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自主性概述
一、自主性問題
自主性問題是我們分析現代人精神疲軟現象的起點。所有精神疲軟的問題都是針對現代人的自由選擇或自主性而言的，一個不知自由選擇、沒有個體自我意識的人是不會產生精神疲軟的，比如，一個沒有人身自由的奴隸，永不會有精神疲軟。精神疲軟是一個有選擇自由的人的不情願選擇，隻有當一個人具備了一定的自我設計、自我實現的能力，或者意識到自己有條件獲得這種能力時，才有可能出現精神疲軟。如果連選擇的權力都沒有，怎麼談得上不願意選擇的問題。所以，精神疲軟是現代青年具有了某種自由選擇權力時出現的，也是改革開放時期的特殊現象。探討精神疲軟首先要了解現代人的自由及自主性問題。
1、自主性問題在中國
自主性是許多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都經常使用的概念，盡管每個人的理解不盡相同，但其基本含義是確切的。從心理學意義上講，自主性是指一種能夠自我控製、自己確立生活目標、實現生活目標的人格類型。具有自主性的人，積極參與社會實踐，善於發現生命的意義，有一定的獨立見解，不盲從權威和盲目順從社會時尚。自主者在順應環境的同時又能預測未來，具有明確的自我意識和社會評價能力。
對於傳統觀念來說，自主是一個陌生、全新的概念，對於封閉的社會而言，自主則是一種叛逆、不馴的人格，而對於改革開放的現代中國，自主則是青年人崇尚的理想人格和社會發展所需要的完善的人格。當代青年的所有優點與缺點都是圍繞著這個問題展開的。
當代青年大都把獨立與自主看作理想的人格境界，據上海市對12所高校1000餘名學生的調查，約有一半以上的大學生強烈地感受到。“自立對於獨立人格的塑造極為重要”，而最受大學生們推崇的人生格言是“走你的路，讓別人去說吧”和“自尊、自愛、自強”，根據另一項調查，當問及城市青年“你的最高理想是什麼”時，大約三分之一的人把幹一番事業放在首位。當代青年尤其看重人的自我完善、自我實現和自我奮鬥，這些都是自主性的體現。
為什麼當代中國青年如此看重自主性?
我們從曆史中走來，前方的任何誘惑都針對於我們對過去的厭棄和我們自身的匱乏。我國是一個封建傳統根基很深的國家，封建社會特別強調“大一統”的思想，這種“大一統”的思想對於維護中央集權和國家的統一固然有過積極作用，但於發展人的個性、人的能動性不利。在“大一統”思想麵前，沒有個體、自我的地位，個性被共性同化了，隻有群體的意識、類的意識，沒有個人意識。
這種抹煞人性、抹煞自主性的封建糟粕曾一度被誤作社會主義的優點而大加頌揚。尤其是極“左”思潮當道的年代，人們的個性、自由選擇、獨立思考和創造性受到了極大的摧殘和壓抑。在任何意義上，我們都不能低估極“左”思潮給一代人、甚至幾代人造成的深刻影響，正是這種影響規定了改革開放10年來，人們所向往的人格境界。
就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我們還生活在極“左”政治的高壓之下，人們仿佛被一種神奇的力量催眠了，失去了真實的想法、真實的欲望和真實的情感。每個人都如同政治機器上的一個部件，不停地、瘋狂地運轉，人們不知自己究竟要去向何方?在高速運轉的政治“機器”中，每個人都沒有一點私人的心理生活空間，公民們要定期向“組織”彙報思想，經常“自我反省、自我批評”，即使有了私下交流個人想法的機會也都變成了“談心”話動，蒙上了政治色彩。在“十年浩劫”中，每個人的命運都是基本固定的，升遷的機遇首先要由家庭出身來決定，隻有那些根紅苗正的人，才有可能擔任重要的工作，個人的選擇、努力在強大的政治標準麵前根本無濟於事。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社會結構較為單一，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差異並不很明顯，大家都穿同樣的衣服，帶同樣的飯盒，幹相差不多的工作，其中差異最大的恐怕還是農村人與城裏人。在這種均一的社會中，人們並沒有多少改變自己社會地位的內在動力，對於絕大多數城市青年來說，回城市當一名正式的國營工人乃是最高的目標。在一個“四人幫”所泡製出來的虛無縹緲的“烏托邦”麵前，每個人都是一個工具，一個實現“烏托邦”的手段，因而是微不足道的。
缺少升遷的機遇和升遷的內在動力，使青年人陷入一種被動、窒息的境地。他們為理想付出了狂熱，與自己卻絲毫沒有什麼改變。天長日久，為理想的奮鬥便成為了宗教式的例行祈禱。
此外，對領袖的盲目崇拜也深深地妨礙了人的自主性。人們對領袖的每句話、每個標點符號都堅信不移地貫徹執行，唯獨沒有自己的獨立見解。這不僅因為人們不敢表達自己的個人見解，而且也因為人們已經習慣於等待“最高指示”了。在革命的航船上，大家都是乘客，一概不許過問航行的方向和目標。因為舵手在掌舵，他已經完全代表了每個人的願望。
自主性的前提之一是個人的自我同一性，即我是我自己而不是他人的一種自我肯定。盲目崇拜使青年人喪失了自我同一性，並因而不知什麼是自己的選擇和自己的真正需求。青年們甘願把自己的一生交給別人來安排，唯獨沒有自己的評判、權衡與選擇。
匱乏往往以最強烈的形式加強了需要。粉碎“四人幫”之後，青年一代首先迫切感覺到的就是如何恢複自我同一性，恢複自己被壓抑多年的人性。當時，這個問題不僅是青年人的追尋，也是所有人的追尋。1978年開始，理論界開始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的大討論，開始對極“左”思潮進行清算。這種討論的前提是對於人的認識和行動主體地位的肯定，它要求恢複人的自主性，人的自尊。這一主題恰恰是改革十年來，青年人苦苦追求的目標。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要求的理想人格是什麼樣的呢?何種社會性格最符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發展需要?什麼樣的人能擔負完成社會主義由初級向高級階段過渡的使命?首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根本要求是創造大量的物質財富，大力發展生產力，離開了物質生產的高速發展，社會主義便不能夠生存。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運行，遵循著公有製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規律，商品生產依賴於社會分工，商品交換。因此，經濟需求成為人的活動的一個顯著的動力特點。所謂“經濟需求，即是在一定的經濟關係下，以社會勞動成果來滿足的需求。”它要求嚴格地區分“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不能說“你的也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經濟的運轉依賴人的經濟需求，而經濟需求使人格的調控機製由社會調控轉向了個人調控。在以政治生活為核心的社會，如“文化大革命”時期，人的行為直接由社會的政治利益調控，個人必須首先服從政治群體的利益，為之奮鬥，傾聽周圍與自己政治立場相同人的聲音。而以發展經濟為中心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人格的調控成為個人自我的事情，人們的生活的重要內容是獲得屬於我的那部分勞動成果，因此，自我的努力、選擇與追求變成了個人的私事，與社會的聯係比從前微弱了。在發展經濟的時代，人的大多數行為都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合理的經濟利益，人們要爭取最大的經濟利益。這一切都是靠人的自我意識來完成的，靠人的自立、獨立和自主性，不再會有某種外界的力量要求你去獲取經濟利益，而是你的那個自我要求你這樣做。於是，我們終於明白了，為什麼那麼多青年人高談自我實現、自我設計，那麼多青年學生高揚自我，這是為了使自己成為一個“經濟人”而進行的人格訓練。
當然，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不同於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前者是建立在公有製基礎之上的，因而它所要求的個人自主性是一種有高度社會責任感、融彙於集體主義精神之中的自主性。
其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一個過渡時期，所謂過渡意味著新舊交替、新舊衝突、新舊交織，一句話，意味著不確定。在這一過渡時期，我們不能指望社會給予什麼十分明確的指導，因為社會進程本身也處於探索和“摸著石頭過河”之中，因此，個人的自主性顯得格外重要。個人對未來的預測、對生活的正確理解、對社會的正確評價，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有力地影響和支配著人的行為。在這種不確定的狀態中，如何使個人認識到自己的責任和對社會的承諾，協調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關係，成為一個重要的問題。
最後，在過渡時期，隻有大力發展生產力，積極投身於經濟建設，才能加速過渡，使社會主義早日進入高級階段。過渡時期最反對的就是那種“假、大、空”，隻會喊口號，不會做實事的虛偽人格，最需要有知識、有文化、有道德、有理想的“四有”新人，更需要任勞任怨的實幹精神。當年猛打、猛衝的“紅衛兵人格”早已失去了光彩。
綜上所述，改革開放已經日漸顯露出對一種新人的呼喚和需求，對這種新人的細節我們尚不能描繪，但其本質特征已不難規定：這就是自主性。改革開放本身也在孕育著這種嶄新的人格，盡管還未能“分娩”出成熟的一代，可以預言，自主性的人將繼承老一輩革命家的為國奮鬥精神，既具有嚴於律己的高尚道德，又有合理的個人利益的追求，並且具有對社會的清醒的評判與超越，他能適應社會，又能超越社會。
由此出發來分析青年一代的心理問題，我們便會發現，傳統的思考框架已經失效：不能用守紀律與否、艱苦樸素與否來作為評判他們的惟一標準，這些標準也很有用，但應納入一個新的框架中。這就是，根據青年人是否具有自主性與自強性來衡量與評價他們。他們是生機勃勃、奮發進取，還是萎靡不振，精神疲軟；是具有崇尚理想、有所追求，還是沉湎於感官欲望、消極頹廢；是努力參與還是消極逃避；是努力生產與創造，還是旁觀、報怨；是發揮了全部潛能，還是浮躁、輕浮。
從這一框架看問題，我們立即會理解十年來青年人心理曆程的根本對立麵：精神“堅挺”，與精神疲軟。其他的問題都可以隨著這個問題的解決或多或少地得到解決。必須承認，當代青年距離自主性尚有一段距離，而精神疲軟現象正是在追求自主性的過程中出現的，是渴望自主又得不到自主時發生的。
2、非自主性≠精神疲軟
自主的人一定不會產生精神疲軟，但不自主的人不一定會出現精神疲軟。因為當人們滿懷希望之時，盡管缺少自我意識，但是，也會迸發出巨大的熱情。
在“文化大革命”中，人們並沒有真正的自主性，不知道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但是，人們並沒有發生精神疲軟，有時甚至充滿狂熱。盡管人們生活貧困，但革命的熱情卻始終不減。如何說明這一奇特現象?這種革命熱情是靠什麼維持的?
人們的精神狀態與人的生活水平並沒有直接的聯係，人的心理活動的積極性主要是由人們對世界的認知方式支配的，每個人都對自己的生活有一種獨特的理解與認知，如果他把現在的貧困看作是通向未來幸福的橋梁，他就會接受苦難，容忍貧困，並有可能為了未來的希望而犧牲現在。
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精神高漲並非是由自主性單一決定的，它也是由人的希望和人的理想決定的，如果某種理想強烈地吸引著人們為之奮鬥，使人們為之忘我、獻身，它所誘發的精神高漲可能大大超過了自主性的作用。
我國的社會主義道路經曆了許多坎坷和磨難，但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包括“文化大革命”的前期，任何挫折都沒有使人民大眾泄氣，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心理規律具有雙重效應；一方麵，它保證了人們一如既往地走社會主義道路，始終保持旺盛的革命熱情；另一方麵，它促使人們在少數人的利用和領袖人物失誤的情況下，以更大的熱情犯更大的錯誤，以更大的能量進行更大的破壞，最終釀成了“十年浩劫”的巨大悲劇。
在我們建設社會主義千秋大業的過程中，固然要千方百計地調動人民的積極性，保護人民大眾的革命熱情，但不能以此來代替對經濟運行機製的遵循，代替自我批評的精神，掩飾自己的缺點。當50年代末我們迫切需要糾正經濟工作中的急躁冒進、按照經濟規律搞建設時，個別領導同誌則認為，“不要提‘反冒進’，一反就泄了氣，六億人，泄了氣不得了”。出於政治原因，這種說法不無道理，但從經濟發展上看，僅僅出於不使人民“泄氣”便不檢討經濟工作中的失誤，是得不償失、損失巨大的。這種過於強調精神作用，為了保持人民的士氣，不顧經濟規律的做法，實質上是一種唯心論的“精神萬能論”，“精神萬能論”把人的精神追求與物質利益對立起來，從精神世界裏去尋找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很容易為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四人幫”抓住這一點就大做文章，鼓吹什麼：“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張春橋公然宣稱：精神萬能論是對的，隻有通過某種精神力量才能調動人們的積極性，促進生產和其他事業的發展。對精神能動性的“濫采”、“濫伐”，必然傷害十億人民的精神元氣，最終導至精神的厭倦和疲軟。
我們應當積極調動十一億人民的主觀能動性，但不能再象過去那樣不擇手段地把這一任務當作最高目標。建設“四化”需要熱情，但不能依賴狂熱。熱情應發自內心，來自明確的目標，化作切實有效的行動。
現在，有一些人十分懷念五六十年代的人心齊、幹勁高的革命熱情，想往那個年代的純真，這是不切實際的，對於推進改革開放的事業有害無益。曆史車輪不能倒轉，時代在前進，如果那種熱情重新回來，那個時代的某些弊病也會重新返回，這是誰也無法接受的。
真正成熟、持久的精神高漲不能來自群體的盲目和幻覺，隻能來自人的自主性，來自深思熟慮的心靈，來自個人對社會的承諾和對人生目標的選擇。我們從前的革命熱情固然可貴，但它沒經曆個人意識的審慎評價與選擇，是一種直接的群體意識，它必然要為個人意識所超越。我們所處的曆史階段還未能超越“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個人意識階段，物質文明的發展未能使我們達到彼此不分、彼此合一的精神境界，因此，個人意識在很長一段時間還是很有用的，社會發展需要個人意識來調節。社會的引導應體現為盡力去除個人意識中的消極方麵，如自私自利，發揮個人意識中的積極方麵，如責任、義務、承諾。自主性，使人們在理性光輝的沐育下，為社會發展做出貢獻。我們相信，在個人意識中，一定能找到與社會目標、集體利益相接壤的地帶，也一定能找到超越個人利益的動力源泉。
3、自由的雙重性：獨立與孤獨
自主性是一個不易達到的人格境界，獲得自主性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包含許多環節。
自主性的起點不能是群體意識，而是個人選擇的自由，隻有當個人從群體意識中獨立出來，擺脫了虛幻的羈絆之後，才可能走向自主性。所以，個人的自由選擇是自主性的必要前提。
毋庸置疑，改革開放以來，個人的自由與權力是越來越多了，社會對個人的控製越來越鬆，選擇的範圍也越來越大。現在，每個青年人都有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的可能，隻要勤勞守法、能幹，就能夠獲得幸福。每個人都不再認為人生具有不可改變的固定性，而是認為在自己的前程上充滿了不確定性，布滿許多機遇與挑戰。這種自由感是中國人改革開放以來的一個基本的心理變化和性格變化，具體表現為人們不再壓抑自己的個人願望，言行舉止沒有多少顧慮，顯得更輕鬆自在了，人們不再為政治問題而恐懼、擔憂，不再有人人自危的焦慮了，心頭的陰霾已被驅散。然而，自由感的出現，也帶來了一係列新的問題，如人們有足夠的心理準備承受這種自由嗎?自由的範圍像人們感受的那樣廣泛和不受約束嗎?
麵對經濟改革的大潮，人們經曆著利益的重新分配與改組，自由度的增加，使一些人從社會底層一躍成為富翁、“萬元戶”，而另一些養尊處優的人則經濟地位日趨下降，一些人如魚得水，另一些人則望洋興歎。無論如何，正如當初亞當、夏娃偷吃智慧果那樣，想讓他們不再精明為時已晚，自由的精靈一經從魔盒中放出，誰也無回天之力了。
對於一個對自由很生疏的人來說，自由象一個既誘人又燙手的栗子，其果實很甜，但拿起來燙手。有一則故事訴說著很深的道理，有一個小偷因扒竊被關進牢裏，在囚室他失去了自由，幾天以後，他被釋放了，但他無家可歸，經過顛沛流浪，他感到厭倦，於是回到警察局，請求警察把他重新關回牢裏。這則笑話說明了一個無競爭力、無適應能力的人是多麼的不習慣於自由，正如弗洛姆在《對自由的恐懼》一書中指出的：“如果整個個體化過程所依賴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條件不能為個人實現提供基礎，而人同時又失去了那些給他以安全的聯係，那麼，這一脫節現象就會使自由成為一個難以承受的負擔。那時，自由就會變為和懷疑相同的東西，等同於一種失去意義和方向的生活”。
在我國的曆史上，還從未出現過當代這樣的自由問題，在中國的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幾乎沒有個人的位置，可以說，如何對待人的自由，怎樣去解釋它，對中華民族來說是一個十分陌生的問題。好在這個問題是西方社會中，資本主義取代封建主義的過程中出現過的，我們可以借鑒其意義。弗洛姆在《對自由的恐懼》一書中曾精辟地分析了自由在資本主義中出現的過程，對於我們理解中國人的現實處境不無啟發意義。
在西方的中世紀，個人普遍缺乏自由，每個人都被自己在社會秩序中扮演的角色所束縛，個人很少有機會遷徙，必須待在出生地，甚至連吃飯、穿衣也不能隨己所好，工匠們必須按確定的價格出售產品，農民賣東西必須在固定的時間和固定的地點，不許自由買賣，不許自由定價，“規則和義務支配著個人生活、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
然而，個人盡管看上去很不自由，可他不會感到孤獨和孤立。自出生起，人在社會領域中就擁有一席明確的、毫無疑義的位置，人們植根於一個結構穩定的整體中，因而，其生活就有了無可置疑，也無須懷疑的意義。社會秩序被當作自然秩序，個人作為它的一部分而從中獲得安全感和歸屬感。中世紀幾乎沒有競爭，人一出世便處於一個確定的經濟地位上，由傳統習慣決定的經濟地位保障人的生計，在經濟地位上絕少改變自己。
中世紀的人經曆了許多生活的痛苦與磨難，物質短缺，但有教會對人的苦難進行解釋，這一切都是亞當和每一個罪過造成的結果，這種解釋使痛苦變得更易忍受。由於人們相信上帝的仁愛，加上人們生活的範圍很有限，所以，並沒對生活的苦難發出多少抱怨和不滿。
雖然中世紀的社會結構給人以安全感，但它同時也使人處在牢牢的束縛中。人們沒有選擇未來、選擇職業的自由，更沒有什麼發家致富的機遇，確切地說，當時的人們根本沒有這種自由的需要。真正具有自我意識的個體尚不存在，人仍然靠“原始紐帶”把他和世界相聯，談到自己或個體，人們首先想到自己從屬於哪個行會、哪個社會階層，是牧師還是小商人，他還不能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個體，也未曾想到其他人的個體性。“人們覺得自己隻是一個家族、民族、黨派或社團的成員，他隻是通過某種普遍的類的存在才意識到自己”。
在中世紀後期，社會結構和人的個性都發生了某些變化，中世紀的社會統一性和集中性變的更虛弱，隨著資產階級力量的興起，資本、個人經濟、積極性以及競爭變得越來越重要，社會各階層中都可以發現一種日益增長的個人主義。尤其是經曆了文藝複興運動，產生了一批富有主動進取精神、精力充沛、野心勃勃的資產階級新人，並培養了人的個體意識。人們開始意識到，他的個體自身、其他的人，以及這個世界都是獨立的實體。
然而，西方人從擺脫中世紀、獲得自由的那一天起，就感受到了自由的雙重後果：廣大群眾沒能分享到統治者的財富和權力，也很少成為資本家，他們獲得了自由感，但失去了以往具有的安全感，成為一盤散沙，失去了凝聚力；另一方麵，富裕的貴族和新興的暴發戶因為經濟活動和財富而擁有了自由感和獨立感，但是，他們也失去了中世紀曾提供的安全與歸屬感，他們確實更自由了，但也更孤獨了。他們為了獲得財富和權力，必須殘忍地使用各種手段，和諧的人際關係被玩世不恭的超然態度所取代，其他個體被看作利用和操縱的對象，為自己的利益而服務。因此，新的自由給人們帶來了兩樣東西；一是增加了人們的力量感；另一個是使人們同時感到越來越孤獨、懷疑、猜忌和焦慮。
隨著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的發展，資本主義的精神逐漸形成了，在西方中世紀，人們認為人的經濟活動隻是個人行為的一個方麵，應從屬於人的道德規範，物質上的富裕有助於維持個人的生存，但它並非是最重要的，經濟活動從來沒有成為獨立的活動，它必須與道德目的或宗教事業有關。人們尋求維持生計所必需的財物，這是正當的權力，但過分地追逐，則不是進取，而是貪婪，是不可寬恕的罪過。當資本迅速積累、對外貿易日益擴大，當舊的行會製被徹底打破，新的競爭機製業已形成之時，一種嶄新的社會心理便形成了。人們開始珍惜時間，生活的節奏開始加快，人們不再享有田園般的悠閑幸福，人的精神跟著資本的滾動快速地運轉。講究效率成了最高尚的美德，追求財富和物質利益成為最吸引人的欲望，世人皆在競相做生意，爭占獲得最豐富的位置，藝術和科學研究被看作低賤的活兒而無人問津。
這種經濟變化的後果影響著每一個人，中世紀的社會製度已被摧毀，它曾給予個體的那種穩定與安全，也遭到相應的破壞，隨著資本主義的發端，社會中所有階級都開始變化，在新的經濟秩序中，以往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固定位置已不複存在，個人變得孤立無依，一切事情都要靠個人的努力，不能再指望傳統的安全地位。資本主義使個體獲得了自由，擺脫了以往大一統體製的限製，使個人得以自立，允許個人去碰運氣，個人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
資本主義對中世紀封建社會的取代，把人拋進了一個自由與孤獨的兩重性世界，對此，弗洛姆描述道：
個體擺脫了經濟和政治聯係的束縛，在新的製度中，由於必須扮演一種積極、獨立的角色，他還獲得了切實的自由，但同時也脫離了曾一直給他安全和歸屬感的那種聯係，他已不再生活在一個以人為中心的封閉世界裏，世界失去了對他的限製性，同時對他構成威脅。由於每個人都是潛在的競爭對手，他和同伴關係已變得敵對和疏遠。他是自由的，也就意味著他是孤獨的，受到各方麵威脅的。他沒有擁有文藝複興時期資本家所擁有的財富與權力，他還喪失了與宇宙之間的協調性，一種個體虛無性和孤立無依的感覺吞沒了他。天堂是永遠地失去了，個體孤獨地麵對著這個世界，象一個陌生人被扔進了一個漫無邊際的危險世界中，新的自由當然使人深感自身的不安全、無能為力；使人產生懷疑、孤獨和焦慮感”。
人們獲得自由後，自由便不再成為一個問題，隨之而來會產生新的問題，怎樣享有個人的自由，我們用自由選擇來做什麼?如果人們的孤獨、冷漠令人不堪忍受，人們便會逃避自由，甘願重新交出自由，讓權威統治自己。曆史發展過程中的很多事實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二、從自主到逍遙
追求獨立與自由是當代中國青年的一個根本特征，在十年的苦苦追求中，他們得到什麼?弗洛姆所描述的追述自由到逃避自由的心路曆程，對於理解當代青年的精神疲軟是否也具有某種參照價值?
新中國建立之前的舊社會雖然不等同於西方的中世紀，但中國的封建社會延續了2000餘年，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就建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廢墟之上，封建社會的殘餘還嚴重地束縛著人們的思想。我們的改革是在堅持社會主義製度的前提下，改變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中那些束縛生產力發展的一係列相互聯係的環節和方麵，清除體製上的種種弊端，而體製上的弊端又與封建主義的殘餘影響密切相關，“如社會關係中殘存的宗法觀念、等級觀念；上下級關係和幹群關係中在身份上的某些不平等現象；公民權利義務觀念薄弱；……文化領域中的專製主義作風；……”因而掃除封建主義的影響是改革的題中應有之義，是一項十分迫切而又十分艱巨的任務。從“人”的角度來說，封建殘餘的種種影響集中表現為對人的主體地位的束縛，對人的自主性的扼殺；從這種意義上說，掃除封建影響，就是人的個性的解放，就是人的尊嚴、人的自主性的突現。的確如此，我們的改革開放不是已經賦予了個人以越來越多的自主性，使人的單純的、群體的、類的意識轉化為與集體意識相融的個人意識嗎?改革是為了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商品生產就要求承認個人利益的合理性，承認競爭、個人選擇，而這對於過慣了有固定社會位置的群體生活的人，既是一個展現個人價值的機會，又是一種風險，一種負擔，於是有人弄潮了，有人彷徨了，也有人逃遁了。從精神狀態方麵說，這是否與資本主義取代中世紀、西方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發展初期的人們的心理境遇有某種相似之處?
1、我飛上了青天，卻發現自己從此無依無靠
當一個嬰兒以第一聲啼哭向世界證實自己的出生時，他作為一個生物實體已經與母體分離了，但嬰兒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絲毫離不開母親的照料，另一方麵，母親也離不開嬰兒，母子的這種緊密結合後的共同生活被稱為“共生”。這種“共生”給嬰兒以安全，並使他獲得一種歸屬感和依戀感。盡管嬰兒的身體與母親分離，但在精神與情感上，嬰兒與母親並沒有分離，他不知母親是與自己不同的對象，他覺得自己是母親的一部分。後來，開始了分離——個體化過程，在母親的照料下，嬰兒開始從對象的表象中區分並分化出他自己的表象，並把母親和其他物體看成自己以外的存在物，這就是心理誕生的開始。從此，嬰兒開始探究外麵的世界。他起初把興趣放在母親所提供的物體上，如玩具、奶瓶等，但主要興趣還是在母親身上，當得知母親不在時，他就會情緒低沉，行動滯緩，對周圍的興趣降低，甚至痛哭。到了3歲左右，母親的表象作為一個外在的實體得到了大大的鞏固，即使母親不在眼前，兒童也能在心理上保留母親的表象。這標誌著分離——個體化的最主要的目標“自我”已經形成了，嬰兒開始學會區分“你”與“我”，萌發了“我是我”的自我同一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