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初期的國際格局與冷戰
戰後初期的國際形勢和對戰敗國的處置
一、戰後初期國際政治力量對比的變化
近300年來，特別是19世紀以來，歐洲曾經是世界政治的中心，維持以歐洲均勢為中心的國際關係成為傳統的國際關係格局。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社會主義蘇聯的出現在資本主義體係打開了一個極大的缺口，但是蘇聯一直處於資本主義包圍中，主宰國際事務的仍然是西歐等地區少數帝國主義列強。第二次世界大戰打破了這個傳統的格局。德、意、日3國在戰爭中一敗塗地，被迫退出了爭霸行列。英法雖為戰勝國，但它們都已筋疲力盡，遍體鱗傷，再不能保住戰前它們所保持的東西，同樣退出了爭霸行列。二次戰後，西歐在國際事務中居於支配地位的時代已成過去。正如聯邦德國前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所說的，如果再有什麼人“以歐洲為中心來看待世界，”他們會“陷於自欺欺人的境地”。
代之以傳統格局的是美蘇兩極結構的逐步形成，而首先是美國在戰後初期就上升到稱霸世界的峰巔。
美國是交戰國中唯一沒有遭到戰火破壞的大國，而且通過戰爭獲利甚大，國力得到空前加強。當時，美國擁有資本主義世界工業產量的53.4%（1948），出口貿易的32.4%（1947）和黃金儲備的74.5%（1948），以及世界穀物收獲量的1/3。它還是世界最大的資本輸出國和債權國。大戰期間，美國的軍事力量也變得異常強大。到戰爭結束時，美國軍隊曾達到1200萬人的高峰，分駐在世界50多個國家，它還一度壟斷了原子彈，使美國成為曆史上第一個超級大國。美國利用其優勢的經濟軍事實力，在大戰末期，通過1944年布雷頓森林體係的確立，建立了在戰後國際資本主義經濟中的霸權地位，並一度把1945年成立的聯合國變成其控製和操縱下的表決機器，為其推行全球擴張政策創造條件。
蘇聯的情況則有很大不同。一方麵，大戰證明社會主義具有不可摧毀的力量，戰爭結束時，蘇聯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陸軍，而且恢複和擴大了沙俄時期俄國在東歐和遠東的版圖和政治勢力。蘇聯成了在歐洲最強大、在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的強國。而且在蘇聯直接間接援助下，東歐一係列國家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但是蘇聯在二戰期間的損失比美國要嚴重得多。美國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諾指出，在二次大戰中，“蘇聯與美國的傷亡是24∶1，與全部歐洲聯軍（包括不列顛、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希臘、南非洲、法國、荷蘭、丹麥、比國的軍隊）的傷亡差不多是10∶1，……物質的損失估計約有2000億美元，但是化為灰燼的還不止金錢而已”，“這一切便是今日蘇聯對歐洲政策的背景。不知道這個背景，就沒有橋梁可以跟俄國人溝通。”當時的實際情況是，蘇聯雖然對其鄰國表現出大國沙文主義錯誤，但至少是，由於實力的局限，其行動是謹慎的。美國著名的外交家喬治·凱南在後來承認：“我認為當時蘇聯根本沒有任何方法來構成對我國的軍事威脅……單戰後重建就明顯需要幾年的時間，俄國人渴望和平的心情是巨大的。”
除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這些力量消長的顯著變化之外，亞非的迅速覺醒是戰後國際關係中的又一重大事件。大戰期間被侵略的中國和亞非各國人民在共產黨和民族主義政黨的領導下，紛紛拿起武器同敵人英勇戰鬥，在戰時盟國的武裝部隊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員由亞非國家人民組成，他們為反法西斯戰鬥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同時也鍛煉出一支爭取民族解放的隊伍。這些國家人民既不能容忍老殖民主義者卷土重來，也不容許新霸權主義者以改頭換麵方式對他們進行控製。
以上便是戰後初期國際關係中的一些根本性的變化。
二、對意、羅、匈、保、芬五國和約的締結
二戰結束後，尚有戰爭遺留下來的許多共同問題急待解決，其中就有處置戰敗國及其附庸的問題。由於1943年和1944年間意、保、羅、匈、芬5個法西斯德國和日本的盟國，相繼被迫退出戰爭，並不同程度地參加了反法西斯戰爭，這些情況與無條件投降的德國和日本不同，因之，1945年8月波茨坦會議決定，設立外長會議，首先準備對意、羅、匈、保、芬5國的和約。
在對5國和約問題上，美國企圖通過訂約，獲得停戰時期所沒有得到的東西，“即從經濟上和政治上插足於東歐大門口。”蘇聯想在巴爾幹確認停戰協定條款，鞏固戰果，向地中海擴大影響。
從1945年9月至1946年召開了4次大國外長會議，還舉行了21國參加的巴黎和會。在曆次會議上，美蘇圍繞著5國和約問題，爭論激烈。例如，1945年9月在倫敦召開的蘇、美、英、法、中5國外長會議上，在討論對意和約時，涉及對意大利殖民地的處理、意南邊界和的裏雅斯特的歸屬、意大利的賠償等問題，美國提出由聯合國對意大利殖民地托管10年，蘇聯提出對的黎波裏塔尼亞單獨托管的要求；美國主張的裏雅斯特的主權屬意大利，蘇聯主張歸南斯拉夫；美國反對向意大利索取賠償，蘇聯要求意大利向蘇聯賠款1億美元。在討論對羅、匈、保和約時，美英打出貫徹雅爾塔協議的旗號，堅持要求在東歐實行“自由選舉”，影射攻擊蘇聯在東歐“擴張”，蘇聯則指責美國破壞和約締結程序，譴責美英幹涉希臘內戰。會議對重大問題沒有達成任何協議，不歡而散。後來，經過3國3次外長會議的討價還價，才在5國問題上達成協議，並於1947年2月10日在巴黎正式簽訂了5國和約。和約主要規定了5國的領土邊界變更、政治民主化、限製軍備和經濟賠償等問題。
5國和約是戰爭結束時歐洲軍事政治形勢在法律上的反映，是美蘇妥協的結果。和約的締結使歐洲大部分地區宣告結束了戰爭狀態。在對意芬等國和約中，都規定了肅清法西斯勢力和實現民主自由的條款，從而鞏固了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成果，對實現歐洲和平與民主具有重要意義。它們也是戰時盟國在戰後初期解決戰爭遺留問題所取得的一項重要成就。此後，國際形勢急轉直下，“冷戰”完全取代了合作。
三、美、蘇、英、法分區占領德國和兩個德國的形成
戰後歐洲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處理戰敗國德國的問題，這個問題越來越成為美蘇鬥爭的焦點。
德國投降後，蘇、美、英、法4國分區占領德國：東區由蘇聯占領，西北區由英國占領，西南區由美國占領，西區由法國占領。大柏林也由4國分區占領。但是由於各占領國都想把德國問題的處理納入本國戰略方針的軌道，盟國管製委員會形同虛設。在一係列重大問題上美蘇都是各行其是。唯一的例外是1945年11月到1946年10月對德國戰犯的公開審訊和判決。戈林、裏賓特洛甫等12名首要戰犯被判處以絞刑。在世界人民經曆了二次大戰的空前浩劫之後，任何國家都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去為納粹罪行辯護。
但是，一涉及到戰後德國去向這一問題，美英與蘇聯的固有的不同利益就明顯暴露出來了。美國企圖扶植德國，借助其物力、人力和戰略地位為自己的霸權政策服務，便逐步對德采取了分裂和扶植政策，強調德國的統一必須先實行經濟統一。1946年7月20日，美國提出合並占領區的建議，得到英國的支持。簽訂了美英占領區經濟合並協定。1947年1月1日成立了雙占區。這是美英分裂德國的重要一步。1948年2月至6月召開了美、英、法、比、荷、盧6國倫敦會議，提出一個分裂德國的“建議”。主要內容是：雙占區與法占區采取協調經濟政策的措施，共同管製對外貿易；召開西占區製憲會議；西占區實行貨幣改革，參加“馬歇爾計劃”，國際共管魯爾。倫敦會議建議的中心是成立西德國家，分裂德國，並以西德為中心複興西歐，達到把包括西德在內的西歐全麵納入美國戰略軌道的目的。
6月18日，美英法宣布從6月21日起在西占區實行單獨的貨幣政策，規定西方占區將發行一種新馬克即“B”記馬克。這是正式分裂德國的第一個重大實際步驟並成為引發“柏林危機”的導火線。
針對美國分裂德國的計劃，蘇聯於6月22日在蘇占區開始實行貨幣改革，發行加上特別印記的“D”記新馬克，並於6月24日封鎖柏林，全麵切斷了西占區與柏林的水陸交通和貨運，“柏林危機”由此爆發，並形成戰後第一次美蘇冷戰高潮。
6月25日，美國派出大批飛機向西柏林250萬居民大規模空運糧食、煤和各種日用品。同時，美英法對蘇占區實行反封鎖。11月，蘇占區建立了柏林的市政機構。12月，西占區也采取了同樣的行動，大柏林市正式分裂成兩個城市，各有獨立的立法、行政係統和貨幣製度。經過長達11個月的鬥爭，雙方於1949年5月5日達成協議：取消一切封鎖；召開4國外長會議討論柏林形勢引起的諸問題。“柏林危機”暫趨緩和。
美國利用“柏林危機”所造成的緊張局勢，加快分裂德國的步伐。柏林封鎖剛結束，西德於5月23日通過了《德意誌聯邦共和國根本法》，確定波恩為首都，成立德意誌聯邦共和國。9月20日阿登納總理組成了第一屆聯邦政府。同年10月7日，德意誌民主共和國憲法生效，成立了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皮克為總統，格羅提渥為總理。從此，在德國的土地上出現了兩個德國。這對戰後歐洲和整個國際局勢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四、美國單獨占領日本
《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規定，戰後必須解除日本武裝，嚴懲戰犯，鏟除日本的軍國主義，清除戰爭工業，實現日本的民主化，使日本走上獨立、民主、和平的發展道路。但美國戰後的對日政策，則是要實現近百年來使日本臣服於美國的夢想，從而帶來整個東亞地區“在美國統治下的和平”。
在日本投降前夕，美國政府已決定要單獨占領日本。杜魯門說：“我決定，對日本的占領不能重蹈德國的覆轍。我不想分割地管製或劃分占領區。我不想給俄國人以任何機會，再讓他們像在德國和奧地利那樣去行動。”日本投降後盟國曾就最高統帥人選問題進行磋商。莫洛托夫代表蘇聯政府建議最高統帥“由美蘇將領各一人擔任”。美駐蘇大使哈裏曼怒氣衝衝地說，“最高統帥不由美國人擔任是不可思議的”。蘇方的這一建議被美國斷然拒絕。美國提出的麥克阿瑟成為盟國的最高統帥。麥克阿瑟趾高氣揚地說：“我是8000多萬日本國民的絕對統治者。”
在這種情況下，蘇聯建議成立蘇、美、英、中4國管製日本委員會，又遭拒絕。經過反複鬥爭，才在1945年12月美英蘇3國外長會議上達成協議，決定成立兩個機構，一是遠東委員會，作為執行《波茨坦公告》的決策機構，由蘇、美、中、英、法、荷、加、澳、新、印、菲11國組成；另一個是盟國管製日本委員會，由蘇、美、中各派一代表，英、澳、新、印合派一代表組成。兩個委員會的職權，在形式上有限製美國的規定，但實際上形同虛設，改變不了美國控製日本的局麵。
美蘇“冷戰”的開始
一、美國全球霸權戰略的醞釀和丘吉爾的富爾敦演說
前已提到，美國雄厚的經濟和軍事實力，為其全球擴張創造了條件。杜魯門上台後曾一再聲稱，“我們贏得的勝利把領導世界的持續重擔放到了美國人民的肩頭”，“全世界應該采取美國製度”，“不管我們喜歡與否，未來的（國際）經濟格局將取決於我們！”
與此同時，美國在經濟上也有向外擴張的需要。《走向全球主義》一書作者安布魯斯指出，“盡管國家在全世界保持著優勢地位，但美國領導人在1945年夏對未來有三怕。”一是政治上的，怕斯大林，也就是怕社會主義。二是技術上的，怕原子秘密保持不住。“第三怕是經濟上的，隨著和平的來臨，經濟會重新轉向衰退。避免經濟蕭條的途徑就是增加對外貿易，但如果世界其他地區對基本工業實行國有化或者關閉其市場，美國就無法在海外競爭。”這第三怕帶有根本的性質。當時隨著美國國力的增強，美國在外國經濟形勢麵前反而變得脆弱起來，美國日益依賴世界各地的資源和市場。
就戰後初期而言，美國麵臨的一個嚴重問題是從戰時經濟轉向和平經濟可能出現的經濟危機。大量軍事訂貨的消失和大批軍人複員立即造成大規模失業的威脅。五角大樓原計劃兩年內僅讓200萬人退伍，但結果，由於一場爭取士兵立即返回家園的運動，使得退伍人數一下子達1200萬之巨。美國當權人物驚恐地看到如果不能維持充分就業，就可能再來一次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大危機，那將威脅整個製度的安全。出路何在呢？就是向全世界擴張市場，一位美國官員說：“資本主義主要是一個國際體係，一旦在國際上行動不開，就要徹底完蛋的。總之，由於種種原因，戰後美國需要開放世界市場。”
這樣，向全世界擴張，就成為美國維持其經濟並從而維持資本主義製度的根本需要。這構成了一種強大的推動力，促使美國走上全球擴張的道路。由1898年以後的海外擴張轉向1945年以後的全球擴張，標誌著美國對外政策走上了新階段。在美國統治階級中一部分人，特別是軍人認為，憑著一手美元，一手原子彈，他們是可以做到這點的。一個“美國治下的和平”（PaxAmericana）取代19世紀“英國治下的和平”（PaxBritannica）似乎是一定可以實現的。
但是，美國的霸權主義野心卻遇到了嚴重的障礙。
正當美國的實力與擴張野心在戰後達到空前高度時，蘇聯和各國人民的革命力量也在全世界範圍內達到一個新的高度。
在美國看來，第一個也是主要的障礙來自蘇聯。蘇聯經濟雖在二次大戰期間遭到嚴重破壞，但它的軍事力量卻大大增強，軍隊數達1200萬人。戰後仍保留三四百萬人，並擁有精良的裝備。東歐一係列國家在蘇聯的直接間接援助下，從德意法西斯的桎梏下獲得解放，並先後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權，這是美國實現其稱霸計劃的一大障礙。有的美國學者認為，“俄國控製了東歐……導致冷戰開始。”這不是沒有道理的。東歐的解放成了美國公開反蘇的直接動因。第二個障礙來自發展中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資本主義國家的進步民主力量。在反法西斯戰爭中，歐洲許多國家如法國、意大利、希臘等國的共產黨和民族主義政黨積極領導人民進行反法西斯鬥爭，贏得各國人民的普遍尊敬和讚揚。戰後初期，這些力量成為反對侵略，堅持民主進步的主力軍。顯然，不把這股勢力壓下去，美國的全球霸權也是一句空話。第三個障礙來自覺醒了的亞非人民。大戰期間被侵略的中國和亞非人民在共產黨或民族主義政黨領導下紛紛拿起武器同敵人英勇戰鬥，在戰時同盟國武裝部隊中，有很大部分人員由亞非國家人民組成。他們經受了鍛煉，提高了覺悟，成為戰後反對新老殖民主義的生力軍，也是美國霸權主義的一大心腹之患。
美國把以上障礙最終歸罪於共產主義和蘇聯。美國當局認為，共產主義“成為世界上一切邪惡的根源。在任何地方發生的每一變動中，我們總能看到有‘莫斯科共產主義’在插手。最初對共產主義的概念認為是一種國際陰謀，像章魚那樣身在莫斯科，觸角則伸到世界最遠的各個角落。”正是由於蘇聯和各國人民的革命力量妨礙了美國的稱霸計劃，導致二戰期間的美蘇同盟的破裂和美國對蘇“冷戰”“遏製”的開始。
“冷戰”一詞最初是由美國人提出的。1946年初，美國參議員巴魯克在演說時指出：“美國正處在冷戰方酣之中”。“冷戰”一詞公開出現。1946年2月21日，美國駐蘇代辦喬治·凱南按美國政府的要求向國務院發回一份長達8000字的電文，主張美國應采用軍事包圍、經濟封鎖、顛覆、局部武裝幹涉和持續政治冷戰的辦法來遏製社會主義蘇聯的發展。李普曼則發表文章反對凱南的主張，認為美國應用脫離接觸政策代替遏製政策。1947年李普曼把他的文章彙集成《冷戰：美國外交政策的研究》一書公開出版，冷戰作為政治術語遂為各界普遍采納。
“冷戰”首先從波蘭問題開始。早在1944年7月22日，在蘇聯的支持下，在盧布林成立了波蘭人民代表會議（即盧布林政府），美國對此采取拒不承認的態度，繼續支持在倫敦的波蘭地主資產階級流亡政府，並千方百計使這個政府合法化。1946年1月初，杜魯門在一份備忘錄裏攻擊蘇聯在波蘭采取了“高壓和專斷的手段”。他還攻擊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成了“警察國家”，揚言除非這兩個國家有根本的轉變，美國就不予以承認。同年初，美國還利用蘇聯和伊朗、土耳其的爭端以擴大事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