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夷、南蠻、西戎、北狄
華夷五方格局的形成經曆了春秋、戰國五個多世紀，而文獻中明確以華夏居中，東夷、西戎、南蠻、北狄配合四方的記述，大概出現於戰國。《左傳》昭公十七年，孔子向郯子學習古代官製時曾說：“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這是指四方之夷，而《論語》中未出現“東夷”、“南蠻”等配有方位的民族稱謂。《孟子·梁惠王上》提到“蒞中國而撫四夷”，仍是指四方之夷。《孟子》中雖已出現“東夷”、“南蠻”等稱謂，但在《孟子·盡心下》說：“君好仁，天下無故焉。南麵而征北夷怨，東麵征而西夷怨。奚為後我！”證實孟子所說“四夷”仍是指四方之夷。
在上一章，已引述《管子·小匡》和《禮記·王製》中關於中國、東夷、南蠻、西戎、北狄五方之民，及其習性、語言、衣服、器用等不同的記載。《管子》為戰國中晚葉齊人追敘，雖依據了管仲相主而霸的事跡與言論，但所指五方之民，方位整齊的觀念，是戰國中晚葉成書時對齊桓公霸業的概括。《禮記》則是西漢中葉學者們依據先秦材料所作。以上征引兩書的記述，說明戰國已出現的五方民族整齊配合的觀念，到西漢得到了確立。
華夷五方配合，隻是戰國秦漢受華夷大一統思想支配而對五方各族的一種劃分，無論東夷、南蠻、西戎、北狄，都隻是對一方民族的統稱，並非已形成五大民族集團。同一方位各族未必都屬同一族係，而且具體包括哪些地區的民族，隨著時間推移，也有所不同。本章僅能對先秦四周各民族按方位作一簡要的概括，它們的苗裔則在秦漢及秦漢以下各篇章中有較詳細的敘述。
東夷
一、東夷的起源與分布
在本編前麵有關章節已經述及，海岱地區的新石器文化，是大昊、少昊兩大部落集團的文化遺存；而大昊、少昊兩大部落集團，一方麵有一部分與來自黃河上遊、中遊的黃帝部落集團融合，構成華夏民族來源的重要組成部分；另一方麵，泰山周圍及其以東至海、以南至淮的諸部落，仍按其固有文化傳統發展，即夏商周三代的東夷。先秦文獻中的東夷，專指今山東省及淮河以北那些非華夏方國和部落，即分布在今山東、蘇北、淮北地區。它們的文化直接繼承海岱地區的新石器文化，繼承山東龍山文化發展的嶽石文化一般即認為是夏代東夷的文化；它們的族源直接繼承兩昊部落集團，直到春秋時期，在今山東、蘇北、淮北還留存著兩昊苗裔仍稱為東夷的許多方國。但不能反過來簡單地稱海岱地區的新石器文化為“東夷史前文化”，也不能簡單地說兩昊集團就是“東昊部落集團”，因為當時尚未出現夷、夏的區別，而且海岱地區的新石器文化與兩昊部落集團也是華夏民族的重要來源之一。夏與商均與三代的東夷有一部分共同的淵源關係。到秦始皇統一時，三代東夷的苗裔，都已融合於華夏民族之中。
夷的族稱，今所見為當時確證的，以甲骨卜辭關於屍（夷）方的記錄為最早；古籍記載則夏代的東方已有眾多夷人的方國部落。《後漢書·東夷傳》說：“夷有九種，曰畎夷、於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鳳夷、陽夷。”這九種夷都見於古本《竹書紀年》關於夏朝與東方諸夷關係的記載。實際上，“九”僅言其多，不必拘泥於九種。《竹書紀年》所載，夏代還有淮夷、藍夷；《尚書·禹貢》記載兩河之間的冀州有鳥夷（一作島夷，字形近似致誤）；青州在泰山以東至海有嵎夷、萊夷；青州南部至淮河有淮夷；淮南與淮海之間揚州也有鳥夷（一作島夷）。《禹貢》成書於戰國，或亦保存了夏代民族的名稱。
甲骨卜辭對於商朝東方與東南方的夷人，在寫法上前者像人側立之形，釋為“人方”，後二者均像人蹲踞之形，與夏人危坐不同，釋為“屍方”。甲骨文學界認為作為族稱，兩者都是夷的假借字。然而有的學者認為“人方”指商東南方淮水流域靠海一帶和山東半島靠海一帶；有的學者認為人方與屍方是同一稱謂的不同寫法，都是指商東方與東南方的諸夷。郭沫若先生說：“屍方當即東夷也。征屍方所至之地有淮河流域者，則殷代之屍方乃合山東之島夷與淮夷而言。”
西周金文才正式出現了“東夷”的稱謂。在整個西周時期，東方諸夷都是周王朝的勁敵。文獻記載周對東方的戰爭，不同時期出現了東夷、淮夷、南淮夷、南夷等不同稱謂，這些稱謂，實際上反映了周王朝不同時期對東方勁敵用不同地理方位概括。西周前後兩三個世紀觀念上的變化，造成了現在研究工作辨析的困難。學術界對西周時期東夷、淮夷、南淮夷到底指哪些地區的部落與方國，有著不同的看法。
據張懋鎔《西周金文所見東夷、淮夷、南夷、南淮夷比較表》統計，西周早期僅見有“東夷”，周公、成王東征的對象金文中記載都概稱為東夷，而《史記·周本紀》說：“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魯周公世家》說：“管、蔡、武庚等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寧淮夷東土。”周公，成王東征雖涉及淮夷，而主要是在山東省境，此為東夷起源的地區，也是夏、商時東方諸夷的核心地區。金文為當時實錄，西周早葉以東夷概稱東方諸夷部落與方國，而淮夷包括即在其中。
周公，成王東征以後，今山東省境內的東夷勢力一蹶不振，且周王朝封大公於齊，封周公子魯以鎮東方。到西周中葉淮夷在淮河地區興起，成為東夷中勢力最強的一支。據上引張懋鎔的《比較表》第二欄，西周中期金文隻見有淮夷，反而不見東夷的記錄。說明成康以後，周王朝與東方諸夷的關係，主要對手是淮夷，因而又以淮夷概稱東方諸夷部落與方國了。文獻記載多為後世追敘，關於周公、成王東征的記載，蓋成於成康以後，所以依周中期的觀念，反以淮夷概稱東夷了。
到了西周晚葉，夷王時期《禹鼎》複見淮夷與東夷並舉，而淮夷居前；周晚葉的南淮夷、東夷各指哪些地區的部落與方國，可在東夷與西周的關係中去辨析。總之，一直到春秋戰國時期，文獻中關於東夷的軍事活動已涉周雒邑畿甸地區，然而其分布範圍，都沒有超出海岱與淮河流域。
秦漢以後的東夷，主要是指先秦的東北夷，又將倭人列於其中，是泛指東方的民族和國家，與先秦東夷在地區與民族等方麵，都有明顯的區別。
先秦的東北夷，包括肅慎，息慎同音異譯。《史記·五帝本紀》敘述舜時“方五千裏，至於荒服”。在來貢的諸民族中有息慎。《集解》引鄭玄的注解說：“息慎，或謂之肅慎，東北夷。”《國語·魯語下》，記述孔子在陳，有隼死於陳侯之庭而身上留著射來的楛矢石砮，於是問孔子。孔子說：“隼之來遠矣，此肅慎民之矢也。”並且講述其中出典，是周武王克商，命四方各族進貢方物，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度有一尺多。周王為了以其能招來遠方的美好政績垂法後世，在箭杆上刻了“肅慎氏之貢矢”，分給舜的後裔而封於陳。孔子說：“分異姓以遠方之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之貢。”韋昭注：“肅慎，東北夷之國，故隼之來遠矣。”
肅慎的分布，學術界長期有過多種推論。然而古人早已指明肅慎在不鹹山（今長白山）之北。《山海經·大荒北經》：“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鹹，有肅慎氏之國。”郭璞注：“今肅慎去遼東三千餘裏。”郭璞晉人，晉遼東城即今遼寧省遼陽市老城區，晉尺約相當今6寸，當時3000裏合今華裏1800裏左右，明顯已在長白山以北。《三國誌·東夷傳》：“挹婁在夫餘東北千餘裏，濱大海。”又說：“其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長尺八寸，青石為鏃，古肅慎之國也。”三國時夫餘王城大概還在今吉林市境，其東北晉時千餘裏，合今華裏600裏左右。兩書所記肅慎地理，都相當於今黑龍江省寧安縣附近。《新唐書·渤海傳》說：渤海“以肅慎故地為上京，曰龍泉府”。賈耽《入四夷道城紀》說：渤海上京“臨忽汗海，其西南三十裏，有肅慎城”，渤海上京遺址即今寧安縣東京城。按文獻記載，肅慎分布在以今牡丹江中遊為中心的地區。再證在考古學發現的楛矢石砮及對肅慎人文化遺址得出的判斷，可以肯定肅慎是起源於今牡丹江流域的東北古民族，又是東北與中原王朝發生政治交往最早、源遠流長的古代民族。
夫餘，又有扶餘、鳧臾等異譯。《史記》記述秦漢時的經濟區域說：“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北鄰烏桓、夫餘”，而《論衡·吉驗篇》記述夫餘立國的傳說：“北夷橐離國王侍婢有娠，王欲殺之。婢對曰：‘有氣大如雞子，從天而下，故我有娠。’”後產子，即夫餘的始祖東明。說明夫餘的始祖傳說，也帶有東夷以鳥為上天使者的特點。夫餘立國以北流鬆花江中遊平坦地區為中心，其先橐離大概分布在嫩江支流烏裕爾河流域。至於夫餘與穢、貊的淵源聯係及其立國經過，文化特點及其後延各族，均見本書第三編第二章。
二、東夷與夏商周的關係
在黃河流域東西兩大係部落集團中，夏人出自西係，而又融合了東方少昊集團許多部落最早建立國家的一支。在夏代400餘年中，除與有扈氏甘之戰發生在今陝西省關中外，其餘未見與西方部落及方國戰爭的記錄。與此相對照，夏與東方的鬥爭劇烈得多。夏啟殺後益自立為後（王），傳至太康，即發生了有窮氏後羿“代夏政”的大變革，接著寒浞代羿，前後40年，少康複國。一直到少康兒子後杼才消滅有窮氏，使夏朝得以鞏固。自後啟至後杼約半個世紀與東夷鬥爭，主要是在今山東北部以及河南東北部與河北南部，今山東與河南、河北接壤的地區展開。後杼以下，對東方各部落與方國的征伐及交往，已轉移到泰山以東以南地區，所見“九夷”名稱及其分布已在“東夷的分布”中敘述。到了夏代晚葉，與九夷的關係似有所改善，帝發元年，出現了“諸夷賓於王門，諸夷入舞”的局麵。其中可能包括四方之夷，從《竹書紀年》所敘前後聯係看，當主要是東方之夷。關於夏代滅亡，古籍記述夏桀在鳴條之戰失敗以後，奔於南巢，通常以為即到了東夷的地區，今安徽巢縣一帶，可姑備一說；勾踐越國也宣稱越為禹後，大概是與諸夏認同的一種表現。這些都可置疑，有待證實。夏人在夏代及夏朝滅亡以後有一部分東徙，移居於淮河流域、太湖流域乃至杭州灣一帶，卻在考古學上有若幹證據。有一部分夏人東漸而化於東夷和百越，當是事實。
商人出自黃河流域東西兩大係部落集團中的東係，雖然與夏人一樣是東西的兩大係部落融合的複合型共同體，其與東夷的同源聯係，確對商朝與東夷的關係影響極為深刻。商代人殉、人祭之風淵源於東夷，從甲骨卜辭的記錄看，用為人殉、人牲的主要是羌人。到商的晚葉，卜辭中頗常見征伐人方、屍方的記錄，東夷與商朝也兵戎相見，而且有的記錄說明商對東夷的征伐時間延續較長，規模也較大，遠涉淮河流域。“商人服象，為虐東夷”，“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甚至認為商紂與東夷大規模的戰爭是商朝滅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紂克東夷而殞其身”。然而從西周初葉，東夷與商遺裔聯合起來反對周王的情況看，商與東夷的關係還是比較親近的。
兩周與東夷的關係，大致分為三個階段，即周初葉武王至康王時期；周中葉穆王至孝王時期；周末葉夷王至平王東遷以前。
大約在公元前11世紀初葉，周武王聯合800諸侯及西土各族，經牧野一仗，商紂滅亡。仍封紂子武庚為諸侯，又以周武王之弟管、蔡、霍三叔為“三監”，各據商中心地區的一部以監視武庚。即使是作了如此周密的布置，周武王回到鎬京，仍“自夜不寐”，因為商遺裔和東夷的勢力仍很強大。武王滅商以後兩年即去世，其弟周公輔其子成王，而“三監”心懷不滿，武庚乘機與東夷之大國奄、薄姑等聯合起兵反周。周公於是大舉東征。關於這次東征的對象除商遺裔之外，成王時鑄造的雪鼎，盥鼎銘文都記載的是征伐“東屍”（夷）、“東或”（國）。奄在今山東曲阜縣舊城東，這是少昊集團的中心所在；薄姑在今山東博興縣東南。兩國都淵源幹少昊集團，是商代方國，西周初是東夷勢力最大的兩國。據《史記》記載，周武王曾封太公望於營丘，國號齊，正是薄姑的中心地區；封周公於奄，國號魯，正是奄的中心地區。當薄姑與奄起兵反周時，追隨者還有許多其它東夷方國與部落，《孟子·滕文公》說：“周公相武王，誅紂、代奄，三年討其君，滅國者五十。”這五十國大多當在今山東境，此外還有淮夷，分布在淮水地區。根據各種古籍的記載，周公伐奄在成王即位之初，經過三年戰爭才殺了武庚，放逐蔡叔，占領了奄而放逐其君。即使在周公東征取得了決定性勝利以後，齊大公在營丘立國之初，“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夷也”。經過劇烈的戰鬥，齊才得以立國，而且直到春秋，有時萊夷也與齊發生戰爭。周公之子伯禽就封於成，“淮夷，徐戎並興”，使得魯“東郊不開”。《尚書·費誓》說：“公曰：‘人無嘩，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孔《傳》說，這是宣告“今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伯禽命令他的士眾準備好武器，糧草，振作士氣，勇往直前，不然“汝則有常刑！”經過戰爭，魯雖然得以立國，成王親政以後，“淮夷、徐夷及奄又叛，王乃大蒐於岐陽，東伐淮夷”。如此大規模征集軍隊，在取得勝利以後，又是大規模賞賜，熔金鑄器為銘慶功，又是作《多方》等多篇文告，可見成王此次征伐東夷，影響之大。經過了這樣幾次反複，今山東境內的東夷不再成為周的勁敵，周的統治鞏固了，東夷地區已經安定，出現了成康時40餘年不用兵刑的局麵。
到周穆王（約為前976—前922）時，東夷勢力的中心轉移到了淮河流域，以淮夷概稱東夷，而徐最為強大，徐，嬴姓，淵源於少昊以鳥為圖騰的集團，分布在淮水中下遊以今泗洪縣附近為中心的地區。《逸周書·作雒解》說：“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叛。”這裏“熊”為“嬴”之訛，而“盈”與“嬴”同音通假字。可見成王東征之徐戎為東夷。到穆王時，徐已自稱王：“徐偃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裏，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六國。”後來穆王與楚國夾擊徐，徐偃王被殺。《都城記》說：“穆王末年，徐君偃好仁義，東夷歸之者四十餘國。穆王西巡，聞徐君威德日遠，遣楚襲其不備，大破之，殺偃王。其子遂北徙彭城，百姓從之者數萬”。徐偃王的故事，古籍記述頗多歧異，大約西周中葉淮夷以徐為最強，經周穆王與楚夾擊而受到嚴重打擊近於曆史事實。直到春秋時，徐仍不失為淮夷群舒當中的煢煢大國。徐偃王“行仁義”，深得東夷之眾，可見其文明水準較高，鑄造技術與銘文都比較成熟，接近中原諸侯水平，雖為春秋時器，也說明徐的文明發達淵源有自，且傳之久遠。
到西周晚葉，東夷的中心更向南移，而今山東省境內的東夷反而追隨於淮夷之後。此時古籍記載仍稱淮夷，而金文稱之為南淮夷，周夷王時，《禹鼎》銘文噩（鄂）侯馭方叛周，“率南淮屍（夷）、東屍，廣伐南或（國），東或”，不僅危及周南境與東境的諸侯，也威脅周的東都雒邑。周動員了西六師、殷八師的力量，才平息下去。據郭沫若先生考證，兮甲即銘文後麵提到的兮白（伯）吉甫，亦即《詩·小雅·六月》中的尹吉甫。尹吉甫在打敗獫狁之後，周宣王即派他征收淮夷的貢物，《詩·大雅。江漢》說：“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詩序》說：“《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可見與《兮甲盤》所記為同一事件。據統計，西周晚葉金文中南夷凡三見，南淮夷凡六見，而淮夷僅一見。淮夷即南淮夷，可能因其中心轉到淮河以南，同地可能也因其勢力往淮河中上遊發展，威脅了周的南國江漢諸姬及蔣、蔡等諸侯對雒邑而言是南淮夷了。南夷既與南淮並見，應是指荊楚而言。西周晚葉，王室衰微，諸侯日強，南方的楚、東南的淮夷成為周室的威脅，然而無論是楚還是東夷都已廣泛接受中原文化的影響而逐漸走上了華化的曆程。
三、東夷的華化
先秦的東夷，即分布在古河濟之間及泰山以東以南的東夷各部落與方國，到戰國晚葉都已經華化，成為華夏民族的一部分。這個既是分化又是融合的曆史過程，大體可分為夏商、西周、春秋戰國三個主要階段。
夏初，後啟與後益爭奪共主地位的鬥爭以及從仲康失國到少康複國，中經後羿、寒浞“代夏政”，直到後杼滅有窮氏，前後經曆半個世紀的鬥爭，是少昊集團中那些與黃炎集團結成部落聯盟的各部落在部落聯盟向國家過渡過程中的鬥爭。這些部落已從東夷中分化出來，加入了華夏雛形形成的行列，成為華夏起源時期東係的重要來源。他們分布在古河濟之間，即今山東省北部與河南省、河北省接壤的地區。在夏代，還有一支從東夷中分化出來加入了華夏雛形形成行列的，就是商族。他們從燕山地區南下，興起於河濟之間，終於造成了代夏而建立中國第二個王朝的基礎，其過程已在華夏雛形的形成一節敘述。在泰山與古濟水流域，形成了以奄與薄姑為中心的各方國。西周初奄與薄姑仍是東夷中的大國，他們是東夷中社會發展水平最接近夏、商的方國，而泰山以東至海，以南至淮的各部落與方國，即夏、商時期的九夷或夷方。
西周初既滅奄及薄姑，封魯與齊於其故地。以齊魯為中心，今山東省境內到春秋的隻有萊夷沒有完全華化。淮水地區諸夷，為西周東方的勁敵，是西周中、後葉東夷的主體。
齊與魯對周圍東夷部落的政策有明顯的區別。齊國的中心地區，據《左傳》昭公二十年記述，在薄姑立國以前曾有一支薑姓的西係部落逢伯陵東遷至此。《史記》也說：“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集解》引《呂氏春秋》說是指“東夷之土”。齊的遠古祖先已與東夷發生過較密切的關係。齊“大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齊采取了文化禮俗兼容並包、經濟方麵充分發揮地利的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所以齊太公在營丘立國之初雖然遇到了萊夷來爭，但很快就穩定了，隻有五個月就向周公報告其施政與奏效，使周公感到出乎意外的快。伯禽至魯，卻過了三年才向周公報告其施政，“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周公在對比了齊、魯這兩種不同的方針政策及其效果之後：“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麵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齊、魯這兩種政策的不同效果，在考古學發現中已有初步的印證。據研究：“近些年，臨淄齊國故城與曲阜魯國故城相繼進行了發掘，看出齊魯兩國在西周、春秋時期，彼此文化麵貌、喪葬習俗、城市布局等方麵，的確存在著顯著的差異。結合文獻記載，齊國的商文化色彩濃厚，還保存許多原始的殘餘（如大量地殺殉人畜與婦女地位較高等等），而魯國則保持周文化傳統，證明司馬遷所說太公治齊‘因其俗，簡其禮’與魯公伯禽治魯‘變其俗，革其禮，是有根據的。”齊雖來自黃河中遊，文化根基出自黃河流域東西兩大係的西係，但他所采取的政策，促進了黃河流域東西兩大係文化與部落的進一步融合，不僅在春秋時首先稱霸，齊國的文化對整個華夏文化的影響也不可低估。齊國周圍的東夷部落較快地與之融為一體，至春秋中後葉，前567年（齊靈公十五年）齊國滅萊，於是山東半島各東夷小國已被齊兼並。齊從春秋初葉已超過魯國，並基本上統一齊魯大地，成為東方最強大的諸侯，與他從立國時期已確定的兼容並包的政策有很大的關係。
魯在受封時，周王是定下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方針的，而伯禽強調變革當地土著居民的禮俗，雖然魯以推行周禮著稱，但當地土著的習俗仍頑強地保留著。據對魯國故城的初步發掘，共清理了129座兩周時期的墓葬，時間跨度從西周初葉到戰國初葉共五六個世紀。這129座墓可分為葬製風格迥異的甲乙兩組。據研究，乙組肯定是周人的墓葬，而甲組可以肯定不是周人的墓葬，“甲組墓從西周至少一直延續到春秋晚期，這個事實說明當地民族固有的社會風尚曾牢固地、長時間地存在著，並經曆了自己發展同化的過程”。實際上，魯國頑強地推行周禮，也必然還會與當地文化相結合，周禮起著主導作用。儒家祖師孔夫子，其先為宋人，是商族苗裔，他說周禮本身就吸收了夏、商二代的精華，“鬱鬱乎文哉，吾從周”。魯在東夷文化起源發展的中心地區，以周文化為主導，發展出對後世有很大影響的孔孟儒家學說，在實際的發展中不像伯禽所推行的“變其俗，革其禮”的政策那麼徹底，仍是周俗與夷俗並存而又以周禮為主導相互融合。
到春秋時，在魯國附近，還存在著大昊的後裔任、宿、須句、顓臾等風姓小國，在今山東境還有少昊後裔莒、郯、譚、費等國。他們與諸夏通婚、會盟，在與楚國的爭霸鬥爭中，他們主要是依附齊、魯，被認為是諸夏的同盟。從出土文物看，今山東境內的春秋東夷各國，社會與文化發展水平也很接近中原各諸侯，隻是因為他們仍保留一些東夷禮俗，當時仍被認為是東夷。實際上已是與諸夏即合而未化，到戰國時，這種文化上的差別已不引起人們重視了。
淮河中、下遊，今河南、安徽、江蘇等省接壤與鄰近地區，少昊集團的後裔嬴姓與偃姓諸國，如徐、江、葛、黃、淮夷、鍾離、英、六、舒鳩等，春秋時期他們主要傾向於“即事諸夏”，與諸夏通婚，參與會盟，出土器物有明顯特點，凡有銘文的都是周代通行的文字。在春秋爭霸與戰國大兼並的曆史進程中，他們先後被楚、吳、魯、越所兼並，他們的文化對齊、魯、楚及吳越都有影響，在政治上逐步統一過程中，文化與民族得到交彙融合，夷夏間的差別逐漸消失，當秦統一六國時，“其淮泗夷皆散為民戶”，都已經成為華夏的一部分。
先秦的東北夷，則在中國的東北繼續發展，秦漢以後的東夷主要指先秦東北夷的苗裔，其中肅慎發展成在古代有挹婁、勿吉、靺鞨、女真等族稱，當今有滿族、赫哲、鄂倫春、鄂溫克、錫伯等民族的大族係。夫餘的苗裔則有高勾驪繼續在中國東北境發展，並且在公元5世紀中心移至朝鮮半島，曾在鄰國朝鮮建立高麗王朝。
南蠻
南蠻的總稱，大概出現於戰國。《孟子·滕文公上》稱楚人許行為“南蠻鴃舌之人”，是說南蠻講話如鴃鳥（八哥）那樣舌頭不好使；《呂氏春秋·恃君覽·召類》說：“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禮記·王製》說：“南方曰蠻，雕題交趾。”南蠻是對今伏牛山脈以南漢水流域、淮河中上遊、長江流域、珠江流域以至雲貴高原各個民族的統稱，其中族係複雜：長江中遊有三苗、楚、群蠻；長江下遊及珠江流域有百越、長江中上遊有濮與巴蜀；雲貴高原西南夷的先民大概也不止一個族係。對於這些族係，本節僅能敘其梗概。
一、長江中遊
三苗、楚及群蠻三苗的分布及其與黃炎集團的關係已在第一編關於遠古各部落集團及其相互關係中敘述過。三苗，在先秦文獻中又稱有苗、苗民、三毛。三為多數，未必確指三個部落。在堯、舜時，三苗與中原大部落聯盟經過長期戰爭，失敗以後一部分被迫遷徙於三危。對三危的地理，考證眾說不一，按《山海經》及《後漢書·郡國誌》等記載，學術界一般認為即今甘、青、川按壤地區岷山、鳥鼠山、西傾山一帶。《山海經·海外南經》“三苗國”條郭璞《注》說：由於三苗之君反對堯讓天下於帝舜，被殺。“有苗之民叛入南海，為三苗國”。《山海經·大荒北經》說：“顓頊生驩頭，驩頭生苗民，苗民厘姓。”驩頭又稱丹朱，一說為堯之不肖子。厘姓即黃帝十二姓之一的僖姓。這些神話不僅反映著三苗集團中有一些部落參加了中原大部落聯盟，並且在爭奪共主地位的鬥爭中失敗；也反映著三苗當中有些部落與黃帝集團有交融關係。三苗北上爭雄於中原，失敗以後或被“竄”於三危，或退回故土，成為遠古神話中的“四凶族”之一，而以顓頊集團為核心同時吸收了部分炎、黃、三苗集團的部落形成的祝融八姓，從今河南中部南進丹江及江漢地區。這些遠古神話與新石器文化所反映的曆史可以相互印證，已詳第一編，為便於相互銜接，於此作簡短回顧，以使南蠻史跡上下連貫。
繼三苗以後，一直到春秋中葉以前，楚，或稱荊、荊楚，代替了三苗的地位，是中原王朝與諸侯心目中南蠻的主要力量。楚公族出於祝融八姓中的羋姓。楚族如何由祝融集團而成為蠻夷，又如何由蠻夷而華化，已在第二編第二章述及。
《後漢書·南蠻傳》說：周宣王時命方叔討伐南蠻，《詩經》中有“蠢爾蠻荊，大邦為讎”的詩句，即指宣王討伐南蠻，“明其黨繁多，是以抗諸夏也”。“平王東遷，蠻遂侵暴上國。晉文侯輔政，乃率蔡侯擊破之；至楚武王時，蠻與羅子共敗楚師，殺其將屈瑕；莊王初立，民饑兵弱，複為所寇。楚師既振，然後乃服。自是遂屬於楚。鄢陵之役，蠻與（楚）恭王合兵擊晉”。《南蠻傳》所概述的西周中晚葉至春秋時南蠻的四次大的活動，都是指長江中遊地區的群蠻。
春秋初，晉文侯擊破南蠻，具體所指，史無明文；前699年（楚武王四十二年）屈瑕伐羅，“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羅，出於祝融集團，熊姓，與楚有共同淵源，最初在今湖北宜城縣西山區立國。盧戎，杜預注：“盧戎、南蠻。”商時舊族，為《牧誓》所舉“西土”八族之一，敵地在今湖北襄陽市西南南漳一帶，大約在莫敖屈瑕被殺之後不久，羅、盧都已被楚滅亡。羅人南遷至今湖南省湘陰縣東北，成為楚國附屬。盧或已置為楚邑，前611年（楚莊王三年）庸與群蠻叛楚，楚“使盧戢黎侵庸”，杜預注：“戢黎，盧大夫。”可見在此以前已滅盧而為邑了。
在群蠻中，至春秋中仍試圖與楚抗衡的隻有庸。庸也曾參加周武王伐紂之役，是《牧誓》所舉“西土”八族之一。所謂“西土”，是周與商相對而稱，實則盧、庸、濮、巴等均屬南蠻。庸，或以為是巴人的一支，或以為原是中原舊國，在周成王時被周所滅而南遷。兩說均待確證。在周夷王時，楚子熊渠“乃興兵伐庸，揚粵，至於鄂”，立其三子為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集解》引《括地誌》直接稱之為“庸蠻”。庸國故地在今湖北省竹山縣境，其最盛時大概不僅深入江漢平原，還包括漢水中上遊到達今陝西省安康、紫陽一帶。
公元前613年楚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到第三年，楚國大饑，“庸人帥群蠻以叛”，麋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楚國有人主張遷都守險以避庸，蒍賈力主伐庸，則百濮自然離去。楚首先“使盧戢黎侵庸”，出師不利，主將被俘。庸以後又與楚師相遇，七戰七捷。庸在取得一係列勝利之後，以為“楚不足戰矣”，而秦國與巴國都對庸的屢勝感到威脅，結果“秦人、巴人從楚師，群蠻從楚子盟，遂滅庸”。從此群蠻已全部役屬於楚。庸、盧等國被滅之後，大多已在楚國大熔爐中華化，也有一些散布到中南、西南各民族中，而融化於當地各民族。其餘群蠻，或隨楚華化，或仍在長沙武陵一帶繼續發展，即秦漢時的武陵蠻。
二、長江中上遊濮、巴、蜀
濮又寫作卜，為《牧誓》所舉“西土”八族之一。《偽孔傳》說：“庸、濮在江漢之南。”《逸周書·王會解》說：“卜人以丹沙”，孔晁注：“卜人，西南之蠻。”周景王使詹桓伯也說過：武王克商以後，“巴、濮、楚、鄧，吾南土也。”濮，又稱百濮，部落眾多，分布廣泛，揚雄《蜀都賦》說：“東有巴、賨，綿亙百濮”。左思《蜀都賦》說：“於東則綿巴中，百濮所充”。杜預《春秋釋例》說：“濮夷無君長總統，各以邑落自聚，故稱百濮”。是蜀以東，楚以南和西南，都有濮人分布。
濮與楚國鄰近，很早就發生了關係，當前828年（西周共和十四年）楚子熊嚴卒，其長子伯霜立，前822年（周宣王六年）熊霜卒，其三弟仲雪、叔堪（《國語》作叔熊），季徇爭立，結果仲雪死，“叔堪亡，避難於濮”。《國語·鄭語》說：“叔熊逃難於濮而蠻。”濮當離楚不遠，與楚屬不同民族，叔堪（叔熊）逃難到了濮人之中，也就被同化而變成蠻人了。
進入春秋，公元前8世紀中，楚子蚡冒已著手向南略取濮人地區，公元前740年其弟熊通弑蚡冒自立，一方麵北上伐隨，自稱武王，同時“始開濮地而有之”。直到春秋中葉，百濮仍是一種強大的勢力。前611年（楚莊王三年）庸率群蠻叛楚，“麇人率百濮僚聚於選，將伐楚”，選，地名，今地為湖北枝江縣。麇，又寫作麋，大概即《牧誓》所舉“西土”八國中的微，《春秋大事表》說：“鄖縣為春秋時麋國地”，《中國曆史地圖集》標在陝西省白河縣境，與鄖縣、鄖西為毗鄰地區。庸、麇兩國相距不遠，庸率群蠻，麇率百濮，都說明其所率蠻、濮的部落眾多，實沒有真正形成統一的力量。麇國在庸滅亡之後大概隨之滅亡，人亦分散，部分南遷至今湖南省嶽陽地區。百濮部落則直到前523年（周景王二十二年、楚平王六年），“楚子為舟師以伐濮”（11），此舉為楚平王“收南方”。上距蚡冒開始略取濮地已兩個世紀，距楚莊王滅庸也將近一個世紀。百濮雖沒有形成統一的力量，但部落眾多，楚未能完全將他們同化。後世被稱為濮僚的族群，當是百越與百濮交融而形成的。當前民族史界有的認為百越即百濮，實則他們起源不同，而在長江中上遊及雲貴地區兩大族團彙聚交融而形成的族團濮僚，具有兩者的特征。
巴人，在先秦有廣狹兩義：狹義即以廩君種為核心的古民族，廣義包括巴人所建方國內的各民族。
關於巴人的起源，《山海經·海內經》說：“西南有巴國。大皞生鹹鳥，鹹鳥生乘厘，乘厘生後照，後照生始為巴人。”將巴人的來源與太昊集團聯係起來。《世本·姓氏篇》說：“廩君之先，故出巫誕。”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曋（音審）氏、相氏、鄭氏，都源出於五落鍾離山，此山有赤黑二穴，巴氏生於赤穴，餘四姓生於黑穴。“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五姓相約，擲劍於石，中者為君。“巴氏子務相獨中之”。又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為君，餘姓皆沉，惟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為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在鹽陽又經過與鹽水女神一番充滿神話色彩的艱苦戰鬥，終於射死鹽神，“廩君於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這一神話《後漢書·南蠻傳》引作敘述廩君種的起源。廩君被五姓共推為君，反映著五姓部落聯盟的形成。
武落鍾離山，一名恨（音恒）山，又名難留山，在今湖北省長陽縣境內。夷水即清江，自來無異議。長陽縣在清江下遊，巴人起源於清江流域，比較可信。清江古與大溪通，是長江通往楚國郢都的重要通道。大溪文化即以大溪鎮遺址命名，分布以鄂西南為中心，西至川東，東南至江漢平原，巴人起源與大溪文化的關係，有待進一步研究。《山海經》將巴人起源與大昊相聯，反映出巴人中可能有一支來自大昊集團；其主流當是鄂西南土著起源。
巴人在先秦的活動區域很廣，主要包括川東、鄂西和陝西漢中一帶。其最初的中心，即廩君所居的夷城，大概在清江上遊距今湖北恩施縣不遠處。《後漢書·南蠻傳》注引盛弘之《荊州記》說：“昔廩君浮夷水，射鹽神於陽石之上。案，今施州清江縣水一名鹽水，源出清江縣西都亭山”。清江縣，隋置，即今恩施縣，北周曾在清江上遊置鹽水縣，古代這一帶出產井鹽。清江上遊稱為鹽水，因當地有泉出鹽得名，廩君之所以溯清江而上與鹽神鬥，是為了爭奪鹽這種不可或缺的資源。在當時內陸地區控製了鹽，是駕馭於其它部落之上的重要條件。
巴與濮往往並稱。在巴人建立的巴國，被統治者最基本的民族成分大概是濮。巴國在商代可能已與中原交往，並且參加了周武王伐紂之役。《華陽國誌·巴誌》說：“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著乎《尚書》。巴師勇銳，歌舞以淩，殷前徒倒戈，故世稱之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也。”然而《牧誓》八國，有濮無巴。或以為濮即是巴，或以為“西土”八國中的彭即是巴國。彭與巴，古音可通，彭國故地有一處在今四川彭縣境，1959年在彭縣竹瓦街發現一處窖藏，出土21件青銅器，其中“覃父癸”，“牧正父己”兩解被認為是殷人之物，可能是參加伐紂所獲，或因此判斷參加伐紂之彭即巴，在今成都平原中心地帶，與廣漢早期蜀都相距僅數十裏。此蓋巴人征服蜀以後彭國西遷所致。在《牧誓》中，彭與盧並提，盧在今湖北省南漳一帶，稍西北鄰南河，古稱彭水。宋人羅泌在《路史·國名記》指出：“彭濮人皆在峽外”，即三峽以東；清人陶澍《蜀典》認為彭即“彭水夷”，從伐紂時的地理及巴人起源之區考慮，參加伐紂的巴可能是在彭水立國的巴。
春秋初葉，巴的中心仍在鄂西南，並且和庸蠻等群蠻都對楚國有一定臣附關係。前703年（楚武王三十八年），巴國遣使請求楚國允許巴與鄧（河南省鄧縣）國為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聘於鄧，鄧南鄙鄾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鄾在今鄧縣南，漢水以北，約在襄樊市以北不遠。於是楚與巴聯合圍鄾攻鄧。另一方麵，巴又與楚抗爭，以至在前689年（楚文王元年）巴、楚之間發生戰爭。這一年楚與巴人伐申（今河南省南陽市東謝營）而驚巴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於楚”，楚國在那處的地方官逃跑，被楚王所殺。當年冬天，“巴人因之以伐楚”。到第二年，楚國才大敗巴師於津。那處為楚滅掉權國以後安置權國遺民的地方（今湖北省荊門縣東南），津距清江入江處不遠，故地在今湖北省枝江縣。
巴人曾力圖在楚秦之間夾縫中爭取獨立地位，既不得不附楚，又向秦國朝貢。公元前611年庸國屢勝楚師，巴又與秦共同支持楚國夾擊庸國，楚滅庸，與秦、巴瓜分庸地：楚占有庸國的中心地區，即以今湖北省竹山縣為中心的鄂西北地區，秦得到庸國北境今漢水上遊陝西南部安康、紫陽一帶；巴分得庸國的西境，今川東巫山、奉節一帶。於是巴國完全控製了由長江中遊通往上遊的樞紐，其政治中心也向今重慶地區發展，形成了與蜀在今四川地區東西相對峙的局麵。到春秋中後葉，巴國發展到了最盛時期，兵鋒所指北達鄧，南涉沅、澧，並且與蜀國在西南相抗衡。巴對楚已擺脫原有的附庸地位而經濟文化與楚均有密切的往來，政治上時亦發生矛盾。公元前337年巴蜀攻楚，取楚茲方（今湖北省鬆滋縣），對郢都造成了威脅。楚國在今長陽縣境清江下遊建立扡關以防巴人的進攻。
進入戰國，秦、楚更加強大發展，巴國在清江流域的故地被楚國吞食，在鄂西北及陝南的勢力也被楚、秦所逐。戰國中葉，楚已進一步掠奪巴在川東的許多地方，前361年秦孝公即位初討論形勢，說“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大約今川東長壽以東，長江以南西陽、秀山、黔江、彭水一帶已非巴有。至楚威王（前339—前329）時，“使將軍莊將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今貴州南部原屬巴國的地方也都屬楚了。這時巴國所保有僅川東北一隅之地。至前316年秦惠王後元九年滅巴蜀，置郡。巴人自廩君立國，也許曾建立過若幹個方國，至秦滅巴，前後約有千年以上。此外，武王伐紂之後，據記載還曾以宗子在巴人地區建立過姬姓的巴子國。
巴國境內，民族眾多，《華陽國誌·巴誌》說：“其屬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蠻。”其中濮分布很廣，大概是巴國境內人數最多的族團，稱為百濮，已在前麵敘述過。苴是巴人的一支，《史記·張儀列傳》說：“苴蜀相攻”，苴侯為蜀王封其弟於苴之區，與巴王相友好，蜀與巴為仇，故蜀王兄弟相攻。《索隱》說：“苴，音巴。謂巴、蜀之夷自相攻擊也。”蜑與巴同族係，《世本》說：“廩君之先，故出巫誕。”蜑與誕同音異寫，巫誕大概即巫山地區的蜑人，大溪即在附近入江。前已述及，大溪古與清江通，從川東由大江出，至大溪進入清江直抵宜都再入大江，古時是一條風險較少的航道。
其餘各族不易細辨，總不出百越與百濮族群。
廩君種勇敢善戰，崇拜白虎。此俗至本世紀50年代以前仍在鄂西、湘西、川東土家族中流傳，當與土家族有較深的淵源關係，而巴人與巴國境內各民族大多在秦滅巴以後已經華化，成為西華夏的重要來源。同時也有相當多的巴人及巴國各族在西南、中南繼續發展，其與西南各少數民族的淵源關係，將在秦漢以來西南各族中追敘。
蜀是長江中上遊文明發達最早的古代民族與方國。春秋中葉以前，長江中上遊小國、部落以百數，而蜀為最強大，文明程度也最高。至少在蜀國杜宇開明王朝以前，巴蜀屬不同的民族，蜀國境內也有許多民族，即使蜀國各王朝，統治者也是來自不同的民族。
蜀字在殷墟卜辭中已出現，但多數甲骨文字學者認為甲骨卜辭中的蜀是地名，可能指今陝西、山西、河南或山東省的某個稱為蜀的地方，與四川省沒有多大關係。關於蜀人起源，《世本·姓氏篇》說：“蜀之先，肇於人皇之際，無姓。相承雲，黃帝後。”《史記·五帝本紀》說：“嫘祖為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為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陽。”又參照《帝係》、《山海經》及《竹書紀年》等相關記載，則蜀出於昌意一係，與夏、楚、秦國同源出帝顓頊。這些都是戰國秦漢人在華夏民族形成與統一的基礎上所作出的歸納。
揚雄《蜀王本紀》記述：“蜀之先稱王者有蠶叢、柏[灌]，魚鳧，開明。時人萌、椎髻左衽，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從開明以上至蠶叢積三萬四千歲。”把蜀的起源，一直推到了相當於舊石器時代晚期的年代。李白《蜀道難》更誇張地說：“蠶叢與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
長江中上遊是一個有遠古人類化石豐富材料發現的地區，從巫山人、元謀人等屬百萬年以上的人類化石至晚期智人資陽人，都發現於這個區域。然而這一地區的新石器文化起源，淵源與序列到目前尚不很明朗。自1929年及本世紀30年代，在成都以北40公裏廣漢市三星堆發現一批玉器，至1980—1986年在三星堆發現早期蜀都與兩個大規模青銅人造像及玉器的埋藏坑，蜀地的青銅文化，與中原大體同步發展，其文化內涵表明，蜀地青銅化有鮮明地區特點，其起源具有本地淵源；同時又具有受中原、秦隴、江漢的青銅文化明鮮影響的特點，說明蜀道雖難於通行，先民仍克服種種天險與秦隴、江漢和中原發生了交往。
三星堆遺址發現的文化，從新石器晚期至與夏、商、周相當的時期以及秦漢時期，文化層位序列比較清楚，兩處大型埋藏坑出土的早蜀時期的神人銅立像、麵像，頭像，神樹、蛇、鳥、獸、金麵罩、金仗、玉質禮器。璋、瑗、圭、璧等就有千餘件之多；這些發現不僅震撼了中國學術界，也引起了世界學術界極大的興趣。考古學界初步將三星堆文化劃分為四期：一期距今約4800年左右到距今4000年以前。在成都平原北部黃土台地區域，形成了一支具有當地民族文化特色的氏族部落群體，相當於中原夏朝建國以前的堯舜“禪讓”時期。二期、三期包括距今4000年左右到3200年左右，相當於中原的夏代至商代中期。這一時期是典型的三星堆青銅文化從形成到興旺發展的時期，建立了古城，出現了國家的組織，有巨大的祭祀中心。四期距今3000年左右，相當商末周初，此時三星堆古城突然廢棄，青銅與玉禮器等突然被埋葬，今已發現兩座大規模埋藏坑，而文化與政治中心由成都十二橋等處的考古發現證明已由今廣漢地區轉移到成都平原中心。這些發現，使文獻記載的蜀國蠶叢、魚鳧、杜宇、開明幾個時期統治者的更替及其年代可以從考古學實證中去追尋。目前這種研究已經開始，也僅僅是開始。
蠶叢，大概是從岷江上遊南下至成都平原北部的早期蜀人的名稱，屬氏人的一支。章樵注《蜀都賦》引《蜀王本紀》說：“蠶叢始居岷山石室中。”清人李元《蜀水經》也說：“江水又南經蠶陵山。故蠶陵縣以山名也。古蠶叢氏之國在疊溪營北三裏。”蠶陵縣係、漢武帝元鼎間置，治所在今四川省茂汶羌族自治縣疊溪北。古人以岷江為長江正源，故岷江直稱為江。此外，在岷江上遊地區的汶川、灌縣境內有不少以蠶為名的古地名遺跡，而且這些地名，據當地傳說多因石而得名。由此推測後人稱之為蜀，其最初的名稱為蠶叢，也可能是因為他們因居住在岩石“巉棱如簇蠶”的岷山之故。
魚鳧，可能與蠶叢同族，也可能來自東方。大概魚鳧時期已具立國規模，考古學界頗以為“三星文化發生期的主人或許是蠶叢氏柏灌氏；三星堆繁榮期的主人大約是魚鳧氏，成都十二橋，豐子山遺址的主人則可能是杜宇氏；船棺葬新都大墓等晚期蜀文化的主人為開明氏”。若這個判斷不誤，則魚鳧時期已達到青銅文化的繁榮階段，且已修築古城，具有立國規模，已經進入階級社會。其統治者究竟屬何族係，目前難下判斷，不過從三星堆出土的青銅人像的發式、服式等材料來判斷，早蜀已具有多民族的特點。
按照三星堆遺址古城突然廢棄而政治中心轉移到成都平原中心在商末周初的情況判斷，杜宇代替魚鳧大概是在商末。杜宇從何而來？《蜀王本紀》敘述：“（魚鳧）後有一男子曰杜宇，從天墮，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從江源井中出，為杜宇妻。乃自立為蜀王，號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於郫。”《華陽國誌·蜀誌》與此稍異：“後有王曰杜宇，教民務農，一號杜主。時朱提有梁氏女利遊江源，宇悅之，納以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郫邑，即今成都西北，廣漢西南郫縣；瞿上，一般認為即今成都市南雙流縣。可見蜀國政治中心是在杜宇時南移至成都平原中心，與三星堆遺址及成都十二橋、羊子山等處遺址文化反映的曆史麵貌可以相互印證，朱提為今雲南省昭通縣。
參加伐紂的蜀大概即杜宇王朝。蜀，古與叟音近。《牧誓》、《偽孔傳》說：“蜀，叟。”孔穎達《疏》：“叟者，蜀夷之別名。”據此則杜宇與蠶叢一樣，屬於氏羌係民族。但《華陽國誌·蜀誌》稱：“七國稱王，杜宇稱帝，號曰望帝，更名蒲卑。”《文選·蜀都賦》劉逵注引《蜀王本紀》：在開明之前有蒲澤，《路史》作蒱澤，當是杜宇別名蒲卑的異寫，“澤”與“卑”何者為正，難斷；蒲與濮音同相通，因而杜宇也可能出於百濮。究竟屬何族係，姑可存疑，而杜宇時期注重農業，則可以肯定。據《華陽誌·蜀誌》，直到東晉時“巴蜀民農時先祀杜主”，在川西郫縣一帶，至今一直長期流傳著杜字時代發展農業的故事。杜宇最盛時的疆哉，《華陽誌·蜀誌》說：“（杜宇）自以德高諸王，乃以褒斜為前門，熊耳、靈關為後戶，玉壘、峨眉為城郭，江、潛、綿、洛為池澤，以汶山為畜牧，南中為園苑。”《蜀誌》把杜宇稱帝的時間放在“七國稱王”之時，即戰國時期，顯然有誤。杜宇代替魚鳧在商末，其滅亡年代，《路史·餘論》記述開明代替杜宇之後經11代350年為秦所滅。秦於公元前316年滅蜀，則開明王朝代替杜宇王朝在公元前666年左右。《華陽誌·蜀誌》也說開明王朝傳位12世，據此則開明王朝代替杜宇王朝也是在春秋中葉。總之，杜宇王朝大約是從商末周初至春秋中葉，存在約4個世紀，其最盛時以成都平原為中心，北控今漢中地區，南包今涼山州及雲南北部，東邊至少可以稱霸於川東。春秋中葉以前庸國實控今奉節、巫山一帶，庸國滅亡以後，巴國向川東發展，在巴人西進以前不久，蜀國杜宇王朝已走向衰亡。
開明王朝代替杜宇在春秋中葉，《蜀王本紀》敘述：“望帝積百餘歲，荊有一人名鱉靈，其屍亡去，荊人求之不得。鱉靈屍隨江水上至郫，遂活，與望帝相見，望帝以鱉靈為相。時玉山出水，若堯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鱉靈決玉山，民得安處。鱉靈治水去後，望帝與其妻通，慚愧，自以為德薄不如鱉靈，乃委國授之而去，如堯之禪讓。鱉靈即位，號曰開明帝。”這一神話所反映的是，鱉靈來自荊蠻地區，善於治水，因開鑿玉壘山（今灌縣西北），消除了成都平原的水患，為成都平原農業開發與社會發展作出了突出的貢獻，實際上已造成了代替杜宇王朝的基礎，從而代替杜宇建立開明王朝。開明王朝傳12世，其王有名可考者僅叢帝、盧帝、保子帝、開明尚等四世。在建國初，定居於廣都樊川（今四川省雙流縣），《太平禦覽》卷八八八引《蜀王本紀》說：“蜀王據巴蜀之地，本治廣都樊鄉，徙居成都。”徙居時間，《華陽國誌·蜀誌》在敘述九世開明帝以後說：“開明王自夢郭移，乃徙治於成都。”這大概是在戰國中期。此前杜宇都郫，開明居廣都樊鄉都在成都周圍，從開明王朝徙居成都以後，成都一直是蜀地政治經濟文化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