自覺地運用虛構手段塑造形象的開端。在塑造形象時，作者擅長於體物入微的描寫。如大鵬的怒飛（《逍遙遊》）、巨魚的奮□(《外物》)、鴻蒙的自得（《在宥》）、山狙的見巧（《徐無鬼》），都栩栩如生；厲風作而萬竅怒□（《齊物論》），黃帝奏鹹池之樂而聲滿天地（《天運》），都聲情並茂；庖丁解牛（《養生主》）、伯樂治馬(《馬蹄》)、佝僂承蜩（《達生》）、莊子彈鵲（《山木》）、眾史畫圖（《田子方》）、原憲居魯（《讓王》），更是形神俱現；至於藐姑射山上的神人（《逍遙遊》）、隱機而坐的南郭子綦（《齊物論》）、能破季鹹看相的壺子（《應帝王》）、臨淵履危而射的伯昏無人（《田子方》）等，這些神乎其神的形象，也可以按照描寫想見其情狀。總之，太空、江海、飛禽、走獸、音樂、風雲，以及人物的肖像、心理、言行的描畫，無一不“指事類情”（《史記·老子韓非列傳》），維妙維肖，大大地開拓了藝術的境界。
《莊子》還以想象豐富，結構靈活見長。“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見之也。……其書雖□瑋而連□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淑詭可觀”（《天下》）。這是作者寫作特色的自白。憑空虛設，海闊天空,放縱自由,宏偉壯麗，詼諧怪異。大鵬展翅萬裏，北海虛懷若穀（《秋水》），盜蹠聲色俱厲（《盜蹠》），莊周化為蝴蝶（《齊物論》），凡此種種，都說明作者並不按現實生活的本來麵目去再現生活，而是用豐富的想象，離奇的誇張，以及大量的比喻與擬人手法去寫意抒懷。在行文構思上，放得開，收得住，首尾不落套，轉接無痕跡。文思跳躍,散而有結,開闔無端,令讀者恍惚迷離,正如劉熙載所說：“文之神妙，莫過於能飛。莊子之言鵬曰‘怒而飛’，今觀其文，無端而來,無端而去,殆得‘飛’之機者。”
富於抒情意味,也是《莊子》散文的一大特色。當作者在描述道家的理想人物或發表議論時，必定帶著滿腔熱情。如稱“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天下》）而對於昏君亂臣、虛偽君子、名利之徒，則表現得嫉惡如仇，常常給予辛辣的諷刺、無情的揭露。他敢說“竅鉤者誅，竅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直叫“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殫殘天下之聖法”(《□篋》)。把曹商求官視為舐痔(《列禦寇》)，將惠施專攬相位比作嗜食腐鼠（《秋水》）。或愛或憎，或褒或貶，嘻笑怒罵，鞭辟入裏。《莊子》行文千變萬化，總離不開作者的自我表現。櫟樹、遊魚、蝴蝶、漁父、野馬、海鱉等等，都具有莊周的性格，體現了莊周某種精神狀態。所以盡管是論理文章，讀來卻覺得韻味無窮。其中《馬蹄》、《□篋》諸篇簡直可作抒情雜文視之。此外，詞彙豐富，句式靈活，構思精巧，多用韻語，善作連類比喻等，也是同時代作者所不及的。所以魯迅認為：“其文則汪洋辟闔，儀態萬方，晚周諸子之作，莫能先也。”（《漢文學史綱要》）
《莊子》在文學上的影響很大。自宋玉、賈誼、司馬遷以來，曆代大作家幾乎無一不受到它的熏陶。在思想上，或取其憤世嫉俗、不與統治者為伍；或隨其悲觀消極，自解自嘲。對於《莊子》的藝術，或者讚歎，或者仿效，或者從中取材而化為己意。阮籍、陶淵明、李白、蘇軾，在思想和藝術上都從《莊子》那裏吸取了許多營養。
《莊子》中《列禦寇》、《山木》兩篇，都明寫莊周有弟子,但姓名不傳。《管子》中《心術》、《白心》等篇，《韓非子》中《主道》、《揚權》等篇，尤其是《呂氏春秋》與《淮南子》的許多篇章，都可見到莊子學派痕跡。似乎楚、秦一帶，其學曾頗為流傳。秦代專行法治，漢代獨尊儒術，所以對《莊子》一書不甚稱道。自三國時何晏、阮籍、嵇康出，此書才盛行。陳壽《三國誌·魏書·曹植傳》說到何晏好老、莊之言，《王粲傳》說到阮籍以莊周為模則,嵇康好老、莊之說,“於是崔□、向秀、郭象、司馬彪等接踵為之注，而風俗亦此移矣”(洪亮吉《曉初書齋初錄》)。隋唐之際，尊莊周為“南華真人”,奉《莊子》為“南華真經”,注《莊》之風日盛。成玄英承郭注作《南華真經注疏》著重於文字訓詁。以後宋代有褚伯秀《南華真經義海纂微》，明代有焦□《莊子翼》，清代有郭慶藩《莊子集釋》、王先謙《莊子集解》，都分別為各時期《莊子》注的代表作。
郭象《莊子注》為現存最早的注本，除部分篇章在敦煌唐抄本中有保存外，以《續古逸叢書》影宋本為善。中華書局出版的郭慶藩《莊子集釋》,經王孝魚校勘,以影宋本為底本，吸收了唐抄本的優點，是目前較為完善的本子。
《莊子》賞析
《莊子·內篇·逍遙遊第一》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裏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裏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齊諧》者，誌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裏，摶扶搖而上者九萬裏，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裏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裏而南為？”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裏者，宿舂糧；適千裏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發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裏，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為鯤。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裏，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囗（左“安”右“鳥”音ｙａｎ４）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
夫列子禦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禦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屍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屍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徑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禦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為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熱。是其塵垢囗（左“米”右“比”）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宋人次章甫而適越，越人斷發文身，無所用之。
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杳然喪其天下焉。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囗（左“口”右“號”音ｘｉａｏ１）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囗（左“氵”右“並”音ｐｉｎｇ２）囗（左“氵”右“辟”音ｐｉ４）囗（左“糸”右“光”音ｋｕａｎｇ４）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之曰：‘我世世為ｐｉｎｇ２ｐｉ４ｋｕａｎｇ４，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ｐｉｎｇ２ｐｉ４ｋｕａｎｇ４，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臃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囗（左“犭”右“生”即黃鼠狼）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嫠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莊子·內篇·齊物論第二》
南郭子綦隱機而坐，仰天而噓，苔焉似喪其耦。顏成子遊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機者，非昔之隱機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不聞天籟夫！”
子遊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囗（左“口”右“號”）。而獨不聞之囗囗（“戮去“戈”音ｌｉｕ４）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笄，似圈，似臼，似窪者，似汙者。激者、囗（左“訁”右“高”音ｘｉａｏ４）者、叱者、吸者、叫者、囗（左“訁”右“豪”音ｈａｏ２）者、囗（上“宀”下“夭”音ｙａｏ１）者，咬者，前者唱於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眾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