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戲
入明以後，與木偶戲一樣，影戲逐漸失去了在城市瓦舍勾欄裏立足的社會根基，並受到日益繁盛的戲曲的排擠，遂一蹶不振，苟且偷生於裏巷鄉間，成為不為文人重視的小道、末技，罕於文獻記載。明初還有杭州瞿祐曾經在詩裏吟詠影戲（見清·俞琰編選《詠物詩選》引瞿祐《影戲》詩），並在他的一首《看燈》詩裏說：“南瓦新開影戲場，滿堂明燭照興亡。看看弄到烏江渡，猶把英雄說霸王。”（明·田汝成《西湖遊覽誌餘》卷二十引）似乎在他的時代，杭州瓦舍勾欄裏還有表演曆史故事的影戲在作場。但是以後，影戲的蹤跡就很難尋找了。知道的，隻有萬曆年間的山陰人徐渭做有一首《做影戲》的燈謎詩，曰：“做得好，又要遮得好。一般也號子弟兵，有何麵目見江東父老。”（《徐文長佚稿》卷二十四）從中可知當時的江浙一帶的影戲仍然是以表演楚漢戰爭一類曆史故事著稱的。
清初無名氏小說《檮杌閑評》第二回描寫明清之際河北肅寧縣一個家庭班子到山東臨清地方表演“燈戲”的情況：“那男子取過一張桌子，對著席前，放上一個白紙棚子，點起兩支畫燭。婦人取過一個小篾箱子，拿出些紙人來，都是紙骨子剪成的人物，糊上各樣顏色紗絹，手腳皆活動一般，也有別趣。手下人並戲子都擠來看……直做至更深戲才完。”其中所說的“燈戲”，實際上就是紙影戲，影人用紙骨子剪成，糊上彩絹，用蠟燭投影在白紙棚子上表演，演出在夜裏進行。好像當時當地影戲演出已經不很普遍，所以人們才像看稀罕一樣擠著看燈戲，連戲曲藝人也不甘落後，這再次反映了影戲衰落的狀況。
入清以後，影戲在民間逐漸重新興盛起來，並屢見於史書的記載。如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李聲振《百戲竹枝詞》裏有詠影戲詩曰：“機關牽引未分明，綠綺窗前透夜檠。半麵才通君莫問，前身原是楮先生。”其小注曰：“剪紙為之，透機械於小窗上，夜演一劇，亦有生致。”“楮先生”即紙，這是紙影戲的表演。乾嘉時期黃竹堂《日下新謳》裏詠傀儡戲的詩有句：“弄影還從紙上看。”自注曰：“剪紙象形，張隔素紙，搬弄於後，以觀其影者，是為影戲。”上述都是北京的情況。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永平府誌》記載河北灤州正月民俗：“通街張燈、演劇，或影戲、戲之類，觀者達曙。”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臨潼縣誌》“戲劇”條也說陝西當地“舊有傀儡懸絲、燈影巧線等戲”。乾隆時浙江海寧人吳騫《拜經樓詩話》卷三雲：“影戲或謂昉漢武帝時李夫人事。吾州長安鎮多此戲。查岩門《古監官曲》：‘豔說長安佳子弟，熏衣高唱弋陽腔。’蓋緣繪革為之，熏以辟蠹也。”從中知道乾隆時海寧長安鎮影戲是唱弋陽腔的。乾隆末年福州也有紙影戲的活動，所以清人陳賡元《遊蹤紀事》裏所收《影戲》詩說：“衣冠優孟本無真，片紙糊成麵目新。千古榮枯泡影裏，眼中都是幻中人。”乾隆年間成書的《紅樓夢》第六十五回尤三姐辱罵賈璉時說：“提著影戲人子上場兒——好歹別戳破這層紙兒。”是一句活在人們口頭上的以影戲為題的歇後語，它的前提則是影戲在民間的普及。四川影戲也唱弋陽腔，嘉慶乙醜（1805年）刊本《成都竹枝詞》裏詠成都燈影戲雲：“燈影原宜趁夜光，如何白晝即鋪張。弋陽腔調雜鉦鼓，及至燈明已散場。”還可以知道它是白天演出的，所以詩人表示了疑惑。清末廣東潮州紙影戲盛極。道光時汪鼎《雨菲庵筆記》卷二“蛇虎怪異”條說：“潮郡紙影戲亦佳，眉目畢現。”卷三“相術”條說：“潮郡城廂紙影戲歌唱徹曉，聲達遐邇，深為觀察李方赤璋煜之所厭。”光緒年間成書的小說《乾隆遊江南》第八回也描寫到潮州的紙影戲：“趁著漆黑關城的時候，兩個混入城中，在街上閑看些紙影戲文。府城此戲極多，隨處皆有，若遇神誕。走不多遠，又見一台，到處熱鬧。有雇本地戲班者，有京班蘇班者。鹽分司衙門，時常開演，人腳雖少，價卻便宜。”浙江紹興民間也曾流行影戲，後有禁令說：“近聞關廂內外，有種好事之徒，沿門苛派，勒索錢文，黑夜招搖扮演影戲，此街彼巷，徹夜不休。”（清代紹興師爺傳抄秘本《示諭集錄》）
北方最為著名的影戲流派為灤州影戲。據說它的創始人名黃素誌，為明萬曆間人（一說為嘉靖間人），他屢試不第，遊學關外，在當地創做了彩色紙影戲，後又改用羊皮，以借神道設教的形式來驚醒這個奸詐淫邪社會裏的愚民眾生。1958年在河北省樂亭縣發現的明萬曆抄本影卷《薄命圖》，是灤州影戲最早的劇本之一，也是它的獨有劇目。灤州影戲最初的樂器隻有一個木魚，念誦劇本稱為“宣卷”，可見它與講說佛經有著深刻的淵源關係。後雜取弋陽腔，清代雍正年間開始吸收昆曲，乾隆末年添加四弦琴。道光年間，樂亭縣小高莊高述堯著手改革灤州影戲，改造音樂，創作劇本，使灤州影戲走向一個新的階段——樂亭影戲階段。樂亭影戲具備了獨備特色的音調唱腔——灤州影調，它是在吸收了樂亭境內的民歌、民謠、俚曲、叫賣、哭喪調等鄉土音調基礎上形成。清末民初時，樂亭縣有40多個影戲班子。灤州影戲最後定型為以驢皮雕刻，它的影響遍及冀東、東北各地。